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河清：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诞生|163

胡河清，文化批评家、学者。祖籍安徽绩溪。一九六○年生于甘肃兰州。曾任教于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一九九四年逝于上海。著有《灵地的缅想》、《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胡河清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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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按照世界艺术文化史的规律,似乎“世纪末”总是一个孕育新文学艺术形式的温床。本世纪的情形似乎也不能例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会有怎样一番新气象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艺术会产生哪些新的流派呢?这的确是近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新发展中逻辑地提出来的间题。

自从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艺术文化的深层价值取向发生了一次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伟大迁移。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处在一种高度统一的文化规范之中,不能形成独特个性形式的话语系统。王国维企望的那种彻底隔绝权力系统对于作者话语系统指涉的纯文学仅止于高妙的幻想。艺术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而白从一九八五年以来,这种高度统一的文化指令在各种实验文学、先锋艺术观念的冲击下逐渐进入解构过程。一大批拥有自己独特话语系统的作家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星空。

实验文学正如它的命名一样,意味着中囚文学由原有的封闭系统向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转型的趋势。在含混的实验文学的名号之下,大量现代西方文学的话语信息沓至而来。如意识流、意象派诗歌、荒诞派、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先锋艺术则带来了以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几乎全部西方艺术信息。

然而对于一种新话语系统的建构来说,确实会遇到原有话语系统权势的强有力指涉。这种指涉所形成的外来压力尚在其次,主一要在于新话语建构者内在审美闭值所发生的动摇。

对于新话语建构的指涉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现实主义的哲学根基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这一创作方法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便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占有绝对优势。这种美学方法沉淀在擅长明晰的思辩过程的现代白话文话言结构中,已经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定势。所以马原、孙甘露、北村、苏童、余华、格非所试图建构的新话语只是一些浮出既存语言系统海面的“反叛孤岛”。既缺乏来自古典传统文化力量的后援,又并不反映其有普遍意义的对于话语变革的民族本位要求。再加上这些作家在从事新话语写作时文化审美信息贮藏的匾乏,发生艺术探索上的动摇乃至倒退就几乎不可避免了。

“新现实主义”流派其实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延伸与发展。比较旧现实王义,新现实主义仅仅在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上作了相当有限的调整、转变。但在话语建构上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新东西。也正因如此,新现实主义作家在得到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化后援方面,具有先锋派艺术家所难以比拟的优势。这才可以解释,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王朔的笔运何以如此旺盛—他简直具有巴尔扎克式的创作精力;而相较之下,先锋派作家们的生命气息短得可怜,往往每人只制造一册“小玩具”就差不多江郎才尽了。王朔占有袭用传统语言结构的权力优势。

1992年第6期《收获》的所谓“先锋派特辑”,实际上反映了相当多的原实验派作家向新现实主义的归化。余华的《活着》大概就是这种屈从于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最明显的标记。余华曾经是中国先锋文学中最具有实验性的作家之一。他对于传统文化意蕴上的反讽和对于传统话语模式的摆脱也曾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同步性。然而在《活着》这篇小说里,余华却彻底放弃了他对新话语的建构意图。这只“神猴”被传统现实主义的雄厚力量乖乖地同化了。编了一个西方理性主义原祖亚里士多德早已规定的“有头、有尾、有中段”的精致故事。《活着》就其严格遵循传统现实主义的话语模式这一点来看,同三十多年前出世的梁斌的《红旗谱》没有什么不同。

在美术领或,也发生了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复归的情势。对于宇宙本体的纯艺术沉思又一次为“有许多烧灼感的直觉中的现实”所转移。“新生代”画家如方力钧、宋永红、刘炜、刘晓东、王劲松、朱新建等人再一次使绘画参与现实。他们自称不过是“玩玩的”,被人称为“泼皮群”。J七实“玩”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戏性精神。而这种戏性精神严格地属于世俗范畴—因为只有在尘世中才可以“玩”。“玩”也使他们不能介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行列。因为后现代主义固然也注重对现实的参与,但却有极其高深的精神性作为旨归,因此不可能同游离于精神价值之外的纯戏性主义和泼皮人格有什么共同之处。戏性精神的必然后果是在话语模式上独创性的流失。所有新话语的建构都需要独立不羁的精神义谛作为后盾,而“泼皮们”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能依托于某种既存的话语系统来进行缺乏精神实质的玩耍。这就是以王朔到宋永红们都自我标榜为“新现实主义”的缘故。

对于中国先锋文学新话语系统的建构的另一种强大的指涉力量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从深厚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中逻辑地发展出来的。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文学曾经在厉史上取得长足的发展。上承古希腊哲人关于人类自我认识的文化指令,下得近代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之助,在对人性深度的洞察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而现代主义文学又是这一博大精深的美学建构的历史延伸。相形之下,中囚先锋文学显得非常缺乏文化背景方面的准备。加上中国先锋派作家文化储存的严重匾乏,就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全面超越西方现代主义的独创性精神范畴了。先锋派的使命原来是营造自己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语一言乌托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先锋派作家来说,西方前卫作家营造的语言乌托邦已经异化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二十二条军规。他们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们的蓝本的仿写。对于那些已经沦落为西方现代主义话语权势的奴隶的作家来说,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独创的。

