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证人指证：犯罪嫌疑人的噩梦|指证|林冲|法庭|犯罪|证人

作者：翠杰，来源公号：翠杰。原题：目击证人的是与非。

目击证人的指证是对犯罪嫌疑人最残忍的证据。无论法律影片还是司法实践，目击证人都被严重期待，自然也颇多看点和聚焦。

目击证人的是与非，不仅在影片中影响核心看点，实践中也往往直接影响事实认定。

日本影片《罗生门》的经典无需言说，电影大师黑泽明不仅将影片推至无以复加，甚至无意中造就 “罗生门”这一经典词语。

影片中，三名当事人不同版本的表述，让案件事实成为扑簌迷离的“罗生门”。影片透过武士意外死亡的探查，展现人性在极端境况下的善恶转换。

由于影片中涉案短刀消失，证据体系搭建只能依赖在场人员的言辞证据。

为了让影片更有看点，黑泽明导演让死者开口，即便如此，即便三人经历同一意外事件，即便死亡事实历历在目，三人的表述却巧妙而成功的形成不同的证据走向，最终谎言无法澄清、事实难以还原。

当事实认定主要依赖目击证人的证言或者当事人陈述，而相关证言可靠性存在问题时，证据就会无法对接，密不透风的事实之墙自然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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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黑白影片《伸冤记》在希区柯克的影片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部：特别源于影片没有惯常的推理过程、惊险场面、悬念气氛，却生动诠释了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

特别是，当了解到影片改编自真人真事，恐惧难免进一步加深。

影片中，目击证人没有任何偏见，负责地履行公民作证义务，警察并无主观过错，侦查行为也谨慎而依规，审讯过程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但是一系列完全符合司法逻辑和流程规则的背后，却是曼尼的伸冤无望和压抑无力。

亨利·方达是伟大的演员，在《青年林肯》中他可以“比林肯本人更像林肯”，在《十二怒汉》中可以将8号的冷静勇敢演绎得过目不忘。

在本部影片中，他也将大提琴手的性格和心理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从被警方调查直至入狱的过程中，他不仅展现得老实温顺、任人摆布，在展现“无辜之人往往更加不知道如何辩解”的同时，将曼尼在冷静克制下的焦灼表现得也恰到好处。

实际上，造成曼尼被冤的直接原因在于营业员的指证，加上紧张导致的书写错误，“顺理成章“地将曼尼逼入绝境。

影片展现人的命运在司法面前如浮萍般脆弱，也展现了刑事追诉没能跨越证明危险境地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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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影片《十二怒汉》的经典同样无需称颂，亨利·方达的演绎更是众口皆碑。

影片中，事实认定迷雾同样笼罩于两位目击证人的证言。住在对面的中年女性声称看见男孩持刀刺扎，而隔壁的老人证实听见父子争吵后看见男孩跑出房门。

表面看，两个目击证人的证言恰好形成前后连接的证据链条，具有极强证明力，足以证明少年弑父罪行。

但是，亨利方达在超然的冷静之下，对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产生质疑，勇敢地引导11名陪审团辨别证言缺乏客观性，从而实现了疑罪从无。

片中对于两位证人证言的分析鞭辟入里，不仅科学分析两份证言如何与客观现实不符，而且通过表象透射证人出具不实证言的实质所在。

目睹刑事案件并出庭作证，这对一般人而言并不常见，其间难免经历各类内心体验，而证人证言容易受到感知能力、动机、幻想、情绪等影响而出错，自然在所难免。因此，像影片中一样，对目击证人的指证进行印证分析和心理洞察应当而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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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证人》改编自韩国影片《盲证》，影片围绕朱亚文的连环犯罪，杨幂、鹿晗均是偶然成为的目击证人，二人因为作证发生矛盾，后联手追缉真凶解救被害人。

杨幂饰演的路小星后天失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目击“者。但优秀警校生的经历，失明刺激的感官活跃使得她能“看见”一般人忽视的细节，并因此令警探鲁力折服。

所以当鹿晗饰演的林冲描述目击车型与小星不相符合时，加上林冲具有作证受奖的动机，其证言就自然未被采纳，这不仅让侦查陷入困局，也让林冲没能获得保护而身陷危险。

影片的演绎说明，证言可靠性并不必然倚重于证人可靠性，证言准确性的审慎判断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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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证人指证能够左右案件结果，而目击证人指证依靠的是记忆的正确性。从黑白影像到当下偶像剧场，目击证言的正确与否都成为影片矛盾冲突的核心。

实践中，部分案件也因隐蔽性强、客观证据少等原因，对于言辞证据倚重较大，而一旦出现目击证言则基本左右事实认定结论。

目击证人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与证据能力无关，与证明力有关，是部分案件审查的核心所在。人类记忆远远没有达到完美和永久的程度，忘记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提高对目击证人指证的重视程度非常必要，否则对目击证人证言过度倚重，辨识不足就会导致事实错误认定。

