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经典到底是否佛陀亲说，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当然在古代，特别是古代之中国，“大乘是佛说”的观点一直占据主流。但在近百年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鸦片战争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并很快取得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以人的感觉经验为基础成立历史与知识，不承认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所谓神迹。西方、日本和国内的一些学者，相继运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方法，重新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抉择、梳理和诠释，并得出了一些与以往很不相同的结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大乘非佛说”。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大乘佛经并非佛陀本人亲说，而是在佛陀涅槃数百年之后，由后世的一些佛教徒，为了缅怀、追慕佛陀，在吸收了某些外道思想的基础上，所撰造出来的神化佛陀的宗教作品。在当前的学术界，大乘非佛说似乎成了一个定论。著名的佛教学者大都持有这种观点，乃至许多出家的法师也是这种观点的忠实拥护者。

当然，也有不少人否认这种观点。并从不同角度对“大乘是佛说”的观点进行了辩护。那么大乘经典到底是谁所说，是由佛陀本人亲说，还是佛陀的后世弟子在佛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道思想而发展演变出来的呢？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了方便充分展示双方的观点，文章采取两人对话的模式。文中虚拟了两位人物，尚达和丛晓，分别代表“大乘是佛说”和“大乘非佛说”的倡导者。他们分别阐述各自的观点，并对对方的观点提出批驳。通过两人的辩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两种观点各自的理由，以及它们存在的问题。促使读者对大乘是否佛说的这个题进行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答案。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一、基本准则的确立

【本章摘要】本章探讨对话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基本准则有三。

1、不可立场先行，在找到切实的证据之前，不能妄下结论。

2、在考察大乘到底是否佛说这个问题时，大乘经典本身不能作为依据，应以阿含经典作为依据。

3、若要断定“大乘非佛说”，必须有大乘非佛说的直接证据。反之，若要断定“大乘是佛说”，也须有大乘是佛说的直接证据。

丛晓：据有关专家的考证，释迦摩尼佛住世时只讲了小乘经典，大乘经典并非佛陀亲说，而是佛的后世弟子出于对佛陀的缅怀和追慕，在佛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道观点而发展出来的。因此，“大乘非佛说”是一个历史事实，每一个尊重历史的人，每一个对佛教传播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尚达：所谓历史事实，是指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事物或者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你说“大乘非佛说”是一个历史事实。意思是说，你确定在历史上，在佛陀曾经演说过的所有经典中，的确没有任何大乘经典。但是，你无法回到佛陀生活的那个年代，实地考察一下佛是否曾经说过大乘经典。那么“大乘非佛说”是事实这个结论，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丛晓：一个事件是不是历史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考证加以证明。即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勘察、证实，并对相关的文物遗迹进行考察，两者相互印证，再加上我们的逻辑推断，便可以对事件的真实性做出判断。

尚达：但是历史事实不等于史书记载的历史。况且古印度人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信史。我们以什么文献为资料对佛教的传播史进行考察，从而来判断大乘到底是否佛说呢？

丛晓：虽然古代印度没有信史，但是有丰富的佛教经典，在这些经典中对佛教的传播历史有所记载。比如保存在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国的上座部佛教经典，在泥泊尔等地保留的部分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以及在中国的汉地和藏地保存的大量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经典。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材料。

尚达：如果我们以佛教经典作为依据，那么有大量经典可以证明大乘就是佛说。因为每一部大乘经典中都标明这部经典为佛陀所说，都有“如是我闻”这样的字样。这不就证明大乘是佛说吗？

丛晓：如果有人要伪造大乘经典，他当然会将大乘经典冠以佛说之名，而不会直接说明这是自己假冒的。所以大乘经典本身并不能证明自己是佛陀亲说。我们必须有别的证据。另外，我们对佛经的记载要保持公正审慎的态度，不能轻信，不能有笃信者的框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判断是理性的和公正的。

尚达：如果站在佛教本位的立场上，经典的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任何一部经典，当然也包括大乘经典。

