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召开了一场服饰学会大展，以表现中国艺术对西方时装设计的影响。

在众多设计大师的作品之中，有一件绣工精美的墨绿旗袍，漫长的岁月在它身上流过，却愈发显得芳华璀璨。

关于这件旗袍，它的标签是这样写道的：这是1976年由顾维钧夫人赠送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礼物。

旗袍的主人，正是被评为“中国最会穿衣服的女人”黄蕙兰，而她和顾维钧的婚姻，曾被称赞是外交史上的珠联璧合。然而两人兜兜转转三十六年，最终在顾维钧辞去外交官一职后，宴席散尽，帷幕落地。

对待这一场婚姻，或许，他们都未曾真正走入过彼此的内心，又或许，他们曾经见到过，最后在一点点的忽视中分崩离析。

原来，一段长久的婚姻，是要两个人都愿意去为彼此的感受考量的，若是一直以自己的姿态去爱，终究是一场永远都得不到回应的付出。

1920年，三十二岁的顾维钧作为驻美大使，任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的代表。

那天，他参加了一场宴会，于外交官而言，这和其他的宴会没什么两样，但对顾维钧来说，却不一样了，他在宴会厅里看到了一张照片，里面的姑娘叫黄蕙兰，是印尼华侨首富最疼爱的小女儿。

当二十七岁的黄蕙兰说：“我明天要到枫丹白露去郊游。”

顾维钧会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她：“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第二天，来接她的是一辆由法国政府提供，配有专职的司机，并且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轿车。

一个是有钱的富家千金，一个是有权的青年外交官，他们的相遇便是由这样喧嚣的浪漫开了头。

哪怕是思想前卫，精通六国语言的黄蕙兰，依然无法抵挡这位让她享受到至高无比特权的男人，因为在他的身后，这是她所未见到过的全新的世界。

约会时，顾维钧谈到之前的国事活动都有妻子陪伴，黄蕙兰便接了句：“可惜你的妻子去世了。”

顾维钧无奈道：“是啊，而且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需要一位母亲。”

黄蕙兰看着他的眼睛，到底是问了出来：“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

顾维钧点了点头，“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她没有问顾维钧是看上她的家世还是爱上她的人，同样的问题，她也没有问过自己。一个女孩就这样答应了。

对黄蕙兰来说，这是一桩令长辈满意的婚事。对一个青年外交官而言，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当自己的夫人。

同年十月，两人在比利时使馆举行了盛大婚礼，然而当天晚上，新郎在书房忙着准备第二天的会议材料，紧接着连夜坐上前往日内瓦的轿车，把新婚的妻子独自留在了布鲁塞尔。

两人婚姻的开始像一场经过算计的合作，他们看见了彼此带来的好处，却唯独没有发自内心的欢喜，等到有一方不再需要这些条件时，也许就是这场婚姻走向终止的那一天。

当顾维钧夫妇第一次在日内瓦正式举办午宴时，黄蕙兰却发现丈夫没有跟她商量，便和管家将一切都安排好了，这让她有些不快，兴许是顾维钧意识到她的感受，便让她负责餐桌的装饰。

那时的黄蕙兰还年轻，不懂得外交礼节，一看见丈夫在她座位两边摆了不喜欢的人，便迅速按自己的脾气重新排过座次。等安排妥当后，这才满意地回房间换衣服。没想到刚化妆完毕，她的新婚丈夫便敲了卧室的门，进来给她上了第一节外交课。

“蕙兰”，顾维钧说，“这不是你的私人宴会。你是为中国国家款待客人，要按照他们的品级安排座次，这才符合礼仪，不致让客人有失体面。”

一开始，黄蕙兰形容自己的失误，在顾维钧眼里是“像他所能希望的那样天真，即使我犯的错误也是那么使人安心，讨人喜欢” 。

但顾维钧的这位太太不是一般人，她的父亲是印尼爪哇的华侨首富，母亲是中国城内第一号美人。

从小，她便被母亲带着周游世界，有私人教师教导外语、艺术和礼仪，她有美貌，甚至天生擅长交际，所以，当她被顾维钧领进外交世界时，她成长的速度是极快的。

“后来，我懂得了礼仪的重要。我认真学习外交圈子里的规矩，我变得如此擅长，以致我丈夫不再依靠使馆的礼仪专家，反倒倚仗我的指点。”

在遇见顾维钧之前，他在法国《凡尔赛和约》会议上，那场否认条约中有关山东问题处置的激烈演说，只是一纸新闻。

但在遇见他之后，身为顾太太的自己，逐渐理解丈夫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并且在静坐倾听中学习到有关政治和权力活动的知识。

她说：“我对中国的爱国心并没有因政治而变得复杂化。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爱中国。”

旁人道，他们是为利益而走到了一起，可那个时期的顾维钧夫妇，彼此扶持所走过的中国外交困境，却不足为外人道去。

在黄蕙兰的一本供客人题字的纪念册上，有外国友人曾用英语称赞她是“远东最美的珍珠”。

她逐渐在外交上有了自己的见解和认知，同时也希望得到丈夫的肯定，哪怕他忙得连给打扮整齐等待他赞许的妻子，都只是心不在焉地看过一眼。

有一晚会议结束，黄蕙兰发现丈夫有些情绪，便问道：“是不是我有什么举止不当的地方？”

