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极客君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此后10余年里，大寨成了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华西村就已经是全国典型，在浩浩荡荡“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华西村更是风光无限，一度是全国闻名的学习榜样。
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曾用慷慨激扬的笔触这样描写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
事实上，华西村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1969年，当了48年的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三年时间就达到了全村一年的农业总产值。
可在当时，这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并不被提倡，经常是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上面检查的前脚刚走，华西村民村后脚就转进了工厂。
后来，吴仁宝的“江阴县委书记”一职就因为一次举报被摘掉了。但是他创办的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却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与此同时，在江阴，与华西村仅10公里之隔的三房巷村“蠢蠢欲动”。谁也没有想到，日后三房巷村会成为与华西村齐名的“江阴姐妹花”，最辉煌时被外界称为“华西村第二”。
01
泥腿子企业家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前一年，三房巷村成立了农村合作社，卞兴才当选了社长。
此时，年轻的共和国依旧处于内忧外困阶段，在整个大环境都不佳的情况下，三房巷村亦不能幸免，粮食歉收，社员吃不饱饭。卞兴才整日愁眉苦脸。
穷则思变，隔壁华西村偷偷办厂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卞兴才的耳朵里。1962年，28岁的 卞兴才组织了一批从上海回村的下放工人也开始悄悄办厂，螺丝厂、废纺厂和粮饲加工厂.......厂子越办越多，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978年，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着整个华夏大地，政策基本放开后，民营经济的萌芽也开始逐渐苏醒。
卞兴才以村集体的名义贷到了80万，在1980年创办了江阴县合成纤维厂，开始涉足化纤行业，做印染，搞热电厂，开宾馆，日渐壮大的三房巷集团渐渐有了超出江阴的名声。
尝到工业的巨大甜头后，卞兴才随后围绕着纺织业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链拓展，逐渐形成了从化纤原料进厂到成品面料出厂的一条龙格局，巨大的经济收益也惠及到了全村人民。
要是有人坐上时光机回到30年前，当他一脚踏进三房巷村界时,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占地近300亩的工业区，工厂的烟囱高耸入云；漫步在三房巷的街区，商业大厦、洗衣店、储蓄所、邮电所、茶楼、影剧院、舞厅等一应俱全。除了当时人的打扮外，他甚至不会感到丝毫的“穿越感”。
2020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攻坚之年，在这一年里，我们要消灭所有贫困现象，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更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三房巷村似乎已经早早的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大多数村庄还在为温饱犯愁时，三房巷村人民的生活就已经翻天覆地。
1985年，全村居民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达 36.6平方米，新房子另外附有两间作为厨房、浴室或贮藏室。
也是这一年,村里统一为家家户户购买了彩色电视机,建起了电视卫星地面收接站，开通 了闭路电视，全国第一个“彩电村”诞生。
1998年,三房巷村新村建成。新村建有398幢造型新颖、配套齐全的农民别墅,小区内环境幽雅,鲜花盛开。入夜,欧式路灯和多彩的霓虹把别墅点缀得尤如人间仙境。
1989年，家家用上液化气、户户配上空调机，全国第一天“空调村”诞生；1991年，村里统一给每家每户装上电话......
9 年制义务教育在村里通过验收，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毕业,学费全免。村里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实行奖励：
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的每分奖15元,在80分以上的每分奖励30元，本村学生考取高中的，每年还奖750元；学生考取大中专院校的,除一次性奖励1500元外每年发给生活补贴费1500元。
富裕的农村生活，先后吸引了无锡大城市的5名干部放弃“铁饭碗”落户三房巷，城市女孩争先恐后的想要下嫁到三房巷，当时的村民都说“ 我们三房巷是农村的都市，城市里的生活条件还不如我们。”
在三房巷，每个村民都能收获工资、福利、股份分红三份收入，从2000年起，村里更是给每户村民免费供应粮、油、燃气。
2005年，在卞兴才的带领下，这个村办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14.3亿。在那个万元户都算是“稀缺品”年代里，三房巷村的人均收入就已经有12045元。
