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因为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雷威安虽然没能出席会议，但寄来了论文，并提交了小传（参见下图，信写于1989年1月）：

1989年1月雷威安信函

雷威安，原名安德埃·列维（Andre Levy），1925年出生于天津市，1937年返回法国。1974年获国家博士学位。1969年至1980年任波尔多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1981年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任主任。1984年返回波尔多大学。

著有《<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明代两篇哲理性的短篇小说及其来源》《中国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研究》（此书收作者论文十二篇）等小说研究论著多钟。并翻译《雌狐的爱情》一书，译有凌濛初“二拍”中的十二篇故事。尤其是新版的《金瓶梅》法译本，更是其力作。

其论文题目是《<金瓶梅词话>53、54回的秘密》，后来发表在《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

1989年5月17日收到雷威安信函，是其论文《金瓶梅和聊斋志异》的提要，开会时用为大会发言。

1992年5月雷威安信函

会议为其安排的活动有：

6月16日上午大会发言（主持人王汝梅、魏子云，发言人还有马征、朱传誉、周钧韬、王汝梅、张惠英、白维国、郑庆山）。

6月17日上午主持大会发言（与周钧韬一起，发言人为卢兴基、傅憎享、张国星、周续赓、吴红、周中明、马征、孟昭连、大塚秀高），参加第一组讨论（召集人梅节、林辰，同组还有美·韩南、芮效卫、浦安迪、马泰来，日·尾声兼英、阿部兼也，加·米列娜，西德·马汉茂，台·魏子云，中国大陆吴晓铃、陈毓罴、刘世徳、王汝梅、刘辉、黃霖、陈辽、石昌渝、白维国等）。

雷威安出席了1992年6月15—20日在枣庄市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参见下图，左起第十一人即雷威安）。

1992年6月15日第二届（枣庄）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

6月15日上午会议举行开幕式，枣庄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孟繁成主持，刘辉致开幕词，枣庄市长秦尧基致欢迎词，雷威安与吴晓铃、王利器、魏子云、（德）哈娜·维伯与赫尔嘉·伯尔纳等在主席台就坐，维伯夫人（奥托之女）、伯尔纳夫人（阿尔图尔之侄女）并向中国《金瓶梅》学会赠送奥托·祁拔与阿尔图尔·祁拔兄弟的德译本《金瓶梅》。

午枣庄市长秦尧基宴请于枣庄宾馆，三桌，孟凡成、李忠林、吴晓铃、王利器、魏子云、雷威安、梅节等在座，余与袁世硕、黃霖、王汝梅、周钧韬、陆大伟、陈益源、李士勋、维伯夫人、伯尔纳夫人同桌。二位夫人席间高歌，并与陈益源兄一起作蛙鸣，引发一片欢呼。

6月16日上午雷威安在大会发言，同场大会发言者还有刘辉、周中明、黃霖、鲁歌、郑庆山、铃木阳一、张宪起、孔繁华、陈昌恒、郑晋、杨传珍、宁宗一、宋谋玚等。

会议在6月18日、19日两个上午分组讨论，雷威安在第三组，召集人为张远芬、黃霖，成员还有日·荒木猛，台·朱传誉，港·李翰祥，中国大陆宁宗一、王丽娜、周中明、宋谋玚、傅憎享、鲁歌、罗德荣、赵兴勤、孔繁华等。

雷威安著《中国古典文学》

6月18日下午为会议机动时间，我遂拜访宁宗一、魏子云、雷威安、梅节、任少东诸位先生，在魏子云先生处遇朱传誉、李翰祥先生。

1992年6月19日上午，我约刘辉兄一起向雷威安先生表示感谢（参见下图）。

1992年6月19日与雷威安合影于枣庄

当晚宴请时，刘辉兄与我又专门邀请雷威安、陆大伟先生合影（参见下图）。

1992年6月19日与刘辉、雷威安、陆大伟合影于枣庄

拜访雷威安时，我问他为什么对《金瓶梅》感兴趣，他说：“我在天津生活到12岁才离开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津门开放得和西方差不多，我热爱中国，我喜欢中文尤其是中国小说，我所知了的中国社会既自由又黑暗，恰好《金瓶梅》可以帮我解析这样既自由又黑暗的社会，就这样简单，自然而然。”

