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3.09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制度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为研究学术制度变革影响下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变迁，在线抓取6类项目人才9534份简历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规模、流动频率和流动周期中的变化与年代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改革开放后从单位制到聘任制的制度转换带来了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快速上升，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两大工程与“双一流”建设将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规模推向高峰。尽管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在7代人中逐渐降低，但制度变革对人才流动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年龄对50后、60后流动频率的制约。学术制度变革对有序流动的合法性辩护使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周期逐渐缩短，但各学科间的变化速度存在较明显差异。

关键词

学术制度变革；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变迁；项目人才；实证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我国学术制度的系列变革，这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学术制度变革大致沿着两条主线：一是从单位制向聘任制的人事管理制度转换，二是从重点大学、到“211工程”“985工程”再到“双一流”的制度交替。一方面，作为计划体制产物的单位制将学术人员束缚于组织内无法自由流动。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聘任制改革启动。聘任制赋予了学术人员基于学术能力与声誉基础之上的自由流动以合法性。大学高层次人才因具有较高的学术能力与声望而成为制度转向过程中影响最大的群体。另一方面，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点大学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 “211工程”“985工程”的制度调整中，我国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激发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性进而促进学术繁荣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双一流”建设方案对两大工程的取代更是将大学之间的高层次人才竞争推向白热化。那么，70年来的学术制度变革究竟给我国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带来了何种变化？

一、研究基础

在阿特巴赫看来，学术系统中的学者流动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至大学诞生的中世纪。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学术流动也发生着诸多变化。在中世纪，因学术职业的不稳定，学术人员的流动时常发生，而这种较高的流动率也伴随着学术职业稳定性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引发学术流动的高峰，而影响学术流动的因素在“二战”前后存在明显差异。“二战”前学术流动多受制于种族、信仰、战乱，而“二战”后学术流动主要受到教育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到21世纪，学术人员流动则呈现出与大学实力提升密切相关的特征，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增强本国大学对优秀学者的吸引力，如德国“精英倡议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 2005）”和“精英战略（Exzellenzstrategie, 2016）”、日本的“COE计划（1995）”和“TOP30计划（2002）”等，均以促进人才流动以实现大学的赶超式发展为核心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有流动经历的学者人数已从2005年的89 634人增加到2015年的124 861人；两次全球学术职业调查（分别为1991—1993年，2004—2009年）的数据对比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大学教师的流动频率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在不同国家大学教师流动中的变化也存在明显差异。如日本学术管理制度的变革推动了21世纪初期大学教师流动率的快速上升；美国大学教师流动率则在新世纪呈现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这源于传统的流动影响因素与国家吸引人才行动的交织；而中国香港和巴西不稳定因素的削减引发了大学教师流动率在新世纪的平稳下降。

关于我国的学术流动在近几十年来的变化，国内学界做了初步的探索。陈玉芬认为，在经历了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出国风”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下海”与“孔雀东南飞”阶段后，我国高校教师流动目前正处于系统内与校际间的人才竞争阶段。刘进分析了1986—2017年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频率的变迁过程，发现1994年是中国大学教师流动频率的转折点，尤其是2000—2003年间流动频率不断攀高，这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对教师需求大幅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由由的研究进而发现，21世纪第一个十年高校教师流动的规模是20世纪末最后一个十年的2.4倍。吕文晶则指出，自20世纪末至今我国大学教师流动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为由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所引发的对合格师资的争夺转向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所引发的对高层次人才的竞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学术制度变革影响下的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变迁意义重大。大学高层次人才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决定了这一群体的流动本质在于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因而这一群体流动中的变化所表征的是知识生产逻辑的变迁规律。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两个问题：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与年代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1994年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学术人才政策，在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塑造出一批体制化的项目人才，这成为当代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权威代表。本研究选取1994—2018年间获聘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青年项目”“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的6类项目人才为研究对象，采用学术流动研究中通行的简历分析法（Curriculum Vitae Analysis），通过在线抓取6类项目人才的简历提取与流动变迁有关的信息。1994—2018年我国6类项目人才称号获得者共计12227人，其中有2693人获得两项及以上项目人才称号，故实际有效人数为9534人。这6类项目人才的出生年份在1911—1987年之间，职业生涯涵盖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历程。

