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镶黄旗人良弼，是个典型的贵族子弟，现在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他很有志气，在清政府中的地位非常高。在爱新觉罗皇室子孙中，他是另类，有名气，有军事能力。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算“八旗子弟”中的翘楚，号称“满清最后的支柱”，像这样有能力阻碍革命进程的人，革命党人当然是要除之而后快的。1912年1月26日，议事毕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今北京西四北大红罗厂街），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四川武备学堂毕业生）向其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良弼遇刺，并未即死，救治了两日，请日本军医做了截肢手术，但终于伤重身亡，临死前，良弼叹言：“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 就因为这句著名的临终遗言，很多人对这个“失败的英雄”充满同情，认为正是他被杀才导致大清的灭亡。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我参阅了大量史料，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合当时的情境，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良弼是个被严重高估的人物。

良弼没有清政府的高决策权。在晚清，清政府的最高决策权在摄政王载沣、 庆亲王奕劻等内阁重臣手中。如1911年5月份成立的“皇族内阁”，13人中满人占9人，9人中皇族占5人，这些人才是决定大清命运的决策者，良弼不在其中。良弼的地位是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别说决策权，连建议权都没有，在清贵中他的地位并不高。

良弼没有军事指挥权。良弼在1899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903年毕业回国。中规中矩的简历，既没有参加过实战的经历，更没有指挥战争的资历，最高担任过的职务是禁卫军统制，大概相当于正军级。从他的表现看，在军中他没有自己的班底，不能服众。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暴发，袁世凯一纸命令就让冯国璋取代了他。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良弼的表现，但从人之常情来说，良弼肯定是充满怨恨的，心里不停地“问候”袁世凯的祖宗十八代。不过，仅此而已，别说他，就是载沣、他的上级的上级军机大臣铁良也没有任何表示，可见他交没有所谓的军事才能和军队的影响力。

良弼的死并没有改变历史进程。良弼被杀并不是偶然，一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1912年1月19日，良弼与铁良等人成立宗社党，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这个主张既得罪了袁世凯，也遭到革命党人的忌恨。据史料记载，组建军队要钱，当听说要清室新贵们自己掏钱，参会者个个做了缩头乌龟，良弼也不例外，躲得比谁都快。二是他容易杀。这样一个对清廷无足轻重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什么必要重点保护，所以革命党人轻易就得手了。良弼死后，除了几声惋惜，没有引起什么政局和即定的历史走向。按照时间顺序，在良弼遇刺前清政府、南京革命政府和袁世凯就已经在协商清帝逊位后的待遇，十天后逊位只是必然，良弼遇刺是偶然。

夸大良弼的价值对大家有用。良弼死时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以上那句遗言。多种史实确实有记录，但我考证后感觉有点像注水了，可能是后来的革命党人想突出刺客彭家珍的功迹而为。以良弼的性格应该叮嘱家人料理好后事，向清政府要点钱来养育孤儿寡母才对，这样一个患得患失的公子哥，那来的忧国忧民情怀？当然我也只是推论，现在已经找不到史料来考证这句话的真伪。因为这句话，让良弼的人生充满了绝望的悲情色彩，中国人向来对失败的英雄多几分怜惜和尊敬，于是后世文人们强行将良弼的生死与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联系在一起，好象他真的是“大清最后的支柱”，可以“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严重地高估了这个人的历史价值。

（参考资料：高尔柏《辛亥革命史》、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中华民国史之人物传》图片来自网络，文/史泰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