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记，我想了很久，还是要写一下。
为什么呢？
不知大家记不记得，在疫情初期大家能接收到的信息大多是段子，而且是乐观的段子：2020活着就好，在家各个房间旅游，宅家玩套圈，在自家鱼缸里钓鱼，天天在家做各种面食……
虽然在疫情初期大家是茫然的，但心态还是乐观的，直到日记越来越热，争议也越来越多……
在这中间我很多次想写批驳日记的文章，但一直纠结不知如何下笔，我当时在微博转发和我观点相同的文章，也去方方的微博下去和别人讨论（那个时候方方的粉丝还不狂热），直到"感恩"那篇出来后，她的日记煽动性已经很明显了，我就再也不去看那些让人愤怒的文字了。
整个3月，我的情绪都是抑郁的，每天都去看有没有人反对日记，如果有，我会安心一点。一直到4月，我终于能从网络上抽回了神，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生活中。
期间我看了《胡润：我在英国体会疫情》，文后有一个评论我最有感触："真正的高手，都戒掉了情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篇文章，我个人觉得，胡润先生作为英国人写英国疫情，只展现事实，没有傲慢，没有偏见。他的日记没有伤害本国人或外国人；因而他也不会成为本国人或外国人攻击的对象。
我决定以没有情绪的陈述把我在这次疫情中的经历写出来，毕竟日记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我们的记录也为后人多一点了解过往的途径。
打脸的日记
打脸就是拿她自己说的话摔到她脸上，文章来源方方自己写的《严厉批评刘继明》。那里讲了她对网络公开发文，批评与监督，社会责任等一些问题的看法，我觉得其实说得很有道理，虽然举报和日记不完全一样，但是貌似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这里就摘录出几句，原文很长，大家可以看后面的图，也可去方方微博里搜这篇文章。（文中XXX指代刘继明，当然你可以换成方方，我觉得一样适用。）
1、所有一切，源头都是听他人说。"听某人说"就是XXX的证据。而这个"某人"并未现身。那么，到底是真听他人所说，还是XXX自己凭空捏造，又或是XXX在他人所说的皮毛事上，添油加醋，重新编写，编织成罪状？恐怕这也要存疑。
2、事发之后，其微博亦就此一事件，不断转发和自发各种议论。但XXX从未向其所伤害到的人有过只字道歉。这种无视他人、极端自私的做法，必须严厉批评。
3、人们只能单方面听取到XXX的陈述，如果无法看到对XXX行为的驳斥，这样的结果，最终则只会对社会价值取向和道德建设造成误导。那么，只有公开批评XXX，才可校正和肃清XXX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4、XXX因自己身份所致，其行为举止，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单位，都对普通民众以及青少年兼有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作为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其本应以更优秀的社会形象示人，也本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接受社会更宽泛的监督。
当XXX做出极其不当的事情时，不能仅以对待普通人的尺度来对待之。而应用更为严格的方式，要求其加强自律，约束自己，帮助其认错改错。同时，也更要以公开的批评，告诫人们其错误何在，以避免粉丝盲目效仿。如此，方能树社会正气，让正能量壮大，并以正压邪。
5、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能够把这些听来的闲话、不确定的事件，无凭据的流言，在没有确认、也无实据的情况下，点名道姓地公之于众，以让全社会尽知呢？做这样的事情，有背道义，这早已是社会的基本共识。
PS：
1、对于文中用不用方方这个名字还是用个圆圆或FF，我纠结了很久。我写文章不是为了挂她出来批驳，只是为了记录这个特别的事件，这个事件占用了抗疫期间大量的公共资源，也占用了大众的时间包括我的时间。
虽然是记录，如果只想自己看当然不用发表；如果发表了肯定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用方方，那别人搜索时就可以搜到，也让其他人有多一个角度的了解。
2、我为什么反对日记。诚如有人说，作家不是唱摇篮曲的，作家的文章可以是任何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方方写抗疫小黑本没问题，这是她的角度问题。
但她通过朋友圈文摘得出的结论有问题："人祸"、"被耽误的二十多天"、"一口锅也别想甩出去"、“道歉”、"引咎辞职"……正常人都知道，对于科学的事是不能靠朋友圈做推论的。
不论中国法律还是外国法律，做审判也不是在家支个电脑就可以做得，她这么下结论是极不负责任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而且还在疫情期间。
有些人可能又会说，她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言论自由是有底线的，而且以她文章的传播量，会带来什么后果，她是知道的。
她自己写《严厉批评刘继明》时就明明白白。而且现在这个结论还要白纸黑字在国外出版，她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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