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世纪后期几次较大规模的宋辽战争中，宋军均失败告终。在分析宋军失败的因素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北宋前期所实施的一系列诸如“重文轻武”、“强本枝”等基本国策是宋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其实，在封建社会，皇帝才是专制权力的主体，而皇权对于战争的影响至关重要。
赵匡胤时期存在的皇权危机
宋太祖赵匡胤早年以高平之战一跃成为禁军将领，并趁后周恭帝年幼之际于陈桥驿“黄袍加身”。这里面固然有一些外在因素，如“主上幼弱”、众将领“归心匡胤”等，但不可否认他的个人能力亦出类拔萃。
事变之后，赵匡胤回师开封见到宰相范质，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这表明已经成为皇帝的赵匡胤内心也不太真正信服“天命有归”、“运历推移”之类的说法，无论是他还是拥戴他的亲信将领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赵匡胤即位后，所面临的皇权危机包括两个方面。
他面临的第一个皇权危机是带兵将领对皇权潜在的威胁。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帝王天命”说不断地遭到了强劲的挑战，“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说法流行于当时。北宋建立后，为了政权的稳定和获得军队的支持，赵匡胤保留了绝大部分的将领的官职。
昭义节度使李筠“在镇逾八年，恃勇专恣，招集亡命，阴为跋扈之计”，在赵匡胤受禅时，甚至“欲拒命”，后来在北汉勾引之下，李筠“反谋已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李筠：他一直所处的战乱不息的环境，军事实力是最重要的一面。五代时期帝王的频繁更替，更是刺激一些将领试图通过军事实力获取自己的利益。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念如“皇帝天命”、“君权神授”等在这个时期丝毫没有约束力。
赵匡胤面临的第二个皇权危机是如何从军事将领转变为君主。相比于第一个比较看起来明显的皇权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显山露水，但解决的难度远超前者。因为从高级军事将领向君主转变，绝对不是简单的发布诏书之类的事情就可以，一旦成为君主，很多行为已经被规定和约束，意气用事或违背这种模式，会丧失原本拥有的权威。
北汉问题下的宋辽冲突与北宋河北防线的建立
947年，契丹自撤离开封以后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入侵中原的军事行为，辽朝与中原的关系开始趋于稳定的状态。辽朝以间接的方式介入中原事务，他们扶植北汉以对抗后周和之后的北宋。北宋建立初期和辽朝除了较小的边界摩擦外，并无直接较大规模的军事交锋。
在赵匡胤时期，宋辽处于一种奇特的关系中：在两国接壤的地方，双方军队都小心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在北宋攻打北汉的时候，双方却直接进行正面军事交锋。宋军对北汉采取了低强度而高频率的骚扰围堵战术，宋军出动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战况相当激烈。
为了强化北方防务，赵匡胤派张美为横海军节度使，镇守边线最东段的沧州，这息都意味着北宋开始加强对边线的防御。966年，辽军又进犯易州，被宋军击退，太祖命令“关南兵马都监及雄、霸、瀛、鄚等州刺史勒所部兵校猎于幽州境上，以耀威武。”随即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宋太祖构建的北方防线开始形成。
赵匡胤时期，北方防线抗御辽朝和围困北汉的将领镇守的边区多属防御州和刺史州，他们的官阶并没有达到节度使的级别，但是这些将领在太祖时期享有很大的特权。这些州的布局大部分都处于边线前沿，而且整个边防被不同的部队分割得过于零碎。但是此时的宋军也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太祖手中还掌握着十万禁军作为预备队、李汉超等将领在战术上有着充分的自主权，中央尽量不干预其战术上的操作。
宋军不断地对北汉进行军事围堵战术，而辽军也开始在北汉的请求下频频出兵，双方的接触越来越密切。965年初，北宋昭义节度使李继勋进攻北汉辽州，击溃北汉援军，辽军守军三千向宋投降。于是北汉请来辽朝六万援军反击，李继勋亦集结六万多大军迎敌，“大破契丹及北汉军於辽州城下”。但宋辽之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雄州和议背后的宋太祖：皇权危机的巧妙处理
自968年至974年，宋辽双方军事冲突开始扩大化，战争不止出现在北汉领土上，甚至波及于河北。969年是冲突的高峰时期，北汉皇帝刘承钧去世后，赵匡胤发兵进攻北汉，令大将李继勋逼近太原城，由于北汉得到辽军的援助，不久李继勋退兵。之后赵匡胤亲征北汉，并在李继勋完成对太原城的包围后，亲自到达城下督战。在击败辽军的援军后不久，宋军受到辽军第二波援军的重击，太原城下宋军伤亡惨重，赵匡胤决定退兵。此后，宋辽的军事冲突仍在继续，但规模一直较小。
在979年宋辽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十年持续的边界摩擦中，缔结于974年的雄州和议无疑是一个有着特定意义的政治事件。雄州和议的意义绝不止于和议本身，它凸显了赵匡胤建国后在处理宋辽在边界纠纷中的态度，我们更可以从和议的背景中观察到更多的信息：赵匡胤对北方边线的布置、太祖对外在将领的态度、北宋内部皇权的稳固程度。
雄州和议就是在双方的大致平衡的对峙中所产生，这种实力大体相等的前提下，才有了双方进一步寻求更广义的外交方式。宋将领孙全兴在同辽将领耶律琮的交谈中强调两国之间并没有宿仇“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雄州和议虽然是由双方地方将领促成，但是都得到了中央的默认和肯定，这足以说明和议符合双方内部的利益。
对于赵匡胤而言，无论是他对边防将领的信任、还是对宋辽多年边界摩擦的克制，包括他对雄州和议的默认和许可，这些信息都表明了一点：对边界和平的一定程度的追求，赵匡胤尚不到非得用大规模的战争来解决皇权危机的地步。对此时的他而言，解决北宋建国初期的两个皇权危机，一则清除有限数量的可能叛变的将领，对其他大部分给予充分的信任；二则尽力使自己形象符合传统帝王形象，建立起皇帝那种天生的权威，从而保持政权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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