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今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六年。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 擢升浙江提学佥事，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升陕西督道参议。

应该说，在这十几年的宦海生涯中，洪承畴显得波澜不惊，平淡无奇。

直到那一年——崇祯二年（1629年），流民军王左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身为文官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他的名字才广为世人所知。

实际上，这一年，正是农民起义风云初起之期，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单单陕西境内就有近百支流民军部。相当数量的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也加入了流民军的洪流。

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

事实证明，杨鹤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王左桂接受了杨鹤的招抚不足一个月，花光了手上的招抚金，马上拎起刀子反朝廷，反政府。

他招呼也不打，大举攻打韩城，把杨鹤吓得魂飞魄散。

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洪承畴一介文士，在危难之时拔剑而起，解困扶危。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洪承畴走进了崇祯的视线。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他一改杨鹤的招抚政策，大力剿匪，不但大力剿匪，且并“杀降”！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杀掉的“降军”多达数万，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也似乎也不能全怪洪承畴，这都是给那些降而复叛，叛而又降，在降与叛之间反反复复地循环永远不知疲倦的流民军所逼的。在明末，诈降似乎是所有流民军的“光荣传统”，不但小股流民军如此，就连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对诈降的流程也是驾轻就熟， 明军历经多次都对他们剿而不死，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崇祯四年（1631年），主抚的三边总督杨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从此站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洪承畴高举“全力清剿”大旗，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

崇祯五年（1632年）春天，洪承畴在庆阳的西澳对陕西境内的数支流民军进行围剿，双方激战数十次，斩杀流民军首领杜三、杨老柴，一扫官军多年颓气，朝廷称此战为“西澳大捷”

陕西待不下去了，各部流民军先后东进，涌入山西，其中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共二十余万人，号称三十六营，一度攻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气势大盛。

崇祯六年（1633）九月，洪承畴会同曹文诏、左良玉等人将这些流民军驱逐至河南武安，层层包围，应该说，这次是对流民军实施“一锅端”的大好时机，可惜，皇太极绕道蒙古，兵进大同，曹文诏在关键时刻改调，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人再次祭出诈降一招，骗过了王朴，从容突破明军的包围圈，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他们以郧阳为中心，改变了以往战术，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以无厚入有间”，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

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疲于奔命，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

洪承畴于是做出了调整，他梳理出主次，以重兵攻打重点地区，将高迎祥部先后击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逐入西部山区。

崇祯七年（1634），五省总督陈奇瑜在车厢峡又中张献忠等人的诈降计，错失将流民军一网打尽的良机，下了个丢官弃职的下场。此时的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但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的主要军事统帅。

这一年，他调动官军入陕，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对高迎祥部进行夹击，大获全胜，一直追杀到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崇祯八年（1635年）初，流民军一分为三，分袭陕西、山西及东入凤阳，焚毁皇陵。

八月，崇祯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分区作战，相互协同。

这年年底，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而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高迎祥部，将之围困了三个多月，追至整厔（今陕西周至）成功俘获了高迎祥，将之解京磔死。

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清军入边，连陷昌平等十六城，卢象升被调，驰援京师。

流民军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二十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而李自成也招揽了高迎祥的大部分溃兵，从“闯将”进化为“闯王”。

崇祯十年（1637年），闯王李自成的表现相当活跃，其进军四川，沿路破城十余座，攻克了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

乘胜宜勇追穷寇，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李自成军溃不可支，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十八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关中贼略尽”。

然而，随着卢象升阵亡巨鹿，京师危机未解，崇祯不得不把洪承畴从西线调入，与孙传庭一起率军拱卫。

洪承畴率总兵官左光先、贺人龙等十五万人马，出潼关，赶赴京师。

崇祯帝下旨郊劳，隆重地接见。

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崇祯帝授洪承畴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但洪承畴被任命总督蓟辽军务不久，清军饱掠了河北、山东之后，已回到沈阳。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王朝在侦知皇太极准备攻打锦州的行动，很多大臣已经想起了天启三年皇太极围锦州的那一场“围城打援”，无不脸色大变。

在对辽战事上，洪承畴还是个新手，新人初来乍到，还未明确意识后果的严重性，他只是急令前锋总兵祖大寿、辽东总兵吴三桂等扼守锦州、松山。

在洪承畴看来，清军刚从内地剽掠不久，而皇太极又多次提出要和明廷达成和议的建议，他觉得清军是有诚意和议的，如若清军胆敢向西威胁我国，即立刻进讨，主动权完全操在明军一方。洪承畴由是崇祯说：“建虏多次乞讨抚赏，今后若向西威胁我国，则和议可待，否则，那是自寻死路，我必革赏进剿。”（《崇祯实录》卷十二）

