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后，统一一直是中国的主流。秦始皇是任用法家治国的，其主要的特点是把人当成机器绑在秦朝的车上，一旦没有善于驾驭车辆的人，就会瓦解，直至灭亡。这就是法家治国存在的人亡政息的问题。

以法家为主导的王朝一般都难逃短命的命运，主要原因，我认为法家有严重奴隶制残余，与封建社会发展是相悖的。故而法家只能用于一时的强国强军，但国家完成统一后，必须改弦更张，否则必然戴上短命的魔咒。

三国时期，曹操和诸葛亮的治国理念都是偏向于法家的。曹操死后，曹丕基本上全盘改变了其治国方式，奉行儒家，对曹操而言，等于是人亡政息了。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继承了他的政策，对于诸葛亮而言，并没有人亡政息。为什么曹操不能做到的，诸葛亮却做到了？我认为既有特定的国情的因素，也有历史趋势的因素，总体而言，曹操更受历史趋势因素制约，而诸葛亮更受蜀国国情影响。

曹操占据政治上有代表性，经济上发达，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北方地区。他承接汉朝的同时，必然全盘接收了汉朝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还有就是历史的趋势。前面的文章中，我一再提到豪强政治的趋势，从东汉中后期延续下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曹操在乱世中崛起，他希望用自己的理念建设全新的国家，全新的社会。但是豪强政治的趋势只是稍加中断，并没有完全逆转。曹魏没有统一，如果既要与豪强作斗争，又要应付吴蜀两个强敌，很显然既无奈又无力。故而曹丕一上位就完全改变了曹操制定的一切，包括用人制度。九品中正制的推出，标志着曹丕称帝起就放弃了沿用法家的可能。还是那就话，在趋势面前，绝大多数人都是渺小的，曹丕不例外，曹操也不例外。

诸葛亮治理的蜀国，在地缘上偏居一隅，政治上边缘化（尽管自称是汉朝的延续，却没有多少人买账），人口又少得可怜，更为关键是刘备入主益州，是典型的外来势力鸠占鹊巢。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失之于宽。刘备和诸葛亮治理益州，他们必须打压原有的益州派系，以荆州系为主导。由于蜀国国小人少，而其国家机器又非常的庞大，刘备和诸葛亮有执意要北伐，民众的负担肯定很重。这些因素都倒逼刘备和诸葛亮用比较严厉的办法来维护统治，严刑峻法少不了，压榨百姓必须的。从蜀国亡国时的情况看，只有百万人口，却要负担数万官吏和十余万军队，这个负担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很难现象的。所以诸葛亮死后，蒋琬和费祎基本上没有作改变，因为不好改，也不敢改。

当然，同样是用法家，诸葛亮很明显在自律方面比曹操做得更好，而且诸葛亮一直在身体力行文官政府体制，并取得了较大程度的成功。文官政府体制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避免了将领、宦官、外戚等势力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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