顾维钧走了过来，没有伸手搂她，而是拿起她卸妆后随意放到桌上的钻石耳环，他的目光落在耳环上，没有一点是在望着妻子。

“我曾送给你我仅有的力所能及的首饰。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

这句话让黄蕙兰目瞪口呆，紧接着，顾维钧要求她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理由是他买不起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他计划买下施肇基公使的一辆小英国汽车，价格不贵，是他收入的合理配置。

听到这里，黄蕙兰冷静了下来，对他说：“我在和你结婚以前从来不懂得政治，但是我并不傻。我知道别的国家怎样看今天的中国，他们把它看作一块可以进行经济剥削的地区。

“我曾经在爪哇生活。在那里荷兰人看不起中国人，除非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不理睬他们。

”为什么我们不坐爸爸花得起钱买给我们的好汽车？我有珠宝饰物，为什么别国的外交官妻子们在盛大集会中用她们所有的一切装扮她们自己而我却要把我的珠宝弃置一旁？

“如果我们和旁人同样做法，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

黄蕙兰意识到国外社交界会从外交官夫妇的表现来看待中国，所以，她自掏腰包装修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

为了体现中国形象而不失大国颜面，家具器物都从国内运送出国，在那样经费拮据的战争时期，黄蕙兰尽自己的所能支持顾维钧，支持中国的外交事业。

所以，当她听见丈夫对自己有这种想法时，无异于刺伤，她并不是挥霍，凡是父亲寄来的钱，她都会交给顾维钧保管，有需要才向他拿。但自己这样的回答，却没有得到丈夫的回应。

“他和我结婚并不是希望我走到他事业的前面。他娶妻子是把她当作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作家中的一把安乐椅。

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而又气愤。”

黄蕙兰一直以自己的姿态去爱着她的丈夫，给予他足够的体面和事业的帮助，但却在他的冷漠中发现，他仿佛是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主角，逐渐承认他娶了一个有个性的人为妻的现实。

后来，顾维钧回国内工作，黄蕙兰就一掷二十万美金买下了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作为公馆。彼时她也不用再交际应酬，便申请加入了当地的医护队。

那个时候，她每天工作八小时，发现很多女性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照顾家庭，便申请了夜班，因为她自己的白天可以睡觉。

每当飞机轰炸过后，她就为那些在废墟中寻找生命的人提灯，那时，她知道了战争的残酷，真正的受害者，是“无权发动或停止战争的平民和儿童。”

她说，自己见识少，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世情。

黄蕙兰喜欢养狗，外面的人说，顾太太养一只小狗的钱就够一户人家吃用三个月。她听了很羞愧，便只留下三只狗，而那些狗狗的花费则被用于在大门外设粥棚，从不间断，直到她离开北京。

有一次，她生病了好几天，秘书把小狗带去看她。午饭时，顾维钧发现小狗不在，秘书告诉他说在夫人房间里，且夫人发着高烧，病得很厉害。

顾维钧打开房间，站在门边，问她：“好点了吗？”

她说：“我这是流感，你还是要躲开一点的好。”

顾维钧点了点头，只说了句：“那好，多多保重。”

直到她病痊愈了，黄蕙兰才见到自己的丈夫。

原来，当一个人在为对方的感受考量、小心谨慎时，换来的却是另一个人理所当然的忽视，那在这样的感情里，连最后的一点维系也所剩无几。

在战争的席卷下，黄蕙兰的财产在伦敦被没收，爪哇又被日本人占领，她发现父亲给她寄来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于是，她开始试着过一种独立而简朴的生活。

从1952年开始，她在华盛顿作巡回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她穿上优雅的中式旗袍，站在讲台上以智慧自食其力，也会为每次拿到的演讲报酬而兴奋不已，这些都让她重新认识了自我。

1956年2月，顾维钧递交辞呈，4月，被免去“大使”职务。同年，顾维钧向分居了二十年的妻子黄蕙兰提出离婚，娶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遗孀，严幼韵为妻。

和顾维钧离婚后，黄蕙兰选择隐居在纽约曼哈顿，日常靠父亲剩下的五十美金的利息生活。没有仆人的独居，让年逾六旬的她开始学习自理，但她却能在这种“落魄”中自得其乐，学做饭，生炉子，遛小狗。

一个女人真正的高贵，是无论到何境地，都能用心经营起自己的生活。

黄蕙兰这一生从繁华旖旎的富贵中走过，出身优越，才华相貌一流，还拥有极好的处事分寸，有爱自己的两个儿子，和顾维钧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关系很好。她把一切都经营得井井有条，除了自己的婚姻。

晚年，提及顾维钧，她只平静地说了句：“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好的婚姻，从来不以利益为前提，不以条件为开端，往往都是先听从内心去做选择。

如果在一开始，他们问过自己一句：“你真的愿意吗？你真的爱他吗？”

或许，这个故事的结局，也便不会如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