本研究将学术流动定义为大学高层次人才入职后发生的工作机构之间的变动。在此基础上，将上述6类项目人才简历信息的挖掘过程分为3个阶段：①在线抓取简历与流动变迁信息的提取。2019年5月初至9月中旬，课题组通过获批项目人才的官方网站、人才所在机构官网、个人主页等途径抓取公开的简历信息。与此同时，依据工作简历信息判断项目人才在正式入职后是否发生了流动及流动时间，建立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数据库。②校对与筛选信息。由于项目人才的工作经历较为复杂，课题组在完成初步的数据抓取与匹配后，对数据进行了校对，持续时间为2019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校对完成后筛选出有流动经历的样本3520份。由此可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平均流动率为36.92%，各类项目人才的平均流动率依次为院士50.68%、“长特”50.13%、“杰青”40.34%、“青长”21.67%、“青拔”16.04%、“优青”19.62%，详见表1。③缺失数据的补全。在3520份有流动经历的样本中，能够获得具体流动时间的样本量为3134份，为保证数据结构的完整性，对无法获知具体流动时间的386份履历用学者刘进的流动时间推测公式进行预测，这与对数据的校对同时进行。推测公式为P=［(2018-Y1)-(2018-Y2)］/N，其中P为某类项目人才的平均流动率，N为流动次数（在公式中取定值1，本研究对项目人才流动次数的统计分析也显示绝大多数项目人才流动次数集中于1次），Y2为流动时间，Y1为首次入职时间。因此，当知道了项目人才的首次入职时间后，便可推测出其流动时间。运用此公式共推测出102份样本的具体流动时间。由此，共获得3236份样本的具体流动时间，占流动样本的91.93%，这构成分析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变迁的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中的变化与年代间的关系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则说明学术制度变革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变迁；反之，则说明学术制度变革并非引发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变迁的主因。

三、研究发现：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与年代之间的相关性显著

通过对6类项目人才简历信息的提取与统计分析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在流动规模、流动频率和流动周期中的变化与年代之间的相关性显著。

（一）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随年代的变化

根据流动时间统计1949—2018年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的流动人数，如图1所示，1949—2018年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人数的变迁大致呈“左偏型金字塔”分布，尽管在变迁过程中有不少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依据分布态势又可进一步将这一上升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流动规模保持在较低水平的时期，时间为1949—1977年。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内，只有极少数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发生了流动，每年流动规模在30人以下。第二阶段为流动规模的快速上升期，时间为1978—1997年。自1978年起，流动规模开始大幅上升从而迎来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流动规模由1978年的40人逐渐增长到1996年的123人。第三阶段为流动规模的高峰期，时间为1998—2018年。1998年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规模由1997年的110人迅速增长到149人，之后便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并在2009年达到208人的最高峰，这21年流动规模的平均值为178人，即年均流动规模增长了6倍多。此外，2001年、2003年、2005年和2006年的流动规模都在200人以上，基本接近最高峰。由此可见，在这70年的时间内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变迁有两个重要转折点，即区分3个阶段的时间节点1978年和1998年，这两大节点恰逢我国学术制度变革的转折点。为验证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变化是否与这些变革相关，本研究将年代与1949—2018年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的流动人数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数与年代呈显著正相关（P=0.000<0.05）。基于此，本研究进而以年代为自变量，以历年流动人数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数与年代之间依然保持着显著正相关，年代对我国大学高

对人文、社科、理科和工科4类学科（军事学未纳入统计）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发现，理科和工科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在70年的时间内也大致呈“左偏型金字塔”分布，峰值出现在近20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是这两类学科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快速上升期。人文和社科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在近70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在20人以下的较低水平上。为进一步验证年代与4类学科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变迁的关系，本研究将年代分别与4类学科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的流动人数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年代与4类学科历年的流动人数均呈显著正相关（P=0.000<0.05）。年代与4类学科流动规模的回归分析显示，年代对4类学科大学高层次人才

（二）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随年代的变化

在已有的学术流动研究中，流动频率是分析学术流动变化的重要指标。为考察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的变迁，本研究分析了我国7代项目人才在流动次数中的变化，即出生年份在1920—1986年（年龄最小的有流动经历的项目人才出生年份为1986年）之间的3079位项目人才流动次数变动情况。本研究以10年为间隔，将1920—1986年出生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划分为7代，即1920—1929年出生的20后，以此类推，到1980—1986年出生的80后。结果显示，1920—1986年出生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流动次数均值大致呈递减趋势。本研究进而对年代与历年流动次数均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历年流动次数均值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P=0.000）。以年代为自变量，以历年流动次数均值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则显示，年代的解释率为66.2%。

