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三十七：日本佛教的世俗化2

(2)佛教宗派的发展
日本政府让佛教完全依附神道的做法，在日本佛教内部引起强烈不满。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成等人在1872年曾到欧洲视察，对外国的宗教兴盛感到惊奇，觉悟到宗教对国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回国途中又游历了印度各地。回国后上书教部省，把他们见闻到的欧洲宗教盛行情况及教化意义作了介绍，并提出《三条教则批判》，要求信仰自由。他们大唱" 神佛二教分离说" ，屡次上书教部省，申诉他们的主张。明治政府不得已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明治八年(1875年）五月废除" 大教院" ，在各宗分别设置学林、学校；明治十年(1877年）又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部省社寺局。社寺局设置以后，明治十七年(1884年），政府下令废除教导职，规定委派神道教、佛教各派管长。这样，各宗才规定了宗制、寺法。这是各宗设置管长的开始。

明治时期流行的佛教宗派，共有12个：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融通念佛宗、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真宗、日莲宗、时宗、黄檗宗。自从宗制、寺法制定以后，各宗的制度也大体完备，各宗各派都在本山推戴管长；各宗都在东京设置本山的支所，地方上大都分有数区，设置教务所，分选举区域选举议员，各宗大事全由议会协助解决，各宗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或三、五年召开一次，议员一般被称为" 会众" 或" 赞众" ；在教育方面，各宗划分教育区域，设立学校，多的如曹洞宗，设了30个中学林，少的如天台宗仅设东、西两个学校。学校有中学和大学两部分。这一时期，学术知识的进步日益给佛教带来一些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难题。
这时期的佛教宗派在组织上具有中央集权化的特点。1882年规定神道教和佛教各派都设" 管长"。规定各宗设" 总本山" ，各派设" 本山" ，各宗各派都设有" 管长" ，负责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种宗寺法规等等。" 管长" 的名称各宗派不尽一致，如天台宗称" 座主" ，真言宗称" 长者" ，曹洞宗称" 贯首" 等，各宗在东京设本山的办事处(支所），地方上设教区，置教务所。按选区选宗议员，组成各宗的议会，定期召开决定宗制寺法等事项。
在明治维新以后，佛教虽然没有以前那种特殊地位和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它仍依附于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它服务，其中传统教团表现尤为突出。大正时期佛教僧人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 佛教护国团"。然而从明治开始，佛教界内部就出现了一些有民主意识的学僧，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进行批评。禅宗的内山愚童(1874-1911)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 佛道是一种基于牺牲精神的实践" ，他在《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一书中提出不缴租米，拒绝征兵，否定天皇制的思想。真宗的高木显明著《我是社会主义》一书，以释迦牟尼为" 灵界的社会主义者" ，以亲鸾为平民的朋友，否定权力和财富，认为反战和和平是符合" 真谛" 之道的。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对佛教进行改良的主张。
这时期的日本佛教团体还兴办的" 社会慈善事业"。早在中世纪，一些寺院也举办济贫、治病施药等社会事业，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带有新的意义。
传统佛教教团根据" 王法为本，镇护国家" 的说教，主张通过传教和举办社会福利调和社会矛盾，防止革命思想的深入传播。1911年召开" 大日本佛教大会" ，宣言" 佛教是国家风教的基础"。有些传统教团，如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成立了专门的慈善机构，开展救贫、救灾、军事援助、医疗护理、保护儿童，以至到军队传教、到监狱教诲等等。
日本新兴宗教是日本近现代群众思想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是新兴宗教竞相创立教团，各树一帜的时代。1892年，大本教成立，1913年，本道教团成立。这一时期的新兴宗教，在政府的干预和压制下，不得不在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

