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4月15日晚上20:30，朱锐老师亲临“传灯人微课堂”，带来《疫情对人类思维与认知的一般影响》讲座，新公艺与水印书院多个微信群同步直播。

朱锐老师的精彩分享，吸引了诸多听众并引起热烈讨论，带来一场知识宴话和学术盛会。

嘉宾介绍

朱锐，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和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研究员。

朱锐老师精彩分享

01.陌异性——疫情作为灾难的特殊性和认知挑战

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把疫情分类一下，从传染病或者流行病的角度分类，疫情可以分为地方病、文明病流行病和全球性的流行病。第一，地方病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原因在当地区域出现的流行病，比如中国江南地区的血吸虫病、热带的疟疾、寒冷地区出现的鼠疫等等。第二，文明病，也叫做儿童病，比如麻疹腮腺炎、水痘、白日克等等。它本来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但是由于人体免疫，后来只有儿童才会得这种这种病，所以又叫儿童病或者是文明病。第三，一般所说的流行病，有名的如天花、霍乱。现代流行病的一个特点是它是动物源疾病，’the so-called zoonotic disease’，它代表的是由于环境破坏所造成的一种物种跃迁。第四， 真正的全球性的大的流行病，’pandemic disease’，如14世纪的鼠疫、16世纪的梅毒、20世纪的艾滋病、禽流感等等。我们这里所说的疫情啊，实际上是指第四种疫情，也就是全球性的瘟疫，所谓的’pandemic disease’。

为了要认识疫情对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疫情和其他的灾害——如洪水、地震、干旱、饥荒、战争或者内乱等等，有什么样的认知意义上的差别？

我要说的是疫情代表的是一种全方位的认知挑战。人们往往不知道疫情的原因，传播方式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缘由、以及如何应对这种灾害的行为方式等等，所以疫情有它的独特性。与其他的灾难不同，疫情常常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知张力。

在疫情期间呢，一方面一切如故、花好月圆；另一方面却是物是人非、四面楚歌。而世界似乎盖上了一层看不见的幕，幕后的世界，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经用’umheimlich’，英语翻译成’uncanny’，中文翻译成“陌异感”，来表达这种熟悉的陌生和它所隐含的心理恐惧。这种独特的陌异感，在某种程度下可能会刺激艺术创作。

当原本熟悉的世界，突然变得陌生，它就会变成了富有艺术意味的纯粹的相，或者叫’image’，而这种视觉转换所带来的不真实感和相意识应该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心理前提，比如英国神经学家泽基（Zeki），他强调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维密尔（Johannes Vermeer）的画，往往就有一种强烈的陌异感。

这次疫情在网上也出现了武汉各种各样的带有陌异性的图片，比如一张图片里面樱花盛开，一片安详，但是人们对图片却有一种特殊的陌生感。

疫情就是因为这种“陌异感”导致人们不知所措、行为和判断的悬置，以及社会机构和正常个人行为机制的瘫痪。疫情肆虐的时候，人往往处在一种麻木状态，甚至失去了反应或者感知悲痛的能力。这种特殊的现象在古典文献之中，是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疫情所带来的这种陌异感，既熟悉又陌生。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认知挑战，会导致所有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丧失基本功能和操作秩序。

这在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还有彼特拉克，以及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的同时代的疫情历史记录中，可以看见一些共同的行为和认知特征。比如彼特拉克，曾经这样来描述黑死病，他说，“后人也许无法相信我们今天会在风调雨顺，鸟语花香，没有战争，没有天灾人祸，一片平和安详的气氛中十室九空”。也就是说疫情具有一种震撼力，一方面是大量的人莫名其妙死亡的震撼，但更深层次上来说疫情的震撼力更体现在心理上的震撼。

对疫情心理研究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历史学家在记录疫情的时候，往往只是记录疫情的破坏力，而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记录疫情的时候，往往不注意疫情这种特殊的认知张力。