崇祯的军事见识远不能同哥哥天启帝相比，他同意了洪承畴的意见，下诏“倍加侦备，勿得少有弛懈”，要“该督抚镇密筹方略”，（《崇祯实录》卷十二）限定日期上报朝廷。

辽东巡抚方一藻在给崇祯帝回奏的方略也是一派盲目乐观，他竟然认为皇太极在义州屯军是下下之策。还煞有介事地给崇祯掰着手指头算，说人家是千里馈粮，士兵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力疲马乏；义州新开荒的田地贫瘠，亩产量低下，时间一长，不战自乱。我军只须站定脚跟，陈兵于松山、锦州之间，群策群力，先示弱诱敌，再以大军进逼，奇兵、正兵结合，稳操胜劵。

所幸，洪承畴随着对辽东战事的深入研究，越来越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向崇祯指出：“

敌人屯军于锦州义之间，就是为了打持久战。”进而认为：“今日筹划辽事并非只守不战，乃是守而兼战，唯其如此，才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在正兵之外另出奇兵，然后可以守可以战。”针对“守而兼战”的特点，他提出的战略部署是：以吴三桂、刘肇期官兵一万分驻松山、杏山之内，以他自己的官兵一万五千四百人出镇前屯、中后之间，以防蓟官兵一万六千人分布于中协四路、东协建(昌)、冷(口)，西协墙路之界，以山(海关)、永(平)抚臣朱国栋驻守山海关关门，以镇臣马科出中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53号卷，第2号）

崇祯将他的方案交由兵部讨论，兵部只做了两点补充：

一、辽东巡抚方一藻应居宁远而不宜移驻塔山。其原因是塔山地处低洼，容易遭到敌人的围困。

二、督臣洪承畴应暂驻前屯，不宜驻中后，这样比较安全。

于是，崇祯签字批准了洪承畴的作战方略，专门让户部抓紧发令将天津米豆，运到前方，并特别强调宁远饷司“务要多方接济”。

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意思却是速战速决，否则明军在关外的时间一旦过长，粮饷难继，易战事于被动。

洪承畴不赞成速战，而认为应该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因为蓟镇、永平等地“汉夷杂沓”，他先令总兵白广恩屯蓟镇，曹变蛟屯丰润，大同总兵王朴到永平南关，重在防御。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清军已经向锦州逼近，洪承畴这才出师山海关；崇祯十四年(1641)初，率曹变蛟、白广恩及吴三桂、王廷臣等部到达宁远。

这时候，清军已经掘濠围困锦州了，他们“内打栅木，外挑濠堑，水泄不通，人影断绝”。

洪承畴亲往松山视察，松山城与锦州相隔十八里，清军在离锦州五六里地下寨，在松山远眺，可看得一清二楚。但见“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明清史料》乙编，296页）。洪承畴暗暗吃惊，深感兵寡不足御敌，又向崇祯请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蓟镇总兵唐通、榆林总兵马科，共七万兵马。

知道明廷在大幅度调兵，清军辄调动了大批的炮车扼守在塔山之归路及锦州之来路。

尽管入调的兵马还没有到，洪承畴还是尝试对清军进行了一些接触。

洪承畴立营于松山西北，清军济尔哈朗发其右翼兵出攻，双方数度交手，互有杀伤，但明军略占优势，斩敌首一千五百余级。

由此，洪承畴勇气大增，对救援锦州充满信心。

不久，杨国柱、王朴等部先后来聚，兵力更增至十三万，由八总兵分领，依松山结阵，大张兵势，掘壕筑城而居。

多尔衮不服，率铁骑直冲洪承畴大阵，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回，“清人兵马死伤甚多” （《李朝实录》）。

远在沈阳的皇太极得知，急得“忧愤呕血”（《李朝实录》），急命阿济格率军支援前线。

然而，阿济格连打几仗，均以失利告终，不免心灰意冷，竟对部下说：“与其劳苦如此，不若遁走。”（《李朝实录》）

可以说，由于洪承畴调度得当，其扎营固守，先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守中又不时主动出兵与清军交战，以积小胜为大胜，战局在一步步地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早在赴松山之前，他就上书崇祯，说自己只准备在宁远集结兵力，采取“持久之策”，且守且战，彻底将敌人拖穷、拖垮，现在按自己的方案行动已初见成效，不由得大为兴奋地说：“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不能再拖了，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我即再督决战，以解除锦州之急。”（原文见《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2页。）

辽东巡抚方一藻也高兴地向崇祯汇报，说什么几番胜仗打下来，军声已振，解围有望，只要等机缘巧合就可以给清军致命一击了。（以上为覃仕勇长篇通俗历史书《奏折上的晚明》节选，欲知上下文内容，请到专栏阅读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