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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标准的“完人”有两个半人：一个是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一个是开创了心学的王阳明，还有半个，是晚清实学的代表人物曾国藩。还有一种公认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圣人：孔子和王阳明。可见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和地位还是较王阳明稍逊一筹，最多算是半个“完人”，很难达到“圣人”的境界。那么曾国藩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一.从立德来说：王阳明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最后归于致良知；曾国藩的理论来源于前人和当世圣人，将各家思想揉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王阳明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这个圣人就是人人内心固有的良知。孟子说：“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知天理，知人间大道，是每一个人内心所固有的。我们只需要静下心来，找到自己的良知良能，发扬光大，然后进入知行合一的循环。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圣人之道，内心自足”。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一个良知良能，要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用自己的实践去做事，去探求真理。所以外界的名利之类，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心定如山，心外无物，所以做一切事情能够心安理得，对待任何屈辱和挫折磨难都能坦然处之。

致良知是人生的价值和统帅，从心外无物到知行合一，到事上练，到致良知，这是阳明心学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支撑下，王阳明的人生变得无比强大，难题迎刃而解。所以从明代的历史来看，王阳明堪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精神的楷模。

曾国藩的思想是为其做官服务的。他所服务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怎样做官”、“怎样坐稳官”、“怎样做大官”。而他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多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学习提炼总结，通过前人的思想磨炼自己，修炼自己，时时反省自己，并能做到坚持，努力，忍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坚持的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的“谦退”来自于道家思想。曾国藩的出发点是光宗耀祖，是为做官，一生都谨小慎微，以免给家族带来祸患。对子孙谆谆教导，也是为了小家的安身立命。

二.从立功来说：王阳明立功是建立在维护社会治安，为百姓谋福利层面，有良知良能，以民心民意为出发点，所以能出奇制胜；曾国藩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因事就事，被世俗蒙蔽心神，不惜滥杀无辜，虽平定太平天国，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但战斗中败绩较多。

王阳明因为有“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的加持，再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从小立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目标。

所以他在平南赣匪患的过程中，始终不愿生灵涂炭，尽量以最小的伤亡来达到平匪患的目的。平匪患之前，先给各路匪首写一封信，就是有名的《告谕巢贼说》，给土匪讲道理，“人情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盗贼之名；人心所共愤者，莫甚于深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尓必怫然而怒......”先讲道德仁义，然后站在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的难处，“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益甚可悯。”然后提出朝廷招抚体恤之心，尽量挖掘他们心中的善，“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寻一生路。”然后再分析利弊，“闻尔等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怡乐，放心纵意.......”一封信，就收到奇效，从而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继而招卢、乱谢、疑池，不到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将南赣四省百余股土匪，清扫荡平干净。

南赣匪患平定之后，王阳明并没有就此放松，提出“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在当地开学堂教化市民，并推行利民政策，以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立了王阳明的生祠，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拜祭。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历经艰难，甚至一度“屡战屡败”。1864年7月，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将太平天国据守11年的南京攻陷，湘军在南京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掠夺、奸淫的大竞赛，长达10余天。屠城，然后焚城。

曾国藩自己对这次屠城描述：“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怠无逾于今日。”

纵观历史，哪朝哪代，都少有攻下城池之后屠城烧城的将领。所以，从这件事来说，曾国藩放下了儒家的“仁爱”，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臣服于当下的利益，为了平定太平军，不择手段，失了成为“圣人”的根本。别说是为生民立命，而是使一座城池寸草不生。所以当地人给曾国藩起了一个“曾剃头”，“曾屠夫”的外号。可见天下民心，公道自在人心。

如果王阳明在当朝，以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否又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问题，则或可免去数十万人的生灵涂炭，从而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吧。

三.从立言上看，王阳明是以洞明之心，为国为民；曾国藩是以世俗之心，为做官服务。

王阳明创立心学，心学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明确指出，心的本体是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产生，善恶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最终就是儒家所说的“格物”，就是“为善去恶”。王阳明的一生所立功业，皆是建立在自己的心学理论上的，以心学的理论去教化世人，教化学生，也以心学的理论去为人生指明方向。时时抱有一颗洞明纯洁的常快乐之心。经历了平南赣匪患，平定宁王之乱，后又平定广西匪患，立下不世之功，在当时朝廷却没有得到肯定，甚至受到打压。但王阳明因为心学的加持，心定如山，一直不间断的随时随地讲学，传播心学思想，丝毫不为外界的荣辱浮沉所动。

曾国藩性格坚韧，谦和内敛，以一般之资质，对自己严格要求，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志为先，以忠谋政。著有《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家书。涉及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治政、治家、治学之道。《曾文正公全集》，收录了曾国藩一生主要的学问精华，反映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和人生心得。但多趋于世俗化和庸俗化，更趋向于现在人所追求的名利的成功。因为建立在小我上，胸怀和气度就小了。但仍不失为当今社会追求成功者的实用法典，所以曾国藩又有成功学之父的称谓。

四.王阳明一生光明磊落，死前坦然一笑：“此心洞明”；曾国藩一生隐忍努力，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谨慎自守，死前仍徒留感慨，“老大徒伤”。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他精通儒、释、道三家学说，以一代儒生，平赣南匪患，平宁王之乱，平广西匪患，立下不世之功，最后封为新建伯。

王阳明一生经历了千死百难，历经磨难，始终心定如山，为了自己心中的坚定目标，致力于讲学，传承心学文化，临死之前，淡然一笑，说：“此心洞明，夫复何言”，含笑而逝。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隐忍前行，克己奉公，去世前夕，发出一声感叹：“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可见终其一生，始终没有找见自己心中的光明。

丰子恺先生说：心小了，所有的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可见心胸决定了心态，而心胸是和志向有关的，心中存有大志向，如王阳明小时候就受儒家影响，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志向，一生以天下黎民苍生为己任，因为心中有“良知良能”，才能一朝龙场悟道，气场和人生气度都强大起来。心理强大了，其他的任何事情便不会动摇心神，所以有心动如山，知行合一，最后致良知这样伟大的心学基础的建立。

所以基于以上四点，王阳明早已超脱了世俗的喜怒哀乐，而曾国藩始终超不出俗世烦恼。临死之前，心思亦难洞明。所以，终归，王阳明可与孔子齐名，成为一代“大圣人”，而曾国藩不敢称“圣人”，只能算是半个“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