(3)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
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也致力佛教教育事业。幼儿时期的佛教教育一般在幼儿园和保育所里进行，统称为" 佛保园" ，其教育称作"佛教保育"。佛保园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最早出现于明治时期。明治十二年(1879年）六月在东京成立的福田会育儿院是日本佛保园的开端。
随后，各地逐渐设佛保园。星期日学校是日本佛教教育机制的另一形式。它受基督教影响，于明治后期创立。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正式出版教材《佛教修身课本》。1911年又编出《统一佛教星期日学校教案》。宗立大学是日本佛教界实施综合教育的高等学府和从事佛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战前的日本宗立大学，实施近似单一的佛教教育。整个校园的宗教气氛很浓，学生自身的佛教信仰及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水平相对较高。

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 -1926年），佛教各派兴起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真宗大谷派创立的真宗大学，位于京都，起源于1665年东本愿寺弟子的修学道场" 学寮" ，1896年称" 真宗大学" ，1901年采取文科大学的体制后改称" 大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宗立学校，在京都，最早始于1639年西本愿寺内的" 学家" ，1875年正式成为本派的宗立学校。后发展为综合大学规模，称" 龙谷大学"。曹洞宗的大学林，地处东京，后称曹洞宗大学。该宗还有东北福祉大学和爱知学院大学。临济宗的般著林，位于京都，1872年临济宗妙心寺派创办，1898年成为妙心寺派的普通学林高等部。日莲宗的日莲宗大学，位于东京，源于1580年创设的檀林，后几经扩建，至1904年发展为日莲宗大学，后改称立正大学。还有净土宗的佛教大学等。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创办哲学馆，后来发展为东洋大学。此外还有不少由佛教宗派创立的中小学。由佛教宗派创立的学校除讲授宗教学培养佛教人才外，也广设文理其它学科，培养文教科技人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开始借鉴、汲取西欧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佛教的起源、教义、经典、历史、哲学等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取得丰富成果。日本佛教学者通过到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的留学考察，并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对佛教采取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借助汉、梵、巴利、藏语文献的对比研究，在佛典的研究和整理佛教教历、教义、艺术等多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佛教研究学者。主要有：

村上专精(1851-1929 年）是日本近代佛教史学研究的奠基者，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1894年创刊《佛教史林》杂志，开拓了印度、中国、日本佛教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所著《日本佛教史纲》，提示了日本佛教史沿革的基本轮廓，其体系被尔后众多的佛教史学者所沿用，在佛教史学界曾占有指导地位。

木村泰贤(1881-1930 年）是著名的印度学研究学者，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宗教史》等。

小野玄妙(1883 -1939）是佛教美术学者，曾多次到中国、朝鲜各地考察、搜集佛教史料，并参加、主持了《大正藏》的刊行工作。主要著作有《大乘佛教艺术史的研究》等。

《大日本续藏经》，开始修于1905年，把以往没有入藏的大量中国以及部分印度、日本的佛教著作收编入藏，共收入950 余人的著作1756部7144卷。日本近代最早一部佛教辞典是织田得能编写的《佛教大辞典》，初版于1917年，全书收佛教用语35000 条，解说简明，引证原典，书后附梵文索引。望月信亨所编《佛教大辞典》(全十卷）最有名，从1909年到1948年陆续出版。
这一时期的佛学学术研究水平具有现代化的特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佛教学者改变传统的" 训古式或注释式" 研究方法，开始了现代佛学的研究，并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日本各著名大学设有佛教研究机构，设立佛学研究的有关课程。各宗也建有许多教育、研究机构。日本从事佛教研究的团体很多。在日本，近代的佛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有大批的佛教学者，有为数众多的佛教院校和佛教学术研究机构，发行了各种各样的佛学刊物，出版了大量的佛学著作。
这时期日本佛教开始向海外发展。1893年，临济宗的僧人宗演(1859- 1919年）赴美国芝加哥参加宗教会议，其坐禅修行引起美国人对禅宗的权大兴趣。随后，他及弟子先后赴美宣扬禅宗佛法，创立坐禅中心。1904年，本愿寺派正式向加拿大派传教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