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 上

武昌起义爆发后，赋闲三年的政治强人袁世凯受命出山，全权处理武昌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性危机。袁世凯在此后的一百多天里殚精竭虑，谋划良多，也几次出现南北和解的机会，然而到了最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关门大吉，中华民国也即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转到袁世凯手里。

这个故事与历朝历代的禅让故事高度相似，再加上几年后袁世凯又将中华民国擅自改定为中华帝国，因此袁世凯的形象越来越像欺负孤儿寡母的曹操，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的一切作为也就都带有阴谋论的意味。然而，一百年后平心静气回望这段历史，应该承认袁世凯在整个南北和谈过程中有变化有手段，但一定要说是阴谋，似乎证据还不那么充分。

只知君宪 不知有他

袁世凯奉命出山时，国内外舆论就有许多猜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猜测是袁世凯会利用这个机会公报私仇，即报复摄政王三年前让他开缺回籍养疴的羞辱。最极端的猜测是袁世凯可能会利用南方压北方，利用北方收拾南方，虽统一南北，但不是统一到清廷，而是统一到袁世凯手中，将大清国变成袁氏天下，即便不更姓易代，也会像曹操当年那样，只保留一个不中用的皇室，而将朝廷的实际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这些猜测当然自有其逻辑和论据，这也是中国历史演进中确实一再发生的故事。只是这一次并非如此。

重出江湖的袁世凯正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君主立宪这条道路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中国拯救大清。他在获得朝廷授权后，一方面组织北洋军加大对武昌的包围和进攻力度，另一方面则利用一切人脉与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沟通。袁世凯相信，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湖北新军，湖北新军原本就是朝廷支柱，现在之所以闹到兵戎相见，绝对不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是过去简单的军事哗变，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这个背景简单地说就是清廷在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进入攻坚瓶颈时有点儿倒行逆施：皇族内阁摧毁了立宪党人、新军将领对朝廷的信心，摧毁了立宪党人、中产阶级分享权力参与政治的希望；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中产阶级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两者相互激荡，终于衍生出如此复杂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形，袁世凯给出的办法并不复杂。他对朝廷的建言是，利用武昌危机推动改革，履行承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不是虚情假意糊弄立宪党人；对于南方，他劝黎元洪等造反者想想：大家十多年来一起追求君主立宪，不就因为民主立宪、民主共和太过激进不合乎中国国情，而君主专制太过老套无法满足中国需要吗？

现在，君主立宪改革到了危机关头，朝廷的一次失误，我们为什么不能稍加原谅再给其一次改正的机会呢？为什么一定要功亏一篑一切从头开始呢？

在软硬兼施两手政策的影响下，特别是到了10 月底滦州兵谏发生后，朝廷确实有所醒悟，下诏罪己，承担责任，宣布废除皇族内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皇族不再过问政治。至此，由皇族内阁、铁路国有引发的政治危机大体消除，剩下的也就是按照君宪主义原则构建一个全部民选的国会。

所以，至此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对袁世凯君宪主义的要求也就没有不答应之理，何况黎元洪参加革命本来就有点被逼无奈。11 月7 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黎向袁的信使王洪胜说了自己的心迹：重回君宪主义不是问题，问题是朝廷在整个事情结束后不得秋后算账，打击报复。

黎元洪的忧虑是人之常情，清廷在这方面确实有过不良记录。袁世凯对此大包大揽，表示只要重回君宪主义立场一切问题都好说。11 月11 日，袁世凯派遣刘承恩、蔡廷干两个心腹与黎元洪等人谈判。

刘承恩向南方介绍袁世凯的方案，希望湖北新军弟兄看在过去十几年共同追求君宪主义的份上，给朝廷一次弃恶从善的机会，至于南方的利益，袁世凯也有暗示，表示黎元洪等人都是国之栋材，将来一定会重用。

当然，袁世凯的口头承诺并不是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答应重回君宪主义的原因，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北洋军大兵压境，湖北新军根本不是对手。当然还有一个心结在于，不论黎元洪还是湖北立宪党人，过去若干年毕竟都是君宪主义者，现在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

“君主立宪”是谈判底线

在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达成某种妥协后，袁世凯很快北上，接受清廷举荐及资政院选举，筹组新内阁。11月16 日，面目全新的内阁班底正式出场，国人眼前一亮，无不以为僵持一个月的政治危机总算有了化解的可能。

袁世凯新内阁成了清廷名副其实的代言人和实际操盘者，南北之间的问题也很快由南方革命党人与清廷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与袁世凯内阁的关系。只是南方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天突飞猛进，上海被革命党人于11 月初光复后，南方势力东移至上海、南京，湖北渐渐边缘化了。

南方情形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君主立宪的信念。他在敦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的同时，也在设法与南方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准备谈判，前提条件依然是维护清廷统治，建构一个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国家。

维护清廷的政治架构对袁世凯来说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立场，正像他在11 月21 日回答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提问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如果真的在这场革命中剔除清廷，那么很可能走向动荡不安的乱局，进而因政局不宁影响世界经济，招致列强干预甚至瓜分，中国在政治上的最好选择就是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方能有力量保全中国。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北洋将领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从武昌起义后，各省像得了传染病一样相继独立，人们渐渐感到清廷过去几年所推动的君主立宪虽然取得了不少进步，但统治阶级的惰性和本质使满洲贵族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与其和这个自私的贵族集团争君宪，不如直接进入民主共和，构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2 月5 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对南北议和提出了先决条件：推翻清廷，实现共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方案是否可行是一回事，但毕竟南方联合起来提出了条件，谈判本来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有条件就有了谈判的可能，先前的隔空喊话立即变成了谈判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是对袁世凯出山以来的和平喊话最直接最正面的回应。

