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历史上诸多纠葛，尤其是20世纪发生的“抗日战争”让普遍中国人对重要近邻——日本的立场直到现在还颇为特殊。而在古代历史上，最早有秦人东赴的传说，到汉朝时就有记载往来通使，但比较有名的还是“遣隋使”、“遣唐使”、“鉴真东渡”这样的文化交流盛世和“元日战争”、“倭寇之患”等战争事件。今天我们主要来简单讲述一下“元日战争”。

其实在“元日战争”发生之前，中国（东亚大陆）与日本的军事力量就曾经爆发过一些冲突，比较有名的是“白江口之战”和“刀伊入寇”。

“白江口之战”大概是“元日战争”爆发之前，唯一的一次双方官方军队间正面大规模冲突，其发生背景为从唐太宗至唐高宗时期对朝鲜半岛的用兵。最初朝鲜半岛及现在中国东北一部分主要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其中高句丽最为强大，同时他也与百济为同盟，并且百济与当时处于飞鸟时代的日本关系密切，而新罗则投靠了唐朝以期自保。在公元663年，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日本）、百济联军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海面上（白江口）爆发了一场大战，当时倭国派出的军人和战船数量均多于唐朝，但中国在隋唐时期的造船技术远高于倭国，因此最终战果为唐朝水军的压倒性胜利。在这之后倭国势力退出半岛，而百济很快灭亡，接着高句丽也灭亡。包括这次战争在内的一些事情，促使日本国内改革（大化改新），并恢复派遣“遣唐使”继续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不得不说日本民族的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确实很强。

白江口之战示意图

而“刀伊入寇”则发生在公元11世纪。那时东亚大陆主要的力量是辽国和北宋，而“刀伊”则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对于当时中国东北部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叫法，有分析为这次事件的“刀伊”应该是女真人。在公元1019年，3000女真人乘50艘船渡过日本海突然侵入北九州地区，残忍的杀害了很多当地居民并且掠夺了物资和人口，之后退走。之所以说退走是因为有的说是主动撤走，有的说是最终被日本当地武装力量赶走。反正这只能算一次突发的非官方抢劫事件，但却是日本本土第一次被大陆而来的大规模武装侵袭。

下面就可以说到“元日战争”了。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帝国通过几十年来的不断征战，吞并并且统治了欧亚大陆的众多土地和人口。在公元1260年之后他的孙子忽必烈开始继位大汗，并最终在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在战胜了阿里不哥，终于拿到了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后，忽必烈丝毫没有减缓对外扩张的脚步，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对南宋用兵，并且同时在朝鲜半岛、越南、西北等地也有军事行动。忽必烈要求日本、琉球、爪哇、占城（今越南南部）等国臣服于蒙古帝国，并且确立朝贡关系，但遭到了这些遥远国家的拒绝。于是最终忽必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国家用兵。

公元1266年，忽必烈第一次向日本派遣使者，《元史·本纪第六·世祖三》记载了赐书的原文“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这篇文书里先是不太严厉的批评了你们日本在我忽必烈上位后还没有派遣过使者来示好；接着帮日本国主找了个台阶说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事儿，所以我派遣使者去告诉你；最后威胁了一下，我不爱打仗（蒙古人说自己不爱打仗），你看着办。但总体上还是一封比较心平气和的信，里面也写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这样的字眼。可是比较尴尬的是忽必烈派出的使者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这两个人到了高丽以后，由于畏惧海上风浪太大，居然没有真的出海，故而这封包含着忽必烈热情和期待的信件实际上根本没有送到日本。忽必烈很生气，严厉的斥责了属国高丽的国王王禃，重新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必须限期送到。之后忽必烈多次派遣使者赴日本，所持国书内容也基本和第一次的差不多，并且期间还有赵良弼这样重要的大臣充当过使者，但是所有这些到达了日本的使者几乎都被晾在一边没人搭理，最后也不了了之的返回了国内。

实际上当时日本处于北条家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当家人是年轻的北条时宗。蒙古的国书内容应该都报告到了北条时宗那里，但也许是因为对于“天朝上国”无礼的慢待之词以及书信内称天皇为“日本国王”的不满，还有对大海阻隔下日本国土安全的自信，让年轻的北条时宗根本就没怎么搭理忽必烈的六次来信。

北条时宗

于是在公元1274年，习惯了用拳头说话的蒙古人收起了文质彬彬的那一套做派，积极备战准备进攻日本了。值得一提的是重要的使臣赵良弼在公元1273年最后一次出使无果回国后，曾建议忽必烈不要进攻日本，理由是他观察日本那个地方人民多未开化，土地也不肥沃，得到那个地方也没什么价值，而且远隔大海战争成本和战争风险也很高，《元史·列传第四十六·赵良弼》记载为“臣居日本岁余，覩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忽必烈并没有听从赵良弼的劝告，他命凤州经略忻都（蒙古人）为总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高丽人）为右副帅，刘复亨（汉人）为左副帅，指挥900艘战舰、30000余人，于旧历十月三日从高丽的合浦出发，远征日本。