丛晓：如果你认为大乘经典不可置疑，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讨论“大乘到底是否佛说”这个问题了。而且也失去了与其他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沟通可能，因为大家没有共同语言。再者，如果每一种宗教都站在自身的本位立场上，都认为自己的教义是不可置疑的，那就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衡量标准，来判定哪一种宗教的教义更加合理，更加值得我们相信了。所以一个站在所有宗教之外的，尽可能作到公正客观的衡量标准还是必要的。而在目前阶段，这个标准只能是理性和科学。

尚达：作为佛弟子，特别是大乘佛教弟子，对大乘经典的坚定信念是必须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对话，所以应当寻求一种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的观点，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话。即使从护教的角度出发，我们也不能仅仅站在佛教的本位立场上说事，只是自说自话，而完全不考虑他人和主流社会思潮的意见。

再者，我们认为佛教是启示真理的宗教。既然能够启迪真理，当然要能够经得起理性的审视和推敲。虽然理性不一定能够证明佛教理论，但它一定不能对佛教理论造成伤害，不能对佛教理论证伪。

所以我认为，在探讨大乘到底是否佛说这个问题时，我们完全可以只以小乘经典的记载为依据，而不去参考大乘经典的说法。小乘佛教理论虽然不是最究竟的佛法，但无疑是最可靠、也最能为尽可能多的人所认可的佛法。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仅以小乘经典的内容为标准或许能够得到更好得效果。

同时，我们也应当从理性出发，对大乘到底是否佛说这个问题，不做任何结论方面的预设，不一开始就认为某种观点是正确的和不可置疑的。而是通过事实和合乎逻辑的推理，来寻找两种观点各自的理由。

丛晓：那么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证明大乘是佛说，或者大乘非佛说呢？

尚达：我认为，我们要想得出确定无疑得答案，必须有直接证据。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做出一个判断——张三杀了人，这就必须有张三杀人的直接证据。比如张三在作案时被当场抓获，或者有可靠的目击证人，或者他在作案现场留下了有效物证。总之，凭借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张三的确杀了人。而不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张三本人无法提供自己没有杀人的证据，或者我们找不到他没有杀人的证据。因为找不到张三没有杀人的证据，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对他的怀疑，但也不能因此认定他杀了人，更不能因此来制他的罪。

所以我们要断定大乘非佛说，就必须有大乘非佛说的直接理由。同样，要断定大乘是佛说，也必须有大乘是佛说的直接理由。

丛晓：同意这个观点。你主张大乘是佛说，那么你认为大乘是佛说的理由是什么呢？

二、“大乘是佛说”和“大乘非佛说”各自的理由

【本章摘要】按照上面所说的准则来寻找大乘是佛说、或者大乘非佛说的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能找到一些“大乘是佛说”的直接理由，但有些理由的有效性存在争议。2、无法找到“大乘非佛说”的直接理由，以往人们往往将没有找到可靠的大乘是佛说的理由，直接当成了大乘非佛说的理由。

3、如果以一个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仅考虑没有争议的证据），我们即无法断定大乘是佛说，也无法断定大乘非佛说。

尚达：即使不考虑大乘经典，我们也能在小乘经典中找到不少“大乘是佛说”的理由。比如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讲到了第一次结集，说在佛涅槃后，摩诃迦叶组织五百名阿罗汉对佛法进行了第一次结集，将整个佛法结集为四个部分，契经、律、阿毗昙和杂藏，而杂藏中就包括有大乘方等经典。如经中说：“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安处佛语终不异，因缘本末皆随顺。”

《长阿含经》中也提到了大乘佛法，如在《长阿含经.游行经》中，佛在对弟子们宣布自己即将涅槃时说：“比丘当知，我于此法自身作证，布现于彼。谓贯经、祇夜经、受记经、偈经、法句经、相应经、本缘经、天本经、广经、未曾有经、证喻经、大教经。汝等当善受持，称量分别，随事修行。所以者何？如来不久，是后三月当般泥洹。”此处佛陀将自己所讲的经典总结为十二部经，其中的广经、大教经等，应当属于大乘经典。

其实，在四部《阿含经》中，我们还能找到不少有关大乘的内容。经中或者提到有三乘，或者提到有大乘，或者提到有包括大乘经典在内的三藏十二部经，或者提到有十方诸佛，或者提到有六度波罗蜜多等等，具体内容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内容都可以证明，在佛说过的经典中有大乘经典。

