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国通过兼并战争，完成了对古老中国的统一，并建立了适用于全国的封建管理制度，整个社会进入封建时代，而此时位于东南半岛的越南还处于原始的奴隶制部落状态。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一统天下后，将开疆拓土的视野瞄准了南方，他派遣大将带领精锐军队攻入当时的百越地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轻松攻下后，将三地分别设置为南海郡（今广东）、桂林郡（今广西）、象郡（今越南北部地区）。

但秦朝当时在完成统一战争后没有多久的时间，便陷入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对于北越地区的治理陷入无人管理的现状，当时进攻北越的军队大多来自北方，难以适应南方地区热带的高温和湿润天气，大量士兵因此生病，军队在失去后方支援后，很快便功亏一篑。

及至汉朝时期，原先秦朝任命在当地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赵佗及时向汉朝称臣并选择了归顺汉朝，汉朝在初期的岁月中，选择韬光养晦并没有对两广北越一带用兵，因此实际上赵佗在得到汉朝的分封之后，成为事实上的两广和北越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但当时赵佗的统治中心主要位于今天的广州，其政权被称为南越国，其通过与汉朝的商业贸易，引进了铁器、金属、牛马等生产工具，使当地的社会结构得以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向变革。

但南越国与汉朝的关系当时并不稳定，因此其贸易也时断时续，受这种情况影响，赵佗所统治下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实际上对于北越地区的统治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甚至是连最基本的社会形态都没有任何改变。

从秦朝攻占北越地区开始，赵佗统治下的北越一直都是保持着原始的奴隶制形态的家长制奴隶占有制社会，其整个社会的直接统治者不是赵佗，也不是赵佗委派的各级官员，而是一个个奴隶主。

在秦汉—赵氏王朝—北越奴隶主的关系中，实际上是一种秦汉与赵氏王朝的藩属关系，赵氏王朝与北越奴隶主间形成的是一种代理人关系，既北越奴隶主行使实际的管理权，他们享有对北越地区百姓的剥夺权，并依靠这种权力以进贡的方式到赵氏王朝，以换取其作为地区合法代理的权力，赵氏王朝再依靠这些进贡去取得秦汉对其王朝的认可。

经过如此的周折之后，我们曾经所熟知的秦汉边界南至南海的说法实际上仅仅只是一种象征而已。

而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加上当时的交通和社会生产力的地下，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里长保甲制度并不能渗入进北越的各个村社之中，他们所依靠的仍然是奴隶主的层级统治，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当秦汉的生产方式已经前进到牛耕、铁器时代时，北越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刀耕火种时代，而作为当地直接控制者的奴隶主们也并不关心生产方式的改变。

在奴隶主看来，他们更关注于以纳贡为剥削方式的自身地位的维护，正是在这种松散的控制体系，加上内外有别的生产生活方式，致使秦汉在攻占北越百年之后，当地依旧不能像其他地方一样顺利归化。

这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生产力与文化不能及时推进到征服地区，导致新征服地区与原生地区巨大差距，从而致使隔阂加大，离心力不断加速所导致的形式统治的出现，实际上，秦汉这种情况只是开端，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滚动，及至唐元明清，无论是北越还是高丽，这种隔阂最终导致一个脱胎原文明的新生文明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