疫情的“陌异性”，或者是其认知特殊性，可以从疫情与正义的关系方面的来解释，比如说洪水、地震等灾难往往会加剧社会矛盾，因为受害者更多的是穷人。而这类灾难会起到一种双面的证明作用，在受压迫阶级看来灾难所显示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同样道理，统治阶层会去做反思，并力图采取适当的手段，去缓和由灾难所揭示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导致社会变革，或者巩固已有的同志，或者会导致革命、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这就是美国那个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说的“愤怒的葡萄”。所谓“愤怒的葡萄”说的是人们在灾害之中看到和经验到的各种社会不公正，会像葡萄一样，迟早被社会所收割，导致反抗或者是革命等等这样的行为。

而疫情则不同，疫情一般不会直接加剧阶级矛盾，它不会直接涉及大的、全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因为一个关键是疫情不分等级贵贱，它似乎是一种彻底的平等主义力量，这是疫情的普遍性所带来的一个逻辑并且自然的结果。相反，在一定的情况下，疫情会被当成正义的本身，容易导致疫情认知中特有的对灾难的认知扭曲。

人们可能会认为，受害者是有罪的，而这些观点是疫情，至少是早期和中期，比较普遍的心理反应。也就是说，疫情的主要情绪、社会情绪，并不是一般灾难所具有的愤怒，而是比较纯粹的恐慌。

除了恐慌以外，它甚至也有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的快乐感和自我确认。所谓自我确认，也就是说，没有得病的人、生存下来的人，会觉得自己比较特殊，觉得自己受到神或者命运的惠顾，所以它会在某种意义上对价值有一种重新确认甚至是提升，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形下，疫情很难能够唤起社会性的愤怒。

在疫情之中，人们往往看不见谁是敌人，而由于疫情缺乏愤怒，原则上也限制了疫情的社会意义。疫情的破坏力，可能是所有自然灾害之中最大的，但是，它的社会效应却往往是最小的。这也许是疫情特有的一种悖论。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更多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旦疫情结束，人们的恐惧也就会消失，大家可能会重操旧业，一切如旧。而统治阶级也没有特殊的理由去反思和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

所以疫情的悖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认知上它是一种奇怪的张力，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陌异感”。一方面是花好月圆，另一方面是物是人非。另外一方面它跟一般的自然灾害不一样，它不必然会暴露，或者是让人们注意到各种各样已有的社会问题。

第三点，疫情的来和去中间有很大的认识落差。来的时候群众是一种纯粹的恐慌，去的时候群众是可以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二天可能就会重操旧业，一切如旧。所以说疫情的认知意义或者是社会意义往往被夸大，人类历史上从疫情之中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或者是社会意义往往很小，甚至没有。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就是疫情的无意义性。它的一般无意义性并不必然是这样的，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后面所说的，当有外力干扰的时候，情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后面我们会通过黑死病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所谓的外力干扰，导致的一种大不相同的社会信心。这里我是想强调的是疫情的意义有其深刻的不对称性，疫情来的时候天崩地塌，疫情一过，风轻云淡，歌舞升平。

人类很少从疫情中得到过真正的教训，甚至实际的情形恰恰相反，生存下来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特殊，甚至比较优秀，更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修昔底德斯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疫情有深刻的保守主义认知特征。

疫情之中，有时候会爆发某种宿命主义的态度和情绪，而这种宿命主义，实际上表达的也是前面所说的认知意志和行为的一种瘫痪。这种瘫痪有时候会导致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总的来说，这种悲惨和享乐的钟摆，只是暂时现象，很少会留下长久的社会效用。

但一个关键的例外是什么？就是没有愤怒和敌人的疫情，不等于人们不需要愤怒的方式去宣泄情绪。疫情有一个特殊而且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就是大家需要寻找“替罪羊”，英语叫’scapegoat’——人们在灾难的发生的情况下，特别是没有真正的敌人的时候，整个社会就需要“替罪羊”来承担这种社会或者情绪的负担。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吉拉德（Rene Gerard）有深刻的研究，我们今天就不去深入的讲这一点。

人们很容易相信有一种无形的手在控制着这一切，简单的说“替罪羊”现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甩锅，甩锅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实际上它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性运动。所谓的“替罪羊”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他者，是跟主流社会、主流群体不一样的他者。第二，这个他者，必须是无辜的弱者。第三，这个无辜的弱者或者必须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满足主流社会、主流群体的想象力。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在西方社会中，他们寻找华裔的后裔来做替罪羊，来宣泄自己的愤怒情绪。