为进一步探索学术制度变革与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中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而分析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变动情况，详见表2。从中可以发现，从20后到8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整体呈依次递减的分布趋势，即2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最高，为2.36次，8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最低，为1.13次。这或许与20后到8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工作年限差异有关。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学术职业工作年限与工作流动之间具有正向关系，较早毕业进入学术职业者拥有更多的职业流动经历。也就是说，年龄较长者的流动频率通常高于年龄较小者。但统计分析同样显示，5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次数均值（1.83次）高于40后（1.78次），这又意味着除了年龄这一结构性因素外，流动频率还受制于其他年代因素。如果将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年龄认定为30岁，那么这两代人的入职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否可以认为，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聘任制改革可能极大地推动了5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性，使其流动频率超过了4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如果这一推断成立，则表明学术制度变革对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的激励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年龄因素的约束。为进一步探究此问题，本研究对有1~4次流动经历的大学高层次人才绘制折线图（有5~7次流动经历的人数较少，故没有绘制），如图3所示，从中发现1960—1969年出生和1970—1979年出生的60后和70后带来了拥有1~2次流动人数变化的高峰，拥有3次流动经历和4次流动经历的人数尽管较少，但也有一个小峰值，由约在1961—1965年之间出生的6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构成，1965年前出生的60后而非更早的几代人带来了拥有3~4次流动经历人数变动的高峰。据此基本可以判断，学术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年龄对流动频率的制约，尤其对50后和6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的激励效应明显。

（三）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周期随年代的变化

本研究中流动周期的计算方式为：个体的流动周期C=(y2-y1)/t，其中y1为项目人才的首次任职年份，y2为项目人才在当前工作机构的任职年份，t为项目人才的流动次数。此处也分析了1920—1986年之间出生的项目人才历年流动周期均值的变化，以此来呈现7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周期受学术制度变革的影响。

如图4所示，历年流动周期均值在我国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中的变化呈“右偏型金字塔”分布，拐点出现在1940年出生的大学高层次人才。这意味着，流动周期先在20后和3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中逐渐延长，随后又在40后、50后、60后、70后和8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中逐渐缩短。本研究也计算了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平均流动周期以清晰呈现这一变迁轨迹，自20后到80后，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平均流动周期依次为12年、19年、17年、11年、10年、6年和4年。从散点图中还可以发现20后、30后和4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流动周期均值的离散度较大，50后、60后、70后和80后的离散度较小更趋近于同代人的平均流动周期。具体而言，20后的历年流动周期均值分布范围约在6~19年之间、30后约在12~25年之间、40后约在8~25年之间、50后约在9~16年之间、60后约在8~11年之间、70后约在4~8年之间、80后约在3~4年之间。将年代与历年流动周期均值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散点图中的分布趋势是否显著。结果表明，历年流动周期均值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P=0.000）。以年代为自变量，以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流动周期均值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历年流动周期均值与年代之间的关