丛晓：虽然《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的确提到过大乘经典，但这并不能作为大乘是佛说的可靠理由，原因有二：

第一、只有汉传佛教的《增一阿含经》中有你上面所说的内容，南传巴利语系的《增支部》中并没有相应内容。因此汉传《增一阿含经》中的有关内容很可能是后人添加进去的。目前有专家认为，唯有小乘佛教为纯正的佛教，现今唯有南传上座部佛教为其嫡传，故巴利语系三藏才代表了佛陀的正法，汉传的四部《阿含经》，并非上座部原典，是经过了后人改造的，其价值与南传经典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另具专家考证，在第一次结集佛经时，只结集了《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长阿含经》等经典都是第二次结集的产物，比如南传《增支部》和汉传《增一阿含经》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文茶王的王后去世之后，他非常忧伤，并因此不理国事。王的一位随从建议他去拜见那罗陀尊者。那罗陀尊者为国王讲述了消除忧患的法门，国王听后心开意解，并从此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成为佛的在家弟子。由于文茶王是佛灭四十年之后在位的国王，故这个故事显然是在第一次结集之后才被编入《阿含经》的。

如印顺法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这样说到：“现存的经律，不能否认部派的色彩，也就不能否认部派间的多少改动。进一步说，现有经律，绝非都是佛灭第一夏‘第一次结集’所集成的”。由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经典，特别是汉传佛教经典，都是经过几百年的口口相传之后，才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是故中间有所改动在所难免。因此我们不能仅根据汉传《增一阿含经》的内容，就断定大乘经典是佛陀所说。

尚达：认为第一次结集只结集了《阿含经》，甚至只结集了《杂阿含经》，这也只是现代学者的一种推测，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正如你在前面所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都是经过几百年的口口相传之后，才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第一次结集时到底结集了什么经典，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资料，我们可能已经无法考证了。所以我们也无法断定第一次结集时只结集了《阿含经》，或者只结集了《杂阿含经》。

至于南传佛教的《增支部》中没有关于大乘佛教的记载，并不能据此便认为大乘一定不是佛说。在公元十二世纪时，当时的锡兰（即斯里兰卡）国王波罗伽摩跋护王一世（西元1153—1186）对锡兰的佛教进行了整顿，上座部佛教被确认为佛教正宗，大乘佛教被彻底否定，并从此在斯里兰卡消失。那么是否可能在这次整顿中，不仅大乘经典被悉数清除，小乘经典（包括《增支部》）中有关大乘的内容也被清除掉了呢？

况且，南传佛教的《增支部》中，也并非绝对没有大乘内容。在《摄大乘论》中，无著菩萨引用了一段佛经：“如彼增壹阿笈摩说。世间众生爱阿赖耶。乐阿赖耶。欣阿赖耶。喜阿赖耶。为断如是阿赖耶故。说正法时恭敬摄耳。”这里说的增壹阿笈摩就是《增一阿含经》。但在汉传佛教的《增一阿含经》中并没有相应的经文，而南传的《增支部》中却有几乎一样的经文。我们知道，阿赖耶识是大乘佛教唯识宗的一个基本概念，因此南传佛教经典中也有关于大乘的内容。

而且，即使你说的完全成立，即使我们完全不考虑《阿含经》中的相关内容，那也只能证明我们没有“大乘是佛说”的理由，或者说我们不能断定大乘是佛说；但这同样也不是“大乘非佛说”的理由，因为这里并没有大乘非佛说的直接证据，所以我们同样不能因此便断定大乘非佛说。

丛晓：虽然我们没有大乘非佛说的直接证据，但根据现有资料，通过合理的逻辑推断，我们还是能够得出大乘非佛说这个结论的。比如，虽然第一次结集的具体内容已无法确切了解，但依照佛经的形成的规律，我们仍可判断第一次结集中没有大乘经典。

由于佛法广泛传播于僧团和民众当中，对佛法的结集也是持续开展的。是故在第一次结集之后，还会有新的经典不断传出，加之有些佛弟子的言教也会被编入经典，比如前面举过的《增一阿含经》中文茶王的故事。因此佛经的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