总的来说，寻找“替罪羊”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心理游戏，以及一种社会性原则。而西方文明的没落，特别是20世纪的世界大战，都和14世纪黑死病所创造的精神遗产，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反犹太人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反犹太人运动的社会根源就是在黑死病时代一种寻找“替罪羊”的社会心理机制。

在中世纪，犹太人是受欢迎的，因为基督就是犹太人。但是在黑死病爆发以后，大家需要找“替罪羊”，犹太人正好符合前面提到的“替罪羊”的三个条件——犹太人是他者，犹太人是无辜的弱者，而且犹太人它的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可以满足西方主流社会人们的种种想象力。而这种“替罪羊游戏”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甚至导致了世界大战。

还有一个认知现象是认为疫情是一个造神运动，疫情本身往往会创立新的宗教崇拜，比如说“天花崇拜”。“天花崇拜”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除了美洲以外——因为美洲在历史上没有天花，中国、日本、印度、非洲都各有自己的天花神。这种“天花崇拜”实际上跟前面所说的这种认知张力以及“陌异感”实际上是有关的。而在疫情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基本上是靠第一系统去做决定和认识世界，也就是说靠的是直观的推断和各种各样的偏见。就是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所说的’heuristics and biases’。

疫情是典型的“无知之幕”，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叫“疫情推理”。比如西方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认为人的思维系统有两个系统。第一是第一系统的程序性思维——主要表现为以我为主的前景推理和第二系统的理性思维——主要表现为数学或逻辑特别是概率分析的理性思维。

所以在疫情之中，社会群体以及整个社会，要特别注意危机情况下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带有深刻保守主义特征的各种各样的“疫情推理”。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极短时间内，寻找理性的方案和解决，或者哲学上所说的反思均衡，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集体性的第一思维危机处理模式，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因为所有的直观和偏见本质上都是保守主义的认知模式，所以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实用主义的陷阱和诱惑。而处理得不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理性倒退和社会悲剧。

通过这次疫情我看见一种非常激烈的中西医之辩，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辩论暴露了很多“疫情推理”的缺陷。我不是说中西医不可辩，或者是对中西方某一方带有偏见。我的意思是，疫情本身它会激化这种已有的社会逻辑或者是社会偏见，导致各种各样的第一系统的思维模式的扩张和各种问题。

当然疫情的保守主义不是绝对的，我前面讲的都是疫情的保守主义的社会无意义性以及运行所导致的认知瘫痪。当然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当一个文明突然接触到另外一个文明的时候，或者是文明内部出现某种范式转移的时候，疫情可以导致深刻的价值重估，甚至文明而不是朝代的更替。

基督教文明的兴起、取代罗马多神教，和罗马帝国的瘟疫流行就有直接关系。在历史上的古罗马安东尼瘟疫（Antonine Plague）——即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那一支的罗马皇帝时代后面几代罗马帝国的瘟疫流行，跟当时的基督教破坏有直接关系。

后来正是由于瘟疫的流行，导致罗马多神教的心理危机。因为罗马多神教代表的是一种古代文明，而从亚西亚传来的基督教文明，一开始就备受打压。但在罗马帝国的疫情期间，基督教的互助扶持和临终关怀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力，也就是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在很大意义上也导致了基督教的胜利和对众神的征服。

同样的情形在16世纪的美洲重演，科提斯（Hernando Cortes）当时带了几百个人的小分队，就征服了印第安文明。他之所以能够征服强大而且尚武的阿泰斯特帝国，就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身上带有天花，而印第安人是“处女社群”（virgin population），即没有经历过天花。

当印第安人从欧洲人身上感染上天花以后，印第安人大片的死去，而外来的白人却没有一个感染，这对当时的印第安人来说，是一种心理的摧毁，甚至给文明造成了一种不可低估的创伤。

对当时的印第安人来说，这证明那个时代白人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于是整个社会迅速从内部瓦解，印第文明一夜之间崩塌。这种疫情心理认知，对古代文明的摧毁力是今天难以估量的。

