程彤光/文

辛亥革命以后，依托米、布、丝、钱“四大码头”所奠定的基础，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外国资本无暇东顾的良机，无锡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无锡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初步确立，享有“小上海”之美誉。由此形成的物流、人流对城市建设和交通发展提出了内在要求，引发了一场要不要“拆城筑路”的争议。民国4年的《新无锡》报曾连续发表文章展开讨论，荣德生等一批社会名流也参与其中。有人甚至联名电禀南京军巡两署发表意见，也有外地人士致函无锡市市董事事务所进行“商榷”。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足见“拆城”之争影响之大。

围绕“拆城”问题，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拆城“为时太早”,应当“缓议”。“缓议者”分别从御外侮、制内乱、防盗匪等方面阐述了“倚城为保障”的重要性。有文甚至称“无锡逼近太湖，各乡枭匪纵横”，“城内为绅商菁华所萃，尤匪所垂涎”，一日城墙拆除，则盗匪“呼啸而来，饱掠而去，如入无人之境”，为“谋地方之安宁与自治”，故须“慎重于事先”。

而以荣德生为代表的“主拆者”，着眼“时势之要求”，主张“急宜拆城不可迁延贻误”。荣德生曾连续三天在报上发表《无锡宜拆城以改良地方说》一文，充分陈述了自己对拆城筑路的见解。

针对“城墙御敌”说，他指出今日“有攻城大炮、地雷、炸弹等种种利器,尽一炮之力，无坚不摧，城于何有！而不于军械之精良是求，犹欲赖此以自固者，岂非至愚！”针对“城墙制乱”说，他认为区别于金陵要地，“无锡非用兵必争之地”，且是否遭乱与有无城墙并无干系。他还以辛亥革命无锡光复时“不费一矢，而县令逸”的事实为凭，说明靠城墙制内乱的想法是天真的。针对“城墙防盗”说，他指出“城居者有城垣而安，然则乡居者亦未尝以无城垣而不安。可见有与无相若也”。

光复门（1912年）

荣德生“拆城筑路”的主张，确系“锡邑之发展”的长远之计。当时的锡城“工厂林立，且岁有创设”，“有大宗之丝茧”，“有万商云集之米麦市”，已是“财富之区”。“然市街之狭窄”“实为商业进步之一大障碍”。一些“慕锡邑之盛名”前来游玩的“他乡之人”，也因“街市之狭隘”、“局面之不广”索然而去。为此，荣德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拆去城墙，填塞里城河，而成为空场，于是就中央筑马路，两旁建市房，渐推渐远，期以数年，而整然秩然之新市街完全成立。”文章列数拆城筑路之“四利”：其一，“附近之地价必增至倍蓰”；其二，“商店渐多，商业益振”；其三，“道路宽广，往来便利”；其四，“房屋轩爽，气象焕新”。他还以上海县城、杭州西湖边拆除城墙后“俱得优良之结果”的事实，说明拆城筑路是“大可效法”之举。

这场“拆城”之争，虽在当时未见明确结论，但由此引发了锡城民众对城市建设、交通发展的普遍关注和思考，这在无锡城市发展史上应当说是一次影响广泛的讨论。难怪当时报章称其为“空前绝后之事件”。“拆城”之争使拆城筑路图无锡发展的认识逐步统一。据《无锡市志》载，由于“拆城呼声很高”，民国17~18年，无锡县长孔宪铿、孙祖基均曾呈文省府，要求拆除城墙改建马路。当时省府鉴于各地均要求拆城，财力有限，故批示“缓办”。至民国35年，又有工商人士及地方名流议案上报也未果。直到1949年无锡解放，当年12月无锡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才付诸实施，拆除城墙建成现今解放环路，为无锡城市建设拓展了发展空间。

1951年的古城墙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今天，回首民国初年那场“拆城”之争，犹让人感慨良多，正如荣德生所指出的，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须有“超越寻常”之见，思“无锡之将来”，谋“远大之规画”，“天演自然之理，吾人贵顺其道而行之”。

（图片来源：《无锡旧影》《城市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