且根据一般规律，一开始结集的经典大都是短小的经典，后来其内容逐渐增广（如《般若经》），或者由多部较短的经典集合成为大部头经典（如《华严经》、《大宝积经》）。所以从总的趋势来看，佛教经典的数量和每部经的部头都在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由于公元前二十年左右，开始在斯里兰卡形成的巴利语上座部经典中没有大乘佛经，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第一次结集时也没有大乘佛经出现。

尚达：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新的内容被纳入佛教经典。但原有经典的内容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散失。比如据《付法藏因缘传》中说：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将佛法付嘱弟子大迦叶，迦叶涅槃后又将佛法付嘱阿难，阿难传付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又传付给优波鞠多。……在商那和修临近涅槃时，告诉优波鞠多说：佛陀的三昧（定境）诸辟支佛不闻其名，辟支佛的三昧声闻不能解了，舍利弗、大目揵连所入三昧，其余罗汉不能测度。我师阿难三昧定相我悉不知。我的三昧境界，你也无从知晓。并说自己涅槃之后，这些三昧也将随之入灭，并有“七万七千本生诸经，满足一万阿毗昙藏，有八万数清净毗尼，如斯之法亦随我灭。”即随着商那和修的入灭，将有许多经典因无人继承而随之消失。至少从理论上讲，经典很可能会随着记诵者的逝去，因没有新人能够领受记忆而散失。

再者，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中都有《阿含经》。南传阿含分为《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五个部分。其中前四个部分分别相当于汉传佛教的《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小部》则主要为法句经，本事、本生经，及长老偈、长老尼偈等内容。下面我们分别列出南传和汉传四部阿含经中所包含的经典数量。

南传

汉传

长部（34经）

长阿含经（30经，法藏部所传，413年译）

中部（152经）

中阿含经（221经，有部所传，398年译）

相应部（2872经）

杂阿含经（1362经，有部所传，443年译）

增支部（2198经）

增一阿含经（471经，部派不明，384年译）

南传佛教的《阿含经》大约在公元前20年就已被收录成为文字。我们假定此后南传《阿含经》就基本固定下来，而不再有大的变动。而汉传《阿含经》则是在东晋到南北朝时期（西元365—443年）才被译成汉文，据记载，翻译时有些经典（如《增一阿含经》）没有梵文原本，由译经者凭记忆诵出梵文后翻译，并直接用汉语写出。故汉传《增一阿含经》的写本比南传《增支部》的写本晚了大约四百年。根据经典随着时间逐渐增多的理论，汉传《增一阿含经》中所包含的经典数量应多于南传的《增支部》，而实际情况是，《增一阿含经》中包含的经典数量只有471个，而南传《增支部》中包含的经典数量却有2198个之多。

因此，我们不能说经典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也不能因为南传上座部经典中没有大乘经，就断定第一次结集时也没有大乘经。

丛晓：根据有关专家考证，最早的大乘经典是在公元前一百年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的，而此时佛陀已经涅槃了好几百年，所以大乘佛经当然不可能是佛陀亲说。

尚达：关于大乘佛经到底是什么时间开始出现的，这个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有关专家在判断大乘佛经的出现时间时，往往是根据经典被译成汉语的时间来判断的。如平川彰在其《印度佛教史》中说：“由于大乘经典自身主张是佛陀所说，所以由经典本身并不能解明大乘经典的出现，因此这个问题除了由中国翻译的经典来逆推，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怎样判断大乘佛经出现的时间呢？东汉时期来到中国的月支国高僧支娄迦谶（公元178-189年在华）是最早翻译佛经的译师之一，他翻译出《道行般若经》、《兜沙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多部大乘经典。平川彰说：根据这些经典的翻译时间我们可以判断，在西元一世纪左右，般若经系统、阿閦佛的思想、华严经系统、阿弥陀佛思想，心性本净说等大乘思想在北印度都已有流行。

