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它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朝历代的人，也对《史记》大加赞赏。

不过，人们在研究《史记》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字，但你翻遍《史记》，找不到“谈”这个字。这就很奇怪了，按理来说，五十二万字之多，找不到“谈”字，除非作者刻意所为，否则难度很大。难道是司马迁不喜欢用这个字？

司马迁的避讳

这说起来，还得提提中国古代特有的避讳文化了。避讳，简单来说，就是出于对君主、尊长、圣贤的敬意，不可以直接说出他们的名字。比如，你的父亲叫“小明”，那你平日说话和写文章时，就不可以说出和写出“明”这个字，否则便是不敬。

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不写“谈”这个字，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司马迁避讳父亲名字，所以在写《史记》时，遇到谈字，都会用别的字来代替。比如汉文帝时期，有个大臣叫赵谈，司马迁在写这个人时，出于避讳的原因，就强行把这人的名字改成了赵同。

当然，《史记》中的避讳还不只与此，不只是不能直呼当朝皇帝和自己父亲的名讳，甚至连前朝皇帝的名讳，也不能直呼。比如司马迁在写秦始皇嬴政时，就把嬴政改写成了嬴端。

至于你问，为什么嬴政可以改写成赢端?因为在古代，政通正。而端又是正的近义字，所以嬴政就变成赢端了。司马迁为了避讳秦始皇的名讳，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他甚至把书中的正月一词改成了端月。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名叫子楚，《史记》中对其名字也有避讳。司马迁为了避讳楚这个字，往往会选择用荆来代替——毕竟荆楚都是同块地的地名，算近义词嘛。当然，这个避讳文化似乎也有个限度，比如史记中，对于秦国君主的避讳，也仅限于秦始皇和他的父亲了。

而对于秦始皇的孩子，秦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司马迁就懒得避讳了——毕竟这两位是末世之君，都被反秦诸侯拉下马诛杀了。汉朝本就是反秦末暴政出身的，也没必要给这两位面子了。

关于避讳的故事

历史上，关于避讳带来的麻烦和笑话还真不少，比比皆是。比如，唐朝李世民的爷爷叫李虎——虎这字实在是太常见了，该如何避讳呢？

所以唐朝以后，人们改称老虎为“大虫”。之所以水浒传里一直把老虎说成大虫，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也可以将虎这个词，改称兽。比如虎父无犬子，可能就要说成是“兽父无犬子”了。

还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是古代有个人，他的父亲名字里有“道”这个字。他本人有很擅长给人讲《道德经》，但出于避讳，讲到“道”这个字，他都会改称“不敢说”。所以每当他给人讲道德经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会变成“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一时间成为笑料。

最惨的莫过于唐朝诗人李进。李进的父亲，名字叫李晋，但由于晋和进同音，所以李进一辈子不能去考进士——这就没办法了，毕竟朝廷也不可能帮你把进士的“进”改成其它的音。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想想这避讳，也不算什么好文化。

不只是避讳父亲的名字，古代甚至连爷爷的名字也要避讳!比如苏轼，他的爷爷就叫做苏序。所以如果有人请苏轼给自己的书写序，苏轼都不能把写序叫写序，得改称为“写引”。今天我们看到一部分作家，把序写作引子，可能就是当年苏轼流传下来的文风了。

古代的避讳，除了名讳上的避讳——不能直称君主、尊长、圣贤的名讳，还包括了修辞上的委婉避讳。比如把死称作“驾崩”、“仙逝”、“圆寂”、“薨”、“卒”等。避讳文化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其风气在唐、宋、清三代，极为盛行。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不讲名讳上的避讳了，但对于修辞上的避讳，还是存在的。修辞上的避讳，也基本已经脱离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转为一种基本社交礼仪而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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