针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条件，袁世凯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于同一天向朝廷上报了一个应对方案，这个方案的基础依然是君宪主义，只是为了让南方革命党人更加信服，愿意让步，袁世凯在这个方案中向朝廷格外强调君宪主义的实质在立宪而不在君主，希望清廷不要再以假招子蒙骗世人，时不我待，再错过这次机会，后悔就来不及了。

袁世凯的这个方案究竟深藏着什么内容，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当袁世凯拿着这个方案与摄政王面谈后，摄政王干脆辞职不干了。这其中的曲折是非虽然不太被人所知，但是摄政王的下野，无疑为和平解决南北纷争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隆裕皇太后就此告诉袁世凯：好了，现在你可以大胆去做了，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一切都拜托你袁世凯了。

有了皇太后的充分授权，袁世凯于12 月7 日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和谈代表团，自己身兼全权大臣，请自己的哥们儿唐绍仪和两个最信任的师友严修、杨士琦参与讨论，陈宝琛、严复等学界名流为代表或观察员。代表团南下前，袁世凯和他们进行了底牌式谈话，反复告诫，此次谈判中对于北方来说，君主立宪是个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只要南方同意这一点，其他问题都可以谈。

袁世凯相信，只要朝廷拿出诚意加快君主立宪步伐，也就是完成正式国会选举和召集，一切都好说，两个多月的南北纷争一定会结束，中国一定会在新的台阶上继续前进。

要“君主立宪”还是要“民主共和”？

对于通过谈判解决政治纷争，袁世凯可谓信心满满。一百年后重新观察，很容易发现袁世凯之所以这样满怀自信，不仅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君宪主义是化解时局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在他的背后还有列强的支持和认同，甚至可以说正是列强认为中国应该维持一个君宪主义的国家体制，才使袁世凯对谈判结果胸有成竹。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的研究以为南方革命党人是铁板一块，以为他们都主张走向共和、废除君主。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独立14 省的情况非常复杂，并不是所有省份的领导权都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有许多省份之所以宣布独立，其实就是担心外来的革命党人，他们这是“转被动为主动”。因此，独立14 省中也不乏主张君宪主义的声音。这都是袁世凯力推和谈、坚持君宪主义的依据。

袁世凯试图通过君宪主义化解危机的主张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根据随团代表严复的就近观察，南方革命党人深知形势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危险，“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争辩，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虑远之机”。南方党人虽然没有明白确认君主立宪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方案，然察其语气，他们也没有坚决排除以君宪主义作为化解危机的一种选择。只是在南方党人看来，以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则难以接受，坚决反对。

严复的观察表明，南方党人虽然信仰共和民主，但对君主立宪并非全面排斥，只是君主立宪不能再是原来的设计。满人统治下的君主立宪政体看来已经很难满足南方革命党人的期待。

12 月20 日，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在上海举行，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最先发言，他认为，在君主还是民主问题上，确实不必再过多争论，孰优孰劣因国情因时势而决定。唐绍仪虽然是代表朝廷前来谈君主立宪，袁世凯临行前的交代也强调君主立宪是谈判底线，但是就个人立场看，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唐绍仪，知道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的本质差别，因此他也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共和的，以为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架构。

唐绍仪的谈话显然超出了袁世凯内阁和朝廷的授权，似乎不是朝廷代表而成了南方发言人。其实，唐绍仪这番谈话也有深意在，因为自从南北开谈后，最大的胶着与困难，其实在于君主立宪之后，正式的国会选举该如何进行。

此时，对隆裕皇太后来说，君主立宪已经不是问题，皇权的保全，皇室的尊严都会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得到保证。但是从皇族立场看，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确实很难割舍他们祖祖辈辈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已经因为袁世凯责任内阁的发布被从行政领导集团中除名了，现在如果再将他们在议会中所能享有的特权一并勾销，将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贵族沦为一般平民，和一般平民政治家一样去竞选去打拼去争取选票，确实有点为难他们。

按照预备立宪过程中资政院的政治架构，200 名议员中只有100 人是各省咨议局选举而来，另外100 人均为钦选议员。这些钦选议员并不一定都是皇族，但是皇族在这100 人名单中享有特殊权利，无需竞争不必竞选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怎样处置这件事，怎样在未来的政治架构中既实现君主立宪的安排和原则，又能兼顾这些贵族的利益。

本来，按照君主立宪制的最初设计，实现君主立宪不仅能消弭满汉之间的差异，而且能消弭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大家都是平等的国民，竞选也就一视同仁了。可惜的是，这种理论上的平等无法遮蔽事实上的不平等。

因反对者没有对皇族提出可以令其接受的赎买条件，这些皇族便向朝廷施加压力，在君宪主义第二步也就是最关键的国会选举上设置障碍。唐绍仪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会议中谈及共和制的好处，大概是他觉得皇族的做法确实稍嫌过分，但是没有办法，他只能请求南方，把究竟是实行君主还是实行民主的问题交给国民会议去议决。这才是唐绍仪发言的核心。

本文来自《人物》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