至于理论批评方面,则有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在提倡“后现代主义”、“精神深度模式的瓦解”等等。其实,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美术领域里的世界性艺术潮流。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媒介的,留给作家个性创造的天地要大大超过美术。自从现代主义文学勃起以后,风格化的历史进程更加加快并深化,所以已经很难构成国际性的文学运动。事实上,这些批评家划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尺度是非常牵强的。这也暴露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神话的虚构性。“精神深度模式的瓦解”,更是一种文字游戏。试问“瓦解”了“精神深度”之后,文学还剩下些什么?按照现代自然科学哲学,应该把重点放在旧系统瓦解后新系统的形式上,而“瓦解论”则只是对旧系统的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在这些故作高深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于泛滥于个体书摊上的行尸走肉文学的默认,是对文学艺术人性意味和精神价值的袭读。任何文学艺术上的高境界作品都是存在精神深度的。就拿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中最通俗入世的波普艺术大师沃霍尔来说,他创作过举世皆知的形式上迹近广告的《玛丽莲.梦露》,利用印刷术的复数性力量再现了现代商业社会中大众传媒制造名人的枯燥乏味的过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生存方式作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揭露。难道说这里面就没有一点儿精神深度吗?

我认为,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这些缺陷表现了对于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话语系统的权势的一种盲从。特别是有些理论家居然把中国文学列入所谓“第三世界文学”中去,更是明显地暴露出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短期功利主义价值观念。文学属于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历来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大概已可列入文艺理论的常识范畴。从本世纪的世界文学史来看,爱尔兰出过乔伊斯、叶芝,阿根廷出过博尔赫斯,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遗泽深远,足为万世法。而这些大师的母国,倒是经济上属于第三世界的。可见穷国中人士精神上未必没韵大宝藏。产生文学大师的关键因素是具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后援。中国文化的底蕴之深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以《周易》为标志的中国本土文化隐藏着宇宙密码系统,许多欧美第一流的汉学家可以说连边都还没有摸到。中国文化的独创力也是经过考验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消化了几百年,终于创立了禅宗这一具有民族文化本位特征的新佛教。在佛藏中独树一帜,自成系统。由此出发,我可以预言,二十世纪不过是中国文学对于西方文化带来的大冲击的初步回应阶段;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文学将在弘通西方文化的精要的基础上复归本宗,开创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文学流派。甚至有可能形成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文学流派,就象本世纪拉丁美洲出了魔幻现实主义流派一样。

新现实主义是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各种文学实验的一次初步的整合尝试。但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又将扬弃新现实主义,而形成“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这是我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预测。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把全息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周易》贮存着中华民族历史、社会、生命状态的深奥信息。《周易》象数的推衍,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绝对精神的独特演绎方式。《周易》中的政治哲学体系,在根本上制定了中国社会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至于《周易》八卦六十四艾变化所揭示的生命法则,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存在哲学。以全息主义形态构成这些信息综合体的就是所谓“道”。“道”作为必然、作为永恒引导着中国文化星座的运行轨道。中国史书的北斗《资治通鉴》就是以扬雄的《太玄易》作为哲学依据的。这表明了《周易》全息主义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介入程度。从对世界历史图景的描述方式上说,《周易》又体现了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着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圆神”是神秘主义,“方智”是理性主义。综观西方文化,以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以希伯莱《圣经》为代表的神秘主义传统历来形同水火,直到现代哲学时代才刚刚开始有人进行折中的尝试。而在中国文化先驱那里,这两种对于世界图景的感知方式就以全息主义的形态结合在一起。

来自文化传统的全息主义体系对于文学进行渗透的结果,就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可以预见,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将把《红楼梦》列为中国全息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山之作。

在《红楼梦》中,每一个人物都有神秘的星相学来历。贾宝玉在宇宙功利主义系统中被认为是一块“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然而一旦坠入人间女儿国时,却变成了心灵感应能力绝顶灵敏的晶莹美玉,金陵十二钗在他周围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爱情太阳系。他和其中每一位的缘份都早已被写在神仙山中的徽诗上了。如果说大观园中女儿国的星相历呈现了“道”的唯美主义游戏的话,贾府的兴衰则反映了“道”对于功利主义系统的世俗单位—家族气运的严酷规定性。盛极必衰,一治一乱,沧海桑田,这就是“道”的轮子的运行规则。一侠气运已尽,连贾府这样树大根深的王侯宅第也无法避免土崩瓦解、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下梢。从人事上说,贾府作为一个封闭系统,从鼎盛时代起就开始了增炳的过程。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时候,嫡已经增加到极值:内部腐化、穷奢极欲、男盗女娟,不正是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末世图景吗?所以《红楼梦》一半写人和,一半言天数;这两个一半加在一起,就是《周易》体系全息主义传统的真谛所在。