对4类学科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流动周期数均值分别绘制散点图，以分析各学科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周期的变化趋势，结果如图5至图8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历年流动周期均值与年代之间的关系存在较为明显的学科差异。一方面，理科、社科和人文学科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流动周期均值整体呈下降趋势。三类学科大学高层次人才年龄段的分布分别为1920—1985年出生、1952—1986年出生、1943—1986年出生，同一时间段（1952—1985年）的斜率比较表明，人文类的流动周期均值下降幅度最大，社科类次之，理科类的流动周期降幅最小。另一方面，工科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历年流动周期均值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拐点大致出现在1940年左右出生的大学高层次人才。也就是说，工科类流动周期均值在20后和30后之间不断延长后，在自40后起的5代人中日益缩短。本研究将年代分别与4类学科的历年流动周期均值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散点图中分布趋势的显著性和年代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无论是相关性分析还是控制样本量的回归分析，4类学科的历年流动周期均值与年代之间的关系均呈显著负相关，年代对4类学科的历年流动次数均值的解释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 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不断提升。自1949年以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上升态势共经历了3个阶段，1977年之前每年流动规模在30人以下的低流动性阶段、1978—1997年流动人数由40人逐渐增长到123人的快速上升阶段和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178人流动的高峰阶段。这与全球范围内学术流动规模日益增长的趋势基本一致。1978年和1998年作为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变迁历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与学术制度变革的时间节点基本吻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年代对流动规模上升的解释率为73.4%。可以说，1978年之前的单位制塑造出一种刚性的人事关系，大学高层次人才被束缚于单位组织内无法自由流动，人才对组织的忠诚大于对学科的忠诚。此时期的人员流动具有鲜明的被动流动（如组织调离、组织委任等）的特征。这种有悖于学术发展逻辑的僵化人事关系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中得以调整。在国家治理体制试图改革单位制的宏观背景下，《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1986年）出台，拉开了聘任制改革的序幕。“聘任制改革的理论前提是尊重学术职业的特性”，将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发展置于学术自由、学科忠诚的价值理念之下，从而推动了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快速增长。如果说从单位制到聘任制的人事管理制度变革带来了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快速上升，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则将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推向高潮。伴随着1998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对教师需求的增多，我国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政策目标的“211工程”“985工程”的制度激励效应显现，越来越多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开始重新选择工作单位，这迎来了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高峰的20年。“双一流”建设方案对两大工程的替代再次激励着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其动态评选机制中对高层次人才的强调不断为这一群体的流动注入强劲动力，从而维持着流动规模的高峰状态，尤其是理科和工科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近20年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2. 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在7代人中呈下降趋势。自20后到8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流动次数均值与年代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年代的解释率为66.2%。各代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次数均值自20后的2.36次下降到80后的1.13次。流动频率的变迁轨迹或许与年龄的制约效应有关，即年龄较小者的工作年限较短因而具有较低的流动频率。然而统计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学术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年龄对流动频率的制约效应，不仅5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次数均值（1.83次）高于40后（1.78次），1965年前出生的60后而非更早的几代人带来了拥有多次流动经历（主要是3~4次）的高峰。一项对全球各个国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流动频率变迁趋势的统计分析同样显示，不少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学者多次流动的比例在21世纪得到不断提升，如韩国在21世纪前几年有2次以上流动经历的教师比例比20世纪末提升27%、澳大利亚提升16%、英国提升12%、美国和日本均提升10%。尽管流动频率并非越高越好，但较低的流动频率很难使大学之间建立起紧密的人才关系网。而能否与中心大学建立起密切的人才联系则决定了后发国家大学的赶超目标实现的程度。

3. 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周期逐渐缩短。1920—1986年出生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历年流动周期均值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年代的解释率为46.7%。自20后到8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周期的变迁轨迹为12年、19年、17年、11年、10年、6年和4年。这意味着，无论是从单位制到聘任制的制度转化中对僵化人事关系的撼动，还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对人才流动性的激发，都在有意与无意中对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有序流动行为做了合法性辩护，这成为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周期日益缩短的根本动因。对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流动周期的统计分析进一步显示，3~5年是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流动的高频时段。这意味着，在当今的知识生产中，学者的流动正日益变得频繁，学术信息传播的速度正不断加快。我们在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也要注意各学科在流动周期变化中的差异性。在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中，人文类的流动周期均值下降幅度最大，社科类次之，理科类最小，工科类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但整体呈缩短趋势。科学知识自身的“缄默”特征只能通过人才流动实现传播和扩散，而关注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周期的变迁规律可以更好地捕捉知识生产中的变化，从而为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大学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二）政策建议

1. 正确看待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行为，承认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撼动学术人员与大学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70年来我国学术制度变革所遵循的逻辑，当今的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合理流动正日渐承担起促进学术繁荣的使命，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行为，认识到高层次人才自由流动因契合了学术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合理性与正当性。与此同时，也要避免高校间的恶性竞争所引发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无序流动。

2. 进一步破除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中的藩篱。可以说，当今的人才流动还受到诸多管理中的硬约束，如社会保障、档案关系等通常成为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中央政府在进入新世纪后出台了系列文件试图打通人才流动中的各种障碍，如2001年的《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年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2006年的《关于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6年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那么，进一步破除高层次人才自由流动中的藩篱，应成为今后我国学术制度架构与设计的方向。

感谢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生毕雪妮、孙铭璐、刘芸玮、张学佳在项目人才简历信息的搜集、提取与校对过程中所做的贡献。

作 者

徐娟，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山东烟台26401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3期第50-56页

教师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