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字喃”是古代越南使用的一种文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宣告废止。它也可以看作是汉字大家族在最南方的一个成员。
从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经历了漫长的“北属时期”，被当作中原王朝的郡县统治。汉代的任延、锡光分别在九真和交趾“建立学校，导之经义”，汉字随之传入越南。汉字在越南传播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儒家文化播迁的需要，故而汉字在越南也被称为“儒字”。每个汉字都有对应的“汉越音”读法，对应唐代的中原汉语语音。譬如《旧五代史》记载“（后梁）开平元年，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说明当时的中原语音发生了变化，因为避讳的关系开始把“戊”读成“武”了；而在汉越音中，“戊（mau）”与“武（vu）”的发音仍旧是截然不同的。
／越南《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
10世纪时，越南以边藩自立。经过1000多年中国文化的浸润，汉字在越南社会已根深蒂固。李太祖所作的《迁都诏》（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被认为是越南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和书面文学作品；而黎文休的《大越史记》、潘孚先的《大越史记续编》、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等著名历史典籍也都是用汉字写就的。可以说越南的历史是依靠汉字才得以记载和流传下来的。
但是，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半岛一样，越南在汉字运用中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国之语音，异乎中国”，汉字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他们的语言。日、朝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分别发展出了将汉字用作记音符号的“吏读”与“万叶假名”，并最终形成了本民族的拼音文字：“训民正音”与平假名/片假名。越南则是另辟一途，这就是“字喃”。越南语固有词词序与汉语相反，“字喃”就是“喃字”，意即“南国之字”。
按其构造与来源论，“字喃”与“壮俗字”别无二致。它同样借取整个汉字或汉字偏旁，采取汉字中的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制而成。每个喃字的组成都需要一个或几个汉字，并且多以汉字读音来读。譬如“五”字，字喃写作“南五”，以“南（nam）”表音，“五”表义。尽管“字喃”变化万千，但是它和“方块壮字”一样，基本上是把现成的汉字或汉字偏旁重新组合，并没有另造一套部件。所以，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就说，汉字和喃字其实只是一种字，因为字的构造成分完全相同。
越南学者认为，“字喃”产生大致在越南建国初期。越南永富省安浪县的报恩寺碑有李朝高宗时期（11世纪早期）刻的22个字喃，这是现知最早的字喃材料。到了胡朝（1400—1407年）时期，胡季犛曾将《尚书·无逸篇》译成字喃教授宫女；而西山朝（1771—1792）的阮惠则规定每场科试的第三场要求考生用字喃作答；至18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征妇吟曲》 《宫怨吟曲》 《金云翘传》等古典名著的问世，字喃文学兴盛一时。
但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俗字”一样，越南的“字喃”也存在两个痼疾。其一，字体不统一，人人皆可造字，充分放飞想象。甚至还闹出过笑话。有人想写“砂锅”，开始自造“字喃”。他先取表示砂锅质地的汉字“土”，再与越南语里表“砂锅”之音的“也”字合在一起，自以为音义兼顾完美无缺。结果写出来却无人能懂，因为此人造出的“字喃”其实是个“地”字。
其二，“字喃”本质就是以汉字“六书”的方式再造字。要顺利使用“字喃”，就要先掌握汉字；不过汉字关，无法认读“字喃”。这样一来，“南国之字”就无法在不谙汉字的越南民间普及。反观科举出身的越南文化精英，他们固然娴熟汉字，但对其而言，汉字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也更愿意使用承载着“圣贤之道”的“儒字（汉字）”，而将“字喃”目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鄙俗之字”。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作为一种“俗字”，“字喃”只为某些文人骚客所用，却难以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它能用来创作民族古典文学的名篇，却又难以发展成全民族通用的文字。这样的“胎里疾”，也许是绝大多数汉字的南方“亲属”文字所共同具有的。由于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字喃”只能与诸多“俗字”一起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为“死文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它们的使用年代去今不远，终究省去了后世文字学家的“破译”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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