西方也有先知式的文学作品,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然而陀氏仅仅对世界图景的走向作了一种粗略轮廓式的勾勒,对于传自河外星系的神秘信息的解码远远达不到《红楼梦》那种“精微知几”的程度。全息主义对于密码系统的破译要求具体性、精确性。《红楼梦》正是得了《周易》传统“神力”的暗助而达到这个境界的。

也许就是缘于这个原因,《红楼梦》是不可能有结尾的。否则天机全泄,就真要太阳底下无新事了。所以当中国文化传统的“神之子”曹雪芹写到要紧关子时,就被神灵悄然召唤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已开始出现一些具有全息主义倾向的作品。比如张炜小说《古船》,就不仅仅是一部有关具体中国历史风貌的写真式作品,而是根据一系列精心编制的文化密码建构的全息主义中国历史文化文本。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红楼梦》所体现的中国文学全息主义传统的复归。

为了阐明我的观点,不妨将张炜的《古船》与贾平凹的《浮躁》作一个比较。这两部小说写的大致是相近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事件。《浮躁》也试图提供一种对于中国历史之谜的农民式的神秘学解释。但是贾平凹无力象张炜那样编制一整套关于中国历史未来走势的文化学密码。如“古船”、“地底的芦青河”、“洼涅镇”以及隋、赵、李家族等等既具有独立隐喻意义又相互关联构成玄秘话语系统的文化符号在《浮躁》中几乎是找不出来的。因此贾平凹还不能达到全息主义的境界。

另一方面,全息主义又可以极大地深化文学对于人类生命景观的描述能力。从全息的角度感知生命,可以扫除某些附丽于生命本体之外的虚假表象,而直接接近人类灵魂的核心层次。这从《红楼梦》对于灵魂的感悟方式中已经得到证实。从全息主义的视角透视贾宝玉、林黛玉的心史秘景,不但呈现了瞬息万变的人性感受,而且还披露了一些作为夙缘所自的前世经历。此中固然不乏狂放的虚构,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东方神秘主义“学究天人”的文化法脉之高华深远。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红楼梦》作者对于贾宝玉、林黛玉生存状态的体悟,同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对于作为自为存在的人类文化生命景观的描述具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也应该看到,海德格尔对于人类存在状态的描述仅仅是直观的、经验的;而曹雪芹的感悟却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通灵性质,是一种全息主义的预言。章太炎曾说:“欧西的哲学,都是纸片上的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的文章,并不是学间。禅宗说:‘瑚孙离树,全无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比喻;他们离了名相,心便无可用了。”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西方哲学的现象学方法在呈现物自体的自明性方面虽然已超过理性主义,但还是不能进入用气合”自证宇宙人生的全息主义境界。因此对于因缘流转的形而上法则难以达到具有实验现量效果的描述。这就是曹雪芹和海德格尔在对生存景观的把握上之差异所在。

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杨炼的《太阳与人》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全息主义传统的一些重要特征。这部长诗是一种对于《易经》全息宇宙密码系统的复制企图。同时,杨炼又试图使这种复制过程获得与对于人类文化生存景观的感悟的同步性。这也许就是该书第一部被命名为《自在者说》的缘故。杨炼显现了作为永恒宇宙定律的《周易》之道的精巧与冷酷,以及进入存在状态的人类数千年来与道”的悲壮斗争。《周易》卦象已被历史的轮子染成绝对的黑色,但杨炼却仍然以一顺没有世故没有罪过的青年的心来拥抱它,结果竟使阴沉的八卦也亮起了一丝热的血色。在他笔下,“道”荒谬的自在状态终于被先驱者的血瓦解了,从此改辙而行,进入了人道主义的自为状态。据我所知,杨炼是描绘这种中国文化内在`天界革命”的第一人。

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中的全息现实主义流派并不是一个抗拒外来信息的自封闭系统。《红楼梦》也并不会成为未来中国全息主义作家、诗人的唯一范本。相反,它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文化上的耗散结构。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文化创造将不断激活这个“耗散结构”的进化。《周易》系统以“未济’卦压阵,正预示着无穷无尽的自演化的潜在可能性。杨炼试图在中国文化之道中注入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说明中国全息主义流派决不是对单纯化的本土文化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崭新的美学建构。

在艺术领域中,则诞生过象徐冰的《天书》那样的全息主义巨构。按照许慎“六书”原则所建构的汉字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深奥无涯的文化密码系统。这使得古典测字术与现代符号学之间在对汉字意义的阐释上存有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其实,通过测字术对汉字意义的解码活动,会揭开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斯芬克斯之谜。徐冰居然能制造出与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字符号系统相对峙的“伪汉字”体系,如果没有充分的东方式宇宙体验,是决不可能的。他的《天书》在这个意义上仍然与中国文化的宇宙文本《河图》、《洛书》存在着深层的同构。这样独特的文化创造不能不说是中国全息主义传统对于当代艺术深刻渗透的结果。

如此看来,在二十一世纪即将降临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确实面临着一场伟大的整合。本世纪最后十五年中国作家的艺术探险,已经在逐渐接近新世纪文学的先知之门了。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文学神殿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将形成一个真正超越《红楼梦》的新巨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