卞兴才凭借智慧、执着与行动带领三房巷人撬动了这座村庄跨越发展的支点，实现了一座村庄的深刻变革，书写了可圈可点的动人传奇。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来到三房巷村视察时，高兴的称呼卞兴才是“泥腿子企业家”。
但辉煌过并不代表一直成功，有些传奇注定只能成为过去。没想到乔委员长的一句夸赞，最后一语成谶，“泥腿子”成了后来三房巷的“命门”。
02
家族式集体化演变史
如果说安徽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距数百公里外的江苏江阴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
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村的“分田到户”是在困境与压力面前选择的一条变通之路，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在农村平衡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分田到户”与人民公社的瓦解给“集体主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不过，“集体主义”的道路并没有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在中国农村中销声匿迹。苏南模式的核心为乡镇企业，江阴亦不例外，其不少上市公司的母公司，都脱胎于这样的“集体主义”。
1964年创建的江阴麻绳厂（现在法尔胜集团），1985年成立的江阴溴化锂制冷机厂（现双良集团），1986年成立的江阴市精毛纺厂（现江苏阳光集团）等都是村企改制后成为民企的代表。
但是有两个例外，华西股份和三房巷，在名义上实际控制人为村委会，这意味着他们身上的家族化色彩更加强烈。
提到江阴，不能不提华士镇华西村和周庄镇三房巷村。论知名度，三房巷村，远不如“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但在很多江阴人看来，两个村子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即便是在家族式管理上也是如出一辙。
吴氏家族主导华西村，三房巷的实际控制人，为卞氏家族。三房巷集团的发展史，几乎由卞氏家族主导。
上市之初，媒体的一篇报道曾勾勒出了三房巷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卞兴才的弟弟卞良才是集团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弟弟卞惠刚、舅舅卞复侯、姐姐卞平芳、姐夫薛纪良均为集团公司董事、监事，舅舅卞复侯同时还是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姐姐卞平芳和姐夫薛纪良的弟弟薛进良同时是上市公司的监事。
我国纺织业是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化最彻底的一个行业，家族企业比例占全部企业数量75%以上，而纺织服装业这一比例高达90%以上。
从金融危机开始，中国的纺织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家族企业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作为中国曾经纺织业排名第一的大型纺织集团，三房巷也不例外。
摆在三房巷面前的第一道坎是所有家族型企业都会面临的管理上的大关，因为规模大了以后，原来比较简单的“人治”式管理无法起作用，必须建立健全的严格制度，以制度管人。
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需要什么？人才。问题是三房巷管理层的知识结构以大专、高中学历为绝对主体，高学历人才屈指可数。而又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并高，就更不愿意主动交出手中的“控制权”。
更何况，三房巷还具有明显的家族企业的排他性特征。
2000年3月，按照上级政府“先富带后富的“政策，该村与邻近的刘长巷、刘家桥、分水墩、谢巷、缪巷村等五个“落后村庄合并，并村后的村庄仍统称为三房巷。
在当时，卞兴才实行“一村一制，一村一策，逐步实施”的政策，所谓“一制”和“一策”其实就是三房巷把自己确立的制度和政策作用于邻村，邻村的原有政策弃置不用。
而三房巷给予本村和邻村的福利有着巨大差别：比如本村人都可以到集团公司上班，而邻村每户只有一个名额；本村人可以入股公司，享受年终分红，邻村不能入股......
回归到“人治”上，卞兴才曾长期担任三房巷村党委书记，并担任过江阴、无锡、江苏三级人大代表。目前，三房巷董事长、三房巷村党委书记，均由卞兴才的儿子卞平刚担任。
而家族企业多半是“父强子弱”的格局，即便是卞平钢已经胜任公司集团董事长多年，但这个“家”还是父亲卞兴才说了算。
三房巷的内部员工透露，集团和公司的诸多事宜，二人互相参与的情况非常多，据说在一些具体的决策上，卞氏父子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结果都是以儿子服从父亲结尾。在员工面前，卞平钢十分威严，但在卞兴才面前，他不得不收敛暴脾气。
村内卞氏长者说，卞氏自明朝中期就已定居该村，“三房巷”这个村名就来源于该村村民都是开基祖先的第三房儿子的后人。三房巷人口以卞姓与薛姓为主，其余还有几个为数不多的杂姓。
深深扎根在三房巷的“卞氏”基因，让它在中国改革的大浪潮中从一个小村企变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大企业，但也注定了这个曾经还算得上优秀的明星公司在未来的组织架构上将会一直不变。
03
“村企”步入死胡同
在变幻多端的商海中，说一个企业“不变”并不是赞誉。对于家族化企业而言，如果多年来在组织管理上一成不变，某种意义上讲它只是做大了的“村企”。
1999年8月，华西村(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村庄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四年后的2003年，三房巷(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也上市筹股。