其时雷威安在波尔多第三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我赠送给他中国《金瓶梅》学会学刊《金瓶梅研究》前两期，并向他约稿。雷威安也将其《金瓶梅词话》法译本赠送给中国《金瓶梅》学会。

1992年6月雷威安签赠法译本《金瓶梅词话》

1995年11月28日至12月22日，我应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戴思博教授邀请去该院讲学。适逢巴黎大罢工，交通瘫痪，原计划请在巴黎的法籍徐州人陪同去波尔多拜访雷威安先生，因此作罢。错过此次天时地利，其后再无相晤之机。异国风情，他样文化，国家之别，区域之差，有时候就是另一个世界。人间这般，奈何！

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给雷威安发出预备邀请，2010年1月15日收雷威安先生电邮，云：

多谢贵预邀通知关于第七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清河县召开实在大机会。可惜年老[八十四]身搦旅行太远难办。对不起。希望会议大成功。

笔下雷威安

André Lévy, professeur émérite à l'université de Bordeaux, 19 avenue de la République,33140 Pont de la Maye, FRANCE. Tél. 05 56 87 12 62 / 06 98 87 29 45 email andre.levy@sfr.fr

1992年6月雷威安签赠法译本《金瓶梅词话》

2月11日发雷威安先生电邮：

雷威安先生：

棗莊一別，近20年未曾謀面，念念！清河离北京很近，可以去首都機場接站，仍希大駕光臨為幸！春節愉快！安康長壽！

吳敢 2010.2.11 15：10

我在拙著《金瓶梅研究史》下编金学学案中如此介绍雷威安先生：

雷威安（Andre Levy），男，1925年出生于中国天津，1937年返回法国，1974年1月11日以《十七世纪的白话小说：中国文学一种叙事体裁的兴衰》通过国家博士学位答辩，1969—80年任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1981年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主任，1984年返回波尔多第三大学。

最使雷威安享有盛名的是其《金瓶梅》法文全译本（参见本书上编）。其导言说：“《金瓶梅》这部书无疑是中国文学所能提供的最为‘辛辣’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人们往往发现一些部分事涉粗俗，用词也有文、野之分，以致在迻译时对古今切口、土话把握不定，有时不得不冒险从事。我们倒是很愿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持书中的谚语熟语原来的古色古香的风味，它们是无法想象的丰富，可又带有令人生畏的模糊——这样的情况数以千计。注释但求说明状况，作简要回顾，如遇必要，用各种不同的方面加以评注；但这绝不是自诩博学，因为注释不是给学者专家看的，而是注给一心向往的读者看的，目的在于启发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所以注释以清晰为上，简洁服从于清晰。尽管如此，这部译本旨在提供一个不必借助注释即可读懂的本子。”（参见《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

雷威安《中国话本小说》

艾金布勒为雷威安译本所写前言说：“这个法译本是《金瓶梅》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第一个直接从中文译成我国文字的译本。我有幸在这个法译本的卷首见到此书是献给保罗·徳密艾维尔（Paul Demieville）作为纪念的。我们大家对徳密艾维尔崇敬备至，爱慕非常。这位汉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博学多闻的文化名流，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在1949年他慨叹世上竟只有两个——两个，而不是三个，能有本事恰如其分地翻译中文的人。这两个人指的是：英国人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俄国人巴齐尔·阿列克西耶夫。……当时徳密艾维尔虚怀若谷不把自己摆在优秀译人之列，但我们承认他是一位好译家，……时代已经与过去不同了，译家辈出……雷威安把这部长篇小说分成十个部分，每一个部分标上一个题目，每题概括十个回目。……雷威安的译本，明畅易懂，完整，而且忠实于原文。这恰恰就是我沉浸其中，我久所期盼的课题，读《金瓶梅》。”

雷威安写于1979年的《〈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是一篇力作，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初刻于万历三十八年即所谓庚戌本之后，得到郑振铎、范烟桥、韩南的呼应，虽然亦有小野忍、魏子云的质疑，在雷威安写作此文之前，仍然是主流之说。

该文“提出一种新推测性的‘再分析’”，对韩南“是否需要假设有一种原来有而现已失传的刻本的存在”展开分析，结论是“说有失传的早期刻本之存在的假设非但不必要，并且在有关的记述中也找不到佐证。”

