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1838年，第一批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抵达英属圭亚那，开始了他们艰苦的劳工生活。在接下来的79年里，有超过50万南亚契约劳工被带到美洲加勒比地区。大多数人去往英属圭亚那（238900人）或特立尼达（143939人），但另有42326人去往瓜德罗普（Guadeloupe），36420人去往牙买加，34304人去往荷属圭亚那，25 509人去往马提尼克（Martinique）。

19世纪契约劳工都来自哪里？

19世纪移民海外的契约劳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语言、地区和种族背景。第一批契约劳工来自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但若干年后，契约劳工已是来自英属印度各地。在英国殖民官员和劳工招聘人员的管理下，这一体制得到稳固和扩张。

一些新招募的人员曾是佣人、艺人、工匠和店主，甚至有几位牧师也参与到这种航行中。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劳动招募者所网罗的农业工人。他们离家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些人远足寻找工作，但仍是一无所获。一些契约劳工是参与1857年反英士兵哗变的逃犯。另一些劳工则是寻求生计的退伍军人或农民。绝大多数劳工是因被劳工招募者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所诱骗而愿意去填补空缺。

并不是所有的南亚契约劳工都心甘情愿地来到这里，很多契约劳工是被绑架和强迫而来的。1873年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招募男女契约劳工时，伴随着严重的虐待。在许多情况下，移民者被暴力和欺诈所迫。许多人的签约奖金和预付工资也被系统地篡夺了。印度北部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托马斯·埃文斯（Thomas Evans）在1871年向英国官员抱怨说，''印度的奴隶贸易''仍在运转。

19世纪契约劳工的死亡率有多高？

虽然情况和死亡率各不相同，而且多年来确实有所改善，但许多观察者的记录令人毛骨悚然。斯温顿（Swinton）夫人是一位船长的妻子，她陪同丈夫乘坐装载苦力劳工的船只''沙尔瑟特号''（Salsette），于1858年从加尔各答驶往特立尼达岛，她将这段航程比作非洲奴隶贸易，并称之为''另一中间通道''。斯温顿夫人在行程中所记录的，几乎都是发生在男女老幼契约劳工身上的死亡。

在''沙尔瑟特号''的324名契约苦力劳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航程中死于疾病和饮食匮乏。这艘船的死亡人数可能有些极端，但在1857年到1862年间，前往英属圭亚那的船只所载苦力劳工的死亡率为10.9%。到19世纪70年代，这一数字已降至2%~3%。

契约同时规定他们每天应得的工资在16~24美分之间，还包括返程船票、免费住房、医疗照顾，以及一定的食物配给。现实中这些契约条款往往不能兑现。例如，在一些殖民地，比如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在合同到期后，苦力劳工仍需额外工作5年，才能得以返乡。

整个契约制度都是非人道的，一些第一批到达英属圭亚那的工人受到严酷的残暴对待，就像被他们替换的非洲奴隶一样。第一份来自英属圭亚那的报告描述了这种毫无缓和的惨状和绝望的痛苦的情形。在整个19世纪，在英属圭亚那工作的契约劳工，死亡率几乎达到25%。

19世纪契约劳工的工作到底有多苦？

尽管契约劳工制度的目的是暂时把南亚劳工带到西印度群岛，然后把他们送回家乡，然后再换一群新的劳工，但其中绝大多数劳工选择了留下来。有些劳工由于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财富和富足，不希望灰头土脸地返回故里。另一些人则与不同种姓的人结婚，并认为这种结合不会在他们的故乡被接纳。在契约结束后，更多的人试图在这些岛屿上寻找经济机会。他们自愿再次成为契约工，年限有2年、3年或4年。另一些人则受雇为工资劳动者，或者成为土地所有者。

到1920年，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南亚契约劳工人口分别占到33%和42%。他们取代非洲人成为岛上人口的最大组成部分，同时改变了加勒比海地区日常生活的结构，成为那里的''卡拉罗''社会的一部分。一个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也逐渐形成，而围绕南亚人的福利和权利的社会激进活动变得更加明显。

其中的一些激进活动以废除整个契约劳工制度为中心。自一开始，就一直存在批评契约劳工制度的声音。但从1900年到一战爆发，南亚、英国和其他遭受契约劳工苦难的地方，反对这一制度的声音日涨。南亚人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歧视，与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困境联系在一起。1912年，印度官员G. K. 戈克雷宣布契约劳工是''对印度人民的侮辱，任何容忍它的国家，都在对文明进行一种严重的玷污''。

英帝国为这一契约劳工制度进行了辩护，但由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领导的印度殖民政府则有不同看法。他将这个制度描述为''虽与某种形式的奴隶制不同，但差别很小''，他认为''印度政府没有义务为殖民地提供苦力劳工''，他强烈要求彻底废除这一契约劳工制度。1917年，印度政府完全终止了劳工移民至海外。到1920年，整个契约劳工制度被废除，未到期的劳工契约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