2011年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华西村产业转型发展的状况。但在报道中，央视采用了“华西村”统称华西新市村村民委员会和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两天后，华西村为此专门发布澄清公告，对“华西村”的概念进行说明。
“为避免概念混淆”，2012年1月5日，华西村公告，从当日起变更证券简称，由“华西村”变更为“华西股份”。
自此，不光股票名称，还是村庄名字，辉煌了几十年的“华西村”突然像被人诅咒一样，经营状况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一段神话华西村也变成历史。
在江阴市周庄镇宽敞的主干道上，街道的一边是三房巷整齐划一的小洋楼，街道的斜对面就是江苏三房巷集团总部，这个集团属于三房巷村委会。
上市前一年，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法律意见书》表明：集团公司的股东是29名自然人，但其实际控制人为发行人董事长卞平刚家族11位关联自然人。卞氏家族对三房巷的控制力不言而喻。
作为一家拥有中国证券市场最独特的股权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网络上有一句笑谈，“三房巷的股东都住在一个巷子里，而高管们都住在一个大门里。”
尽管这个备受诟病的奇异的股权结构、经营模式的企业最终还是通过种种手段实现了上市，但在企业转型的重要拐点处，市场对这个纺织业家族企业并不受待见。
从2003年上市以来，三房巷的十大流通股东中个人投资者居多，鲜有基金、券商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身影。没有大型机构光顾的股票注定股价持续萎靡。
不过也有个例，2007年5月30日，沪深股市遭遇暴跌行情，三房巷公司股价不降，反倒是逆势狂涨，在放出历史巨量的衬托下连续拉出2个涨停板。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司宣布将于6月1日实施定向增发。借助定向增发，三房巷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大型机构投资者。
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当一众机构和散户纷纷扎堆三房巷时，该股股价便如同坐上了滑梯“出溜出溜”地往下跌，三房巷来了个“关门纳客”，生生“套牢”强留人家。
为了打破资金的瓶颈，三房巷集团还以其持有的三房巷54.72%股份和卞氏家族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展开了诸多运作，最为突出的就是大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
2014年，三房巷集团及其子公司13次，合计占用三房巷3.78亿元资金；2015年，三房巷集团及其子公司18次，合计占用三房巷6.35亿元资金。
2018年2月1日，违规占用资金的问题还是被证监会知道了。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将三房巷股份报告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与此同时，三房巷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三房巷集团同意由其全额承担，但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名声却抹不掉了。
上市17年来，三房巷综合毛利率从未超过16%，净利率长期在10%以内徘徊。显然，要想依靠三房巷自身走出业绩重围绝非易事，海伦石化就是最后一线生机。
为将这头“巨兽”装入三房巷的“小笼子”里，三房巷集团颇费一番周折。2019年的最后时刻，三房巷再次披露预案，公司作价76.5亿元收购海伦石化100%股权，同时配套募资8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海伦石化PTA技改项目。
已经退休多年、现年86岁的卞兴才也再次出山推动重大资产重组。然而重组的结果并未消除外界对其家族控制、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刻意做高海伦石化估值等问题的质疑。
因为海伦石化是三房巷集团旗下最核心的资产，但不是最优质的资产。作为曾经的细分行业龙头，时至今日已落后于竞争对手。
近年来，我国化工化纤行业迎来景气期。为抓住这波“行情”，行业龙头企业纷纷进行项目投资或收购，而在同行纷纷起舞的时候，三房巷此时才发起对关联公司海伦石化的收购。此次重组写满了局促与窘迫。
然而即便此次能注入上市公司，但其对研发投入的“漠视”，公司治理失衡等问题，让其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早年三房巷上市时，其招股说明书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本公司及本公司大股东的管理层主要由同一家族成员组成，因此存在一定的家族控制风险。”
对于当初的三房巷公司而言，它或许只是走走过场，但现在看来这句话却成了三房巷被家族控制“反噬”的最有力的例证。
*图片来源网络，资料来源备注：
①：江阴网，《卞兴才：强村富民的领路人》，2019年1月17日。
②：商业经济评论，《我国纺织家族企业的转型与升级》，2011年10月。
③：人物，《沉默的家族上市——三房巷二代掌门讳言财富》，2003年5月。
④：新财富，《曾与华西村齐名 15年增长10倍！如今内控失衡 三房巷重组已成谜》，2020年3月24日。
⑤：证券日报，《三房巷变成死胡同 投资者挨闷棍》，2007年9月21日。
⑥：陈惠钧，《村庄里的都市-访江南名村三房巷》，1994年6月15日。
⑦：时代周报，《中国资本第一县：19家A股上市公司啸聚江阴》，2012年3月8日。
⑧：21世纪经济报道，《自然人家族“颠覆”之败》，2003年3月7日。
⑨：证券之星，《隐瞒超10亿资金被占用——三房巷信披违规遭处罚》，2018年1月19日。
⑩：杨渝东，《集体主义的传统与再造》，中国研究，20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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