在此我推荐一本书，芝加哥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写的’Plagues and Peoples’,就是《瘟疫与人》。这是一本经典之作，他在里面第一章就开始写天花给印第安人带来的一种文明的摧毁力。当时的欧洲实际上已经不是中世纪的欧洲了——因为罗马帝国以来的基督教文明，也因为疫情，即14世纪的黑死病，以及蒙古帝国和奥特曼帝国的打压下，欧洲遭到了削弱和瓦解。

我稍微总结一下我前面所说的几个关键点，第一，疫情认知的悖论以及疫情所带来的陌异感，第二，疫情充满悖谬的社会效益。疫情一方面意义被夸大，它没有意义，缺少意义——因为它有保守主义的特征、社会心理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外来文明的冲击的情况下，疫情可能会导致文明的更替。

02.疫情和女性崇拜

第二点讲疫情所导致的认知转型特别是对女性崇拜的影响。

欧洲第一次黑死病是1347年，在克里米亚——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和俄国所争议的地方爆发。当时蒙古人在围攻Caffa，疫情在1348年就很快传遍欧洲，直到1350年结束。这是第一波的黑死病，让当时的欧洲人口锐减1/3，而以罗马教廷为首的中世纪文明也随之遭到瓦解，并直接产生了两个人文主义的先驱——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彼特拉克被称为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或者是第一个现代人，他的爱情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受到乔叟（Geoffrey Chaucer），还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等人的追捧和模仿。现代意大利语就是根据彼特拉克的诗歌的运力演变而来。同时他毕生热衷于收集和翻译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等人的古典文献，由于他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公认的文学才华，他的文字、趣味和生活嗜好，处处受到追捧。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他几乎单枪匹马的开拓了文艺复兴运动，并创立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宗教崇拜。

而薄伽丘是彼特拉克的好朋友，实际上意大利历史上的文化三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彼此都认识。但丁是彼特拉克父亲的朋友，属于父辈。而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同辈，但丁没有经历黑死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则亲身经历过黑死病。

彼特拉克在书信中对黑死病有详细的描绘。他诗歌所歌颂的一个女人叫劳拉 （Laura），劳拉和彼特拉克绝大多数的亲朋好友一样死于黑死病。黑死病所导致的一个文化现象和艺术现象，叫做“死神之舞”， 即’La Danse Macabre’ (the dance of death)。

所谓“死神之舞”，是随着黑死病所出现的一种艺术运动，它一方面揭示四处可见的死亡，极大的刺激人们对形象的关注和表达欲望。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说的，疫情是一种普遍平等主义的狂欢节，恐惧的极端就是无所畏惧的欢乐和解放，而黑死病所孕育的艺术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至少在认知上死亡能够把世界相化，给艺术家重新创造世界的自由。

没有什么东西比死亡更能刺激人的想象力和创作意志，苏格拉底说哲学是练习死亡，艺术实际上也是，只是练习的方式不同而已。所谓的鞭笞者也是以“死神之舞”的方式，出现在欧洲的大街小巷。

所谓文艺复兴很大意义上是对古典文献的各种形象题材和神话故事的发掘和重新利用。在古典文献中发掘什么东西？这个方面跟女性和死亡有直接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还出现了烧死巫婆和群体性攻击犹太人——所谓的'pogrom'等等层出不穷的寻找“替罪羊”的行为。

总之，黑死病为各种艺术和社会行为提供了题材和动力，使得艺术成为面对死亡的直接表白，而这种表白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指引下，汇总成为对古典文献的发掘以及文艺复兴的兴起。

实际上，文艺复兴在很大意义上，因为疫情和无休止的死亡，导致人们对女性形象的重新认识。比如薄伽丘在《十日谈》导言上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他写这些故事就是要感谢女性、报答女性。因为他在疫情之中发现女性的伟大，发觉女性爱的真实性。与所谓的权威——社会的权威，宗教的权威比起来，这种爱与关怀更为人所渴望。所以薄伽丘用导言说明他为什么写这本书，他认为自己用这本书来取悦女性、让女性高兴，因为女性在疫情之中对整个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