经过两天的航行，舰队越过朝鲜和日本间的对马海峡，攻入对马岛，并且以碾压的方式战胜了岛上的几十个日本武士。十一月十四日，舰队攻向壹歧岛，100多个日本武士尽管英勇但也无力阻挡元军的强大攻势，随即壹歧岛陷落。在日本的记载中，元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不知与后来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伤害的侵华战争相比程度如何。最终元朝的大军来到了博多湾（今福冈附近）。

元日战争插画

实际在战争爆发之前，由于连续多年元朝使者不停的送来带有威胁意为的国书，日本幕府上层并非对此毫无准备，在公元1271年北条时宗就已经命令一部分居住在东日本而在九州有封地的武士去往九州岛驻防。这时大量的日本武士以及神社的神官和佛寺的僧人也都赶往博多湾地区。十一月十九日傍晚，元军开始登陆作战，在大陆上战无不胜的元军继续着他们优异的表现，他们的整体战术和素养都高于习惯于各自为战的日本武士，并且元军还拥有火炮等重武器，弓箭射程也远比日本弓箭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损失惨重，元军顺利的占领了多处要地，日本军只能退守城池，由于到了晚上天色已暗，元军没有继续追击。但战斗中日本武士所表现出的高超个人战斗能力和坚强的战斗意志也给元军以很大压力，元军虽然胜利却全军疲惫，汉军统帅刘复亨也在战斗中受伤。这时元军内部对于接下来的行动出现了分歧，有将领认为这是背水一战的态势，不能后退只有奋勇向前彻底击垮日本军；而还有将领认为在敌情不明，己方已疲的情况下应暂且退守，以观后续。于是最高长官忻都和洪茶丘作出决定，暂且退到船里，待天明再战。其实上述两种思路可能都没错，如果按照他们的设想，不论是连夜攻打还是第二天整军再战，日本守军都难以维持，可是“运气”这个捉摸不定的胜负手这次没有站在元军一面。是夜海上刮起大风，巨浪摧毁了停靠在港湾中的多数元军战舰，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多数元军将士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葬身鱼腹了。第二天一早，紧张得要死的日本人突然发现博多湾里居然已经没有元军的舰队，元军已退，顿时举国欢庆。而最初记载中的“逆风”也逐渐被朝野上下传颂为“神风”。

就这样，元军的残余力量返回了高丽，而忽必烈也并未过多降罪。《元史·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中对这次憋屈的失败只做了简短的描述“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但也应该看到的是此时对日本的战争并非大元四处征战的最紧要事情，元军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在奋力抵抗的南宋，而征伐日本应该只是蒙古习惯的侵略惯性，对任何够得到的地方都要打一下试试。第一次元日战争就此结束，这时日本国内使用年号是“文永”，因此此役又叫做“文永之役”。而这场胜利也让北条时宗在日本国内人气高涨。

战后元日官方之间，主要是元对日间的交流并未完全断绝。战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在高丽国王的建议下，忽必烈再次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等出使日本。这时离第一次元日战争结束才过了五个月，看得出忽必烈真的很在乎也很急于日本的臣服，我想这几名被派遣的使者心里一定是忐忑不安的。不过还好，这次日本人只不过是再一次的不搭理他们而已，并没有动刀动枪。元日间官方的关系虽然一直处于冰点，但民间交往并未完全断绝。《元史》的《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和《本纪第十·世祖七》分别记载了公元1277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和公元1278年“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的事情。但是在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后彻底灭亡南宋统一了整个汉地后，忽必烈显然又开始惦记起日本了。公元1280年旧历二月日本方面抽疯般的杀死了杜世忠等元朝使者，于是震怒的忽必烈决定再次东征。几年前失败了的忻都和洪茶丘立刻请战，但廷议结果是暂等一下，准备工作足够了再动手。这年旧历五月调范文虎入朝参与对日本作战研究，并于八月开始正式调集军队。范文虎本是南宋大将，在公元1275年以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的官职，不放一箭的高调投降了元军，并献出了兵强马壮的安庆府（今安徽省安庆市）。

公元1276年，在出发前的训话中，忽必烈语重心长的教导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等将领，告诉他们不要杀太多日本的百姓，如果百姓都杀光了，那咱们得来的土地又有什么用呢？《元史·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记载为“帝敕曰：……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看得出起码忽必烈此时对于第二次东征日本应该是信心满满的，所最主要考虑的居然是占领日本后应该怎样管理。于是阿剌罕、范文虎等率原属于南宋的10万大军，乘9000艘战船，从宁波出发；忻都、洪茶丘还是率领蒙古、高丽、女真、北地汉人等族军队4万人，依旧从朝鲜半岛的合浦出发。两路大军浩浩荡荡的驶向日本九州岛。