然而支娄迦谶所翻译的经典还不算是最早出现的大乘经典。他翻译了《遗日摩尼宝经》和《大阿弥陀经》，而这两部经典中又分别引用了别的大乘经典。《遗日摩尼宝经》中引用了《六波罗蜜经》、《菩萨藏经》、《三品经》；《大阿弥陀经》中引用了《道智大经》和《六波罗蜜经》。由此可见，在《遗日摩尼宝经》和《大阿弥陀经》出现之前，这些经典就已经存在，因此它们一定更加古老。根据这些内容，平川彰推断到：“因此大乘经典的初出，大概可以上溯到西元前一世纪”。

但是，这样来判断大乘佛经的出现时间，即在经典汉译时间的基础上再向前推上两、三百年，认为这就是梵文原典被撰造出来的时间。这种方法显然并不严谨，且可能存在很大误差。其实就汉传佛教来讲，大乘和小乘几乎是同时传到中国的。并不存在小乘在前，大乘在后的情况。其中成套的小乘经典，如四部阿含经是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西元384—443年）才被译成汉语的。而据说是最早成立的《杂阿含经》，在四部阿含经中最晚被译成中文。《杂阿含经》汉译的年代为公元443年，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向前推上两、三百年，认为《杂阿含经》是公元二世纪左右才在印度出现的，那是否合适呢？

丛晓：巴利语三藏中没有大乘佛经，这能说明在佛灭后一百多年的阿育王时期（即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的时间），大乘经典还没有形成。因此大乘不是佛说。

尚达：阿育王时期，由摩栖陀传到斯里兰卡的佛教中没有大乘佛法，并不等于在当时整个印度都没有大乘佛法，更不等于包括天堂龙宫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没有大乘佛法。因为摩栖陀传播到斯里兰卡的，只是上座部佛教中的一支，并非整个佛教的全部。我们前面说过，佛陀住世的时候，针对不同弟子进行了大量的随即开示。因此佛法广泛传播于僧团和民间，甚至可能流传在天堂、龙宫等超人类境界。不同的经典可能流传到不同区域，由不同的人持诵传播，因此大乘经典一开始没有被传播到斯里兰卡，当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丛晓：在佛灭一百多年之后，阿育王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他崇信佛教，亲近僧伽，热衷修行。他在位期间，修建了大量的舍利塔，派出使者到周边国家传教，巡礼了印度的佛陀遗迹。通过阿育王的努力，使佛教从一个地区性宗教变成了世界宗教。阿育王令人在印度许多地方的石壁上刻下了《摩崖法敕》，并竖立起巨大的砂岩石柱，在上面雕刻了《石柱法敕》，用来宣扬佛教理论。在这些“法敕”中都没有谈到大乘佛教。可见当时还有没有大乘佛教出现。

尚达：《摩崖法敕》中不仅没有谈到大乘佛教，连小乘佛教也没有谈到。如平川彰在其《印度佛教史》中说：“阿育王透过法敕，反复地命令应该要尊重生物的生命，禁止不必要的杀生，即使不得已的情况也禁止杀怀孕的动物或哺乳期中的动物。……对父母或师长的顺从，对长辈的礼节，对朋友、熟人、婆罗门、沙门、仆从、奴隶的正确对待，……”。《印度佛教史》中还说：虽然摩崖法敕里并未明言这些法是基于佛教的，但在佛教之外寻求阿育王的法的根据是很困难的。可见《阿育王法敕》并非直接收录佛教经典，而是将阿育王自己对佛教的理解，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综上所述，就“大乘是佛说”的观点，我们还是能够提供一些证据的。当然，如果将证据局限在小乘经典的范围内，我们的证据不是很多，有些证据还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我们总还是有些证据的。但就“大乘非佛说”的观点，就完全没有直接证据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经典中说过大乘不是佛说，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来证明大乘非佛说。只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大乘是佛说的证据不多，或者没有找到非常可靠的、能够让所有人都认可的大乘是佛说的证据。因此，有些人便将这当成了大乘非佛说的证据。

丛晓：我觉得，当我们探讨“大乘到底是否佛说”这个问题时，可能的答案一共有三种。一、大乘是佛说。二、大乘不是佛说。三、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大乘是佛说，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大乘不是佛说。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将一切有疑问的证据全部剔除，将会得出第三种结论。而且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大家普遍认可的资料不足，我们可能已经无法确切考证出大乘到底是不是佛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考证已经失去了作用，我们或许只能将这个问题交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