彼特拉克的劳拉本身是一个有夫之妇，彼特拉克和劳拉只是在法国东南部的一个教堂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彼特拉克对她念念不忘，写了40多年单相思的诗。在诗中尽管彼特拉克歌颂劳拉的圣洁和美，但是同时充分肯定劳拉的人性和世俗性。他把自己对劳拉的爱，看成是对神的亵渎和不忠不敬，更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这种不可能的情感。然而他终身歌颂自己对劳拉的爱，通过诗歌和艺术，在神和人之间做了一个抉择。在死亡的笼罩下，尽管彼特拉克没有直接表露过对神的怀疑，但是他的诗歌和艺术告诉我们，只有爱自己心爱的人才是真实的。但是彼特拉克的劳拉，不同于但丁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但丁的女神是一个'psychopomp'，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指引。而劳拉实际上是一个世俗的女性，尽管她有灵魂美，但诗歌中更重要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身体美。

在彼特拉克的影响下，文艺复兴艺术，不仅仅要重新挖掘古典文献中的题材和形象，而更要发掘女性——特别是女性的爱。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是歌颂女性的爱，歌颂世俗的爱和身体的美好。这引起我们的反思，女性的爱到底代表了什么？在死亡面前，女性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我们狭隘的认为它只是性爱或者是单性别的母爱，那我们就错了，因为男性，实际上也可以表现出这种女性的爱，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充满维纳斯（Venus）的形象艺术。

实际上，如果大家熟悉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会知道维纳斯本人并不是希腊神话和希腊艺术中特别重要的形象。比如说阿波罗（Apollo）或者是海伦（Helen），以及萨梯（Satyre） 以及女信徒（Maenads），还有很多的运动员、摔跤手的形象，都可以在艺术上超过维纳斯。

然而相对于阿波罗、海伦等等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维纳斯却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地位，甚至是统治性的艺术地位。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原因，只能从黑死病中认识。由于黑死病，导致女性崇拜。在黑死病之中，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那里，女性的爱实际上是一种无条件的、神爱的镜像模式。所以女性爱，特别是母爱，也是无条件的，但是和神爱不同，它没有动机，也没有效益，它就是爱本身，它不包含任何的善恶判断，谈不上宽容和原宥或者所谓的慈悲、所谓的’grace’。因为它只是抚摸——女性的抚摸，肌肤的接触。而这种对抚摸的渴求，比如彼特拉克在诗中描写自己躺在罗拉的腿上，和薄伽丘对女性的感激，充斥着早期人文主义的思潮。

这实际上可以从神经学去解释，有一种“抚摸神经学”。美国宾州大学的一个神经学教授，他认为抚摸是爱的本质，抚摸是最能够体现爱的情感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而人在灾难之中，在绝望的时候，抚摸与被抚摸，特别是被女性所抚摸，在当时是几乎可以跟神的慈悲、神的爱相媲美的一种价值。

而这种女性的爱，后来就被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表现为春风挥洒满地飘舞的花瓣和在风吹中若隐若现的女性的肌肤。大家可以去网上查波提切利的《春》，他的《春》实际上表达的情感是一种典型的对女性崇拜的情感，对肌肤的一种渴望，表达对维纳斯的崇拜以及对万物复苏的一种喜悦和渴望。

《春》是西方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画作之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与维纳斯崇拜和黑死病的“死亡之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春》最左边的那个男生。这个男生是谁？很多艺术史学家认为它是'Hermes'，即'psychopomp'，也就是引导死者走向天国的精神指引。也就是说，'psychopomp'其实是在暗示春和死亡、女性之间的那种千丝万缕的逻辑和情感的关系。比如日本的战士纪念碑，它提到日本的士兵在缅甸或者是其他地方死的时候，最渴望的是自己的妈妈。

03.黑死病以及文艺复兴先驱——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第三，疫情爆发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个文化遗产就是它的爆发暴露权力的无能，以及各种传统叙事模式的失败，让人们认识到有重构叙事的必要。

在这方面彼特拉克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西方历史上有名的书迷，他到处寻找古典书籍。这也许只是他本人的一种癖好，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他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开拓西方新文明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对西方世界的除魅和启蒙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不少学生认为在人类导师的角色上，彼特拉克的地位超过了后来的伏尔泰和歌德。这也许是夸张，但是彼特拉克对建立知识共同体的贡献，却是不可否认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叙事重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哲学问题，这方面就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详述。

这里只讲一个关键，是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谁在说谎。疫情可以让大家对说真话、对谁在说谎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前面说疫情是一种“无知之幕”，它让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习惯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导致各种认知混乱。