两次元日战争路线

自“文永之役”后，北条时宗为首的日本统治者们也一直在积极准备。为防止元军的再次登陆，日本人在博多湾沿岸修筑了一道高2米，长约20公里的坚固石墙，并且调集了大量御家人（直属于幕府将军的武士）前往九州地区增援驻防。

最先到达战场的是合浦出发的忻都、洪茶丘，这一路军队用火炮等重武器再次顺利的攻下了壹歧岛，之后又在志贺岛击败日本军队。进犯到宗像洋时范文虎率领的10万大军也赶到了，于是合兵一处，军威更盛。但是在进攻博多湾的登陆战中，元军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本人先前修筑的微缩版长城起到了很强的拦截作用，元军很难逾越，日本军队却在河野通有等将领的指挥下从高墙后发动攻击，致使元军损失惨重。之后元军将领们举行军事会议，商议接下来的行动，但却无法取得统一的意见，这就使得元军居然转移到五龙山（今伊贺西北部海域）停驻了近两个月时间。到了八月，台风忽至，狂风巨浪使得元军的大批战船互相撞击，纷纷沉入海底。而将领们则跑到坚固的大船上，不顾士兵的各自逃命，奔回到合浦去了。被遗弃的士兵十余万人，但是已经没有了统一的调度指挥，也没有了辎重补给，因此不堪一击，被随后袭来的日本军队摧枯拉朽般的击败。日本人将被俘的蒙古、高丽、女真、北方汉人全部斩杀，而原属南宋的南方汉人则免遭杀害但也全部沦为奴隶。《元史·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记载为“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众议推张百户者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这次战争爆发时期日本年号为“弘安”，因此也称其为“弘安之战”。又是一场被“神风”结束的战争。

元日战争插画

这次战争元军的失败一方面由于日本人准备的措施得当，另一方面也由于元军内部没有协调好指挥权问题，各将领之间不能达成共识使得全军受困，这应该是忽必烈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忽必烈的一部分政治目的可能也确实达成了，那就是消耗原南宋军队有生力量。在彻底征服了南宋后，大批的南宋降将和军队无疑使得忽必烈侧夜难安，在驱使他们参与了包括东征日本在内的多场战争后，这些原属于南宋的军队被极大的消耗了，这也使得蒙古人在中国南方的统治更加稳固。而日本方面，虽然战争的胜利使得执政的镰仓幕府威望达到顶点，但随之而后来的财政危机却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很多出力抗元的御家人濒临破产，北条氏的统治出现了重大危机，并开始了极盛而衰的道路。看来军事上的胜负与政治上的兴亡并没有绝对的必然联动关系。

由于一些错误的信息引导，很多人曾以为元朝两次讨伐日本，都是在所谓“神风”的打击下，舰队行驶在半路上就沉没了。其实两次战争元军都是登陆了日本的本土，并且两军都进行了惨烈的交战，而确实最终都以“神风”作为终结，这也许真的是天意。在此之后元朝和日本两国官方政府间再也没有能够出现什么正面联系，忽必烈一度计划的第三次东征也由于其和越南的作战不利而搁置起来。反倒是民间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这里面包括以僧人为主的文化交流和商人为主的经贸交流。那么如果元军真的打败了日本而占领了日本列岛呢？日本会成为中华或者是蒙古的一部分吗？应该不会，因为元朝曾经占领的大多数地方最后其实都本土化了。与当时日本类似的爪哇岛一度被蒙古远征舰队所征服，但最后由于太过远离大陆得不到持续的支援，终于还是被本地的满者伯夷王国彻底打退。我想即便是元军真的一度占领日本，最后要么也像西边诸汗国一样被本地同化，要么像爪哇一样被赶走，很难取得长久的稳固统治。毕竟在那个时代，能阻碍蒙古大军魔爪的可能只有大海和炎热了。

题外话。很多年以后，蒙古人在汉地的统治被推翻，大浪淘沙，最终获胜成为天家圣人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有明一代都未攻伐过日本国，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颁布的《皇明祖训》（早期版本也叫过祖训录）。虽然由于旧有恩怨，在这个重要的治国纲领性文件中，将日本写为“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但朱元璋还是由于各种原因把它与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共同列为了“不征诸夷国”，也就是规定了大明帝国不得主动攻伐这些国家。不过一个“故绝之”也断绝了两国间官方认可的贸易通道，实际上也为后来的“倭患”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