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晚期，泾原节度使属于西北边镇，论规格倒也算不上强藩，但是位置重要。由于泾原兵卒都是安西四镇出身，舍家撇业，所处的泾原之地又是经济条件很差的地方，而唐德宗出于控制藩镇及军事防御的需要，从邠宁到泾州再到计划修筑原州，其辖地多次调整，屯驻之地贫穷荒芜不说，还多次被迫“移镇” 向塞外推进，这让泾原军上下充满了怨气，这种离心倾向也在内部多有酝酿。

唐朝中后期藩镇
根据《旧唐书姚令言传》中记载，泾原兵变发生时，军士扬言“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可见其对唐朝政府的不满与愤慨。
唐代中后期,募兵制开始代替府兵制，士兵更加职业化，而像泾原军这样的藩镇军队与皇帝身边的神策军相比，不仅屯驻之地经济基础差，待遇也差很多。

另据《资治通鉴》卷228中记载：“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络，常赋不能供”。
可想而知，唐德宗如果调集诸镇平叛，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在东面，李希烈、王武俊、李纳、田悦、朱滔等人叛乱后，唐德宗也命哥舒曜同昭义军的李抱真、河东的马隧、神策军李晟以及邠宁的李怀光同叛军展开作战。而且当时漕运也因战事干扰导致阻断不畅，南方的补给支援无法正常到达。发生哗变的泾原军也是因为这种军费开支的不足，犒赏待遇大打折扣，引发极大不满。

相比较其他军队，皇帝的近卫部队神策军的待遇则十分优厚。从唐代宗时开始，每次大赦都会厚赏神策军。《旧唐书·李晟传》中曾记载“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也就是说其待遇远高于地方部队和其他军事力量。
陆贽为相时曾直接指出这种弊端：“今者边穷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悬绝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禀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
这段话就直接说明了长镇之兵、关东戍卒、神策军三个不同兵种的待遇差别，以至于有边军想改隶神策，为的就是“三倍之益”。
神策军不仅是物质上的优待，并且易于升迁，这就自上而下加深了神策军与藩镇间的矛盾，也使得藩镇军队的向心力越来越差。
根据陈衍德、杨际平等人研究的观点，泾原军卒反对唐朝政府的动机与其他镇兵哗变一样，即返迁徙，邀厚赏，实则是士兵安土重迁，不听调遣，整支队伍在长安城内的表现就是劫财货以求富，一种骄兵恣情放纵的表现。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自称是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在这个月一块儿改元称帝的还有东边的李希烈，国号大楚,改元武成。
至此，大唐国土上除了唐德宗以外，又多出了两位皇帝：秦帝朱泚，楚帝李希烈；四个王：王武俊（赵王）、李纳（齐王）、田悦（魏王）、朱滔（冀王）。

朱泚称帝后，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日，又挥兵进攻奉天。据记载，双方战斗十分惨烈“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囊，载壮士攻城……矢石火炬所不能伤……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紧张的局势一度使唐德宗和群臣“仰首祝天”。
奉天保卫战为期四十多天，结束于十一月二十日。当时还未叛变的李怀光及时率朔方军前来勤王救驾，败朱泚于礼泉，迫使其败归长安, 解除了奉天之围。以至于当时评价“众庶以怀光三日不至,城则危矣”，足见奉天情况之危急。
后来，随着东方战场上的神策军、镇国军、河东军等各路援军的陆续到达，唐德宗此时可以调配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
但唐德宗延续了对藩镇军队的顾忌与不信任，对于李怀光的朔方军打算用李晟的神策军来进行合军牵制，而李晟也是利用这一机会压制朔方军，使得李怀光的朔方军极为不满，对神策军是充满戒心，不肯出战，使得唐军无法及时收复长安。
后来，李怀光的叛变使唐德宗不得不再次出逃梁州（今陕西汉中）。随着河北战场上的各镇兵力渐次回援，李晟所属神策军的力量逐渐加强，直到兴元元年（784）五月二十八日，才攻克了朱泚占据的长安，落败的朱泚西逃到宁州彭原县（今甘肃庆阳西南）。六月，落败的朱泚打算逃往吐蕃，等来到泾州时，随行仅剩下百余亲兵。
奉天之难时，留守泾州的泾原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唐朝授职的泾原节度使冯河清被牙将田希鉴所害。在朱泚一行来到泾州城时，窃取大权的田希鉴闭门拒之，后斩杀姚令言，朱泚被其部下所杀。
到七月十三日，唐德宗的銮驾才回长安，历时近10个月的“奉天之难”至此结束。

小结
发生于唐德宗建中年间的四镇之乱、泾原兵变还有“奉天之难”，唐廷与两河藩镇、泾原叛军、朔方藩镇等，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并非是一场无妄之灾，长久以来，唐朝中央政府为强化中央集权，不断扶持和提升神策军的军事实力，压制与分化各边镇，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藩镇与中央的对立。
朱泚作为幽州外来的军事力量，虽然受到部分泾原叛军的拥立，但终归与西北诸藩缺乏深入联系，没有得到李怀光等的持久支持，二者最终成了各路唐军合围的猎物，被各个击破。
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成为唐代中后期政治的分水岭，不仅使唐德宗削藩的宏大计划化为泡影，还差点使唐朝处于覆亡之地。这场战争削弱了唐朝的西北边防力量，除了京师附近也助长了河朔藩镇以及一些江南藩镇的气焰，从此更加桀骜不驯。唯一发生变化的是唐廷嫡系主力神策军又收归为皇帝家奴宦官所掌握，并成为京西、关中的主导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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