但是其中一个例外是疫情能让人清楚的明白什么是说谎，以及谁在说谎。这不是说以前人们不知道谁在说谎，而是说因为在旧的叙事结构之中，大家都是在冠冕堂皇的说话，没有人在意。然而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人们本来熟悉的官腔官调，却突然变得不合情理，变得“陌异”，于是大家很吃惊。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疫情是一个照妖镜。

然而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在指责别人说谎的时候，我们也许已经忘记，这些说谎者实际上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并没有变，只是情形变了，语境变了。疫情实际上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它可以让本来正常的说话者，或者说话方式变得可笑。

比如基督教为什么会在疫情之中经济中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教廷在危机的时候售卖洗刷费(indulgence)——人可以付少量的钱来买这个像股票一样的东西去洗刷自己的原罪。这种行为在平时也许只是可憎，但是在疫情面前呢，它就变得非常滑稽和可笑。

这正与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权力或者权威不怕作恶，就怕成为笑柄”不谋而合。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疫情对语境的改变是突然且无形的，因为它会突然改变语义和语用。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正是这种情形，让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几乎同时意识到建立新语境的必要性，他开始用新语体来描写自己的单相思。薄伽丘用现实主义的笔法，让七女三男在远离城市的郊外聊天说话。但这些做法并不是偶然的。

他们似乎认识到如何学会说真话，讲真话主要问题并不是个人的勇气和道德选择，也不是所谓事实真相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个尊重客观事实、不受主流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社会语境。而这种语境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是很难的。没有一个独立的、职业化程度高的、富有独立思维精神的知识共同体，孤独的讲真话基本没有意义。

相反，一旦有了尊重事实的共同体的语境，言论一方面会受到限制，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另一方面，言论却可以真正自由，因为只要你有尊重事实的态度和足够的理性素养，那么即使你错了，你也有资格、有义务去发言。

因此尊重事实并不等于掌握真相，因为尊重事实本身包括承认事实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历史不确定性。反过来说，信口开河的言论自由也是不尊重事实。这在美国著名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看来叫'bullshit'，比撒谎更糟糕，因为撒谎的人至少先需要了解事实。而在一个充满博学的语境之中，真话和假话都没有意义，因为都是乱讲，即使你一个人在严肃的讲脏话，别人也搞不清楚你是在讲真话——这就是语境的意义和重要性。

文艺复兴运动至少是在早期，在黑死病语境变换的冲击之下，主要表现为一种新语境的确立。这种新语境的确立开表现为拉丁文——即古文，后来被各个地方的地域的口语——所谓白话文所取代。书籍则不再是圣经和各种各样的经院哲学的论文，而是不断被重新发现的各种古典文献。

总之，讲真话，首先不是个人的品德和勇气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言论自由，而是需要一个能够讲真话、包括讲错话的专业语境。而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和西方启蒙出来以后所建立的职业化社会都是有这种知识共同体性质的，相对健康的语境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薄伽丘的《十日谈》，可以算是对撒谎的一个专门研究，这里我就不再详说了。

总的来说，疫情会突然让大家认识到说谎的意义、说谎的人以及说谎的真相。这方面，疫情跟疫情其他方面的特征是有很大不同的。疫情过去以后尽管它不会带来太大的社会意义，但是至少会让我们看见一群特殊语境的转换作用以及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重要意义。

问答环节

问题1：请问老师您是哪一年回到深圳大学任教的？促使您回国任教的原因是什么？

朱锐：2018年秋。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西方语境的堕落和新闻娱乐化，有深刻的保守意见。另外是想传播知识，把自己的所学还给大家。

问题2：东西方哲学语境最大的共通性是什么？

朱锐：第一，儒家有批评文化，西方也强调批评，理性批评是重要的语境。第二，意识形态元叙述。

问题3：目前正是中西文明碰撞时刻！怎样才能诞生新语境？

朱锐：第一，要突破艺术形态元叙事，强调就事论事。第二，建立国际性的知识共同体。第三，环境保护本来是建立知识共同体和新语境的重要机制，特朗普和保守主义势力严重破坏了环境政治，这次疫情能否重新组织环境保护运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