该文甄别《万历野获编》《味水轩日记》《山林经济籍》《游居杮录》《觞政》相关资料，认为“想把现在置于《金瓶梅》条下而原来可能散见于各处的文字，再行还原，实在希望渺茫。”

雷威安《话本总目提要》

该文最后说：“总而言之，虽然本文没有引用新的史料，而只是检视现有的材料，但是，从分析中显得似乎无须假定有‘失传’的刻本。”

在魏子云考证马仲良榷吴关准确时间之前，雷威安根据《明诗综》即“推测他担任吴关的主事当在任官户部的最后一段时间。因此，万历四十四年（1616）左右的时间可能正好相符。”非华裔国外汉学家能做出如此考证者凤毛麟角，可见雷威安的学术根底。

雷威安在《评〈金瓶梅的艺术〉》（《金瓶梅评注》，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一文中说：“《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来自对生活深厚的爱，它是小说家的小说，它把生活中的沙砾变成金子，这种笔法现代中国作家仍须向它学习。这部小说是为成年人写的，而不是为过分看重那些色情段落的未成熟的年轻人写的。事实上几乎不能说人们过高估计了《金瓶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小说家们能从《红楼梦》学到的东西，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金瓶梅》的启发。”

正因为如此评价《金瓶梅》，才使他最终决定全译《金瓶梅》。正因为他全译《金瓶梅》，才使他成为最伟大的金学家之一。

刊登在《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上的《〈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五十四回的秘密》是雷威安提交给1989年首届（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提要，文中说：“关于《金瓶梅》成书过程有不少秘密，最难了解的恐怕是五十三和五十四回的问题。大家知道所谓十卷本和二十卷本是根本上从一种同样或几种同样稿子出来的，这个道理给了我们相当详细的证据，十卷本是修改的少，二十卷本是修改的多。……在十卷本和二十卷本的五十三、五十四回中，文章共同处不多。……色情描写语言上那么接近，不会是偶然，但可能的理由是模仿的模范。十卷本的五十三、五十四回比二十卷本长二三倍，写得活泼的多。……可能十卷本被准备好以后，五十三、五十四回被丢掉了，……‘遍觅不得’可能是这两回。……补写者至少有两手，改写者也不会只有一手。有开写者，难道不会有续写者？”采取的是一种很审慎的态度。

1989年1月雷威安信函

《海外存知己》杂志有一篇访谈性散文《与雷威安教授谈中国小说》，写于1982年3月11日，附记于1985年5月。一时查不到作者，可能是王秋桂。

文中说：“首先谈到的是该书的作者问题。……他说，该书的情节内容有时彼此连续不上，书中的年代次序也颇凌乱，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因为目前所传的本子，当初是由各种不同抄本结合在一起，或各抄本原不同出一手的缘故……他认为该书就整个内容格调给人的感觉来说，大略可分成三大部分：五十回以前的文字很有早期说书的味道，五十回至七十回则显得淡而无味，七十回以后又好得多。对于这种现象，他的解释是：该书当初可能是由一个颇有才华的说书人所创作（第一部分），后来有另一位才华不高的作者加上了一些（第二部分），最后是某一位文笔不错的知识分子加以完成（第三部分），并对全书约略作了一番整理。……崇祯本有些删改词话本的地方，可能是由于崇祯本的编者对于词话本所用的某些语言以及所描写的某些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有所隔膜。……雷教授认为性的描写部分占全书的比例不大，而且大都是有其故事性的（Progressing）需要，所以每一部分都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部分在表现角色心理上有相当的意义，是构成全书整体的一部分，和一般为性而性的书不一样。……《金瓶梅》中最有意义的，雷教授认为是对女人的性格的刻画。他认为作者对女人性格的了解相当的深入。所以能从日常琐事中，甚且从性的描写中，写出个个具有多面性格（round）活生生的女性。雷教授说，这或许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另方面也可能是说书传统的影响，但描绘出人物，而补作评价。雷教授又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金瓶梅》可能是结构最紧密，最有系统的一部，虽然有时有些小情节不连贯，年代出入，但是，和故事主体不相干的话却很少啰嗦。他说，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再也找不到一部像《金瓶梅》这么现代化的小说。”

1989年5月雷威安信函

雷威安终于参加了一次在中国召开的金学会议，那就是1992年第二届（枣庄）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2005年第五届（开封）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召开前，笔者电邮邀请雷威安光临，他回信说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参加，非常遗憾，预祝会议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