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郭沫若抛弃的日本妻子，一生坎坷，却矢志不渝，5个儿女均成材|163

文：心目郎君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两人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异国情缘，只可惜，21年后，郭沫若抛妻弃子，不辞而别，这段爱情终究未能相守，成为了遗憾。

1，为了爱情，放下了亲情

佐藤富子的家族，是日本仙台地区很有名望的武士家族，明治维新以后，其父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富子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0岁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

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之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带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郭沫若在写给富子的信里大胆表白，让富子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陶醉。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富子和郭沫若连续通信40多次，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星期就有5次通信。这些写成情书形式的书信，成了郭沫若大胆追求富子的最好方式，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

富子在回信中写到：

“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

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郭沫若为她取了中国名字郭安娜。她与郭沫若的结合，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富子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同居的。她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她的家庭对她和郭的结合终生也没有谅解。

2，为了爱情，甘愿承受一切痛苦，无怨无悔

从小的家庭教养，培养了她特有的温柔、贤淑、酷爱自由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在与郭沫若相识后，佐藤富子的炽热爱情给了郭沫若在异国的孤独以极大的慰藉，她的真诚和热忱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欲望，写出了很多篇脍炙人口的著作。

而她自己失去了富足家庭的经济支持，只靠郭沫若每月的48元官费补助度日，开始了克勤克俭的平民生活。在这种生活的历练中，她从无怨言，特别是他们的大儿子郭和生出世以后，生活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为支持丈夫读书，她自己有时以红薯充饥。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安娜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安娜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安娜能吃苦，能耐劳，忧愁与烦恼从来就与她无缘。郭沫若获得了九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便带着安娜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回到中国。由于郭沫若弃医从文，经济收入不确定，生活依然很拮据。安娜跟随郭沫若辗转、奔波于上海、广州、汉口等地，仍然维持生计很艰难，但安娜从无怨言，总是任劳任怨地服侍丈夫，照料孩子。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烧达40℃。因为他正在被通辑，只好偷偷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开的私人医院。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石井勇医师无可奈何地让安娜准备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郭沫若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两个星期后便出院了。

郭沫若带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温暖的、永远整洁的家。安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的注视着安娜那慈祥而安静的脸，又看到那圣洁的光辉，如他当年所看到的一样——圣母玛利亚。郭沫若感激道：这是我的妻，我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怀着对安娜的感激和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这些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诗。

后来郭沫若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们又举家逃亡日本。

3，被丈夫抛弃后，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万里寻夫却终被辜负。

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回国了，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对郭沫若住所进行彻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书信及书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安娜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抚养着孩子。

安娜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苦度日，依靠她打零工维持生活。她干过煮糨糊、腌咸菜等杂活，也干过苦力活，但她都能默默承受，因为她心中有一盏明亮的灯，那就是对郭沫若和他的儿子执著的爱。安娜的贤淑和任劳任怨的品格，使得她即使在极端困苦面前，也从不示弱，也从不被困难所吓倒。正是这种性格磨炼了她的身躯，增强了抗御艰难困苦的能力，从而也使她能够得以长寿。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漂洋过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

安娜带着五个孩子来到香港，可是此时郭沫若已经与于立群结了婚，并有了几个孩子。安娜在痛苦万分中离开郭沫若回到日本。她原谅了郭沫若，认为这不是郭沫若的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过。她在日本继续含辛茹苦地抚养五个孩子，无怨无悔。在她的影响下，5个子女，个个成材。

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著名化学物理学家。

次子：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女儿：郭淑瑀。郭淑瑀后来与林爱信结婚，生一女林丛。林丛后留学日本，归化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参与创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郭淑瑀与林爱信的儿子林靖，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四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钢琴家。

4，嫁夫随夫，我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郭沫若晚年多次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

建国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郭安娜加入了中国籍，她带领儿女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1983年曾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荣获第一届亚非和平奖。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去日本总只呆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嫁夫随夫，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