《冤案何以发生》一书中，美国俄亥俄州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夫妇沉痛反思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弊端，揭示导致刑事冤案发生的八大司法迷信，“目击证人是最好的证据”就位列其中。

司法制度虽然存在差异，司法问题有些还是具有共通性。如何提高目击证人指认罪犯的准确性，避免无辜者受到不公平待遇，司法机关一直都在竭尽所能。提高辨识精准性，科学有效审查判断，需要司法证明和认知心理科学的综合实践。

关于目击证人证言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孟斯特伯格致力于将心理学引入刑事司法领域，很早就指出“证人的真诚和自信并不必然保证目击证人证词的精准”。

但是，这些努力受到法律职业群体的忽视或抵制，著名的证据法专家威格莫尔就认为，心理学的发展程度被夸大，心理学还不精准，不具有进入法庭的能力。随着时光推进，心理学和刑事司法的融合之路仍在反复缓慢中前行，而心理学家作为专家证人进入法庭的情形也开始出现。洛夫托斯是专注于认知和记忆研究的美国知名心理学家，多次作为专家证人出庭阐释记忆的特点和缺陷，为证据审查判断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案件审查判断。

我们的记忆真的完好无缺吗？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心灵不是精准的记录器和存储槽，遗忘是生命的中另一面真实。认知心理学一般认可的公理是，记忆的过程要经历习得、保留、检索等不同阶段。

在《辩方证人——一个心理学家的法庭故事》一书中，洛夫托斯就通过她出入法庭的真实经历，讲述了这些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的错误，展现了人类认知，记忆的常识和误区，深入了解有助于对目击证人证词的适度评价。

习得阶段是记忆的起始，观察注意的能力不同直接决定习得质量。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感知等，对于记忆准确、全面关系很大。

香港影片《跟踪》中就表现了经过训练的警察超于一般的细致观察，这是一般人所不具有的。特别是普通人经历犯罪的突发事件，情绪波动一般会比较大，这也会严重影响观察维度。

在场面复杂的案发场合，尤其如此。聚众斗殴案件审查中，多名在场人员的陈述往往也难以还原案件真实，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审慎的观察者并不固定，即使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也可能出现习得错误。

《我是证人》中小星训练有素，却在车型判断上不及作为普通人的林冲，对此证据审查中还应谨慎，避免出现如鲁力警探般的判断错误。

人的记忆保留不同于电脑存储，记忆具有可塑性，容易被干扰。随着时光流逝，记忆不只会褪色，也会增长，褪去的是一开始的观念与该事件真实的经历，增长的则可能是下意识的推理、想象再创造等诸多干扰。人脑弄错细节，不是因为记性不好，而是记忆正常运作的结果，记忆会随着时间磨灭初始记忆、改变记忆线索，事实与虚构形成新的混合，形成扭曲的事实，留下残缺的往事。对此，很多人没有过多意识，相信记忆无误，究其原因是因为记忆从未被检验过。

记忆的检索是记忆被唤醒的重建过程。记忆的检索需要依靠唤醒，唤醒的过程同样可能造成记忆重构。我们熟知的诱导性提问就会在记忆中加入新的线索，并真正改变人们对于事件的记忆。审判中，适度的交叉询问有助于辨识错误陈述，防止证人说谎，但是过度的交叉询问也可能扭曲记忆，受到压力影响的证人下意识做出错误陈述，成为被记忆欺骗的证人。心理学上有个说法：你的记忆里，永远都藏着你看过或者听过的东西，不过人们唤出这些记忆的能力却很有限。司法实践证明，唤醒记忆的能力不仅有限，而且唤醒记忆的方法也可能错误。

目击证人的辨认实质上是一次认知测验，应当说大多目击者都是好意，但恰恰因为这份好意，目击证人错误指认造成的危害更可能被忽略。

《伸冤记》中的曼尼无辜受害，就来源于女店员认真履行公民职责的好意。

我国台湾地区也曾经曝光多起“乌龙”指认案件，患有中度多重智障的陈姓男子，被国道警察和目击证人指证系袭警嫌犯，而被错误羁押。因为被害人和证人的“指证历历”而被因为强奸罪判刑的男子，最终因再审查明指认有严重瑕疵、DNA比对不符而改判无罪。该案更是因查明该人案发时其实被羁押，而被称为“精子飞越铁牢案”。

因此，目击证人虽然是刑事侦查和案件审理的严重期盼，但是切不可对其因高度期待而忽略其劣势，陷入“指证历历”的迷思，好莱坞影片可以转瞬“欢喜“收场，而现实案件即使尘埃落定，无辜者的合法权益也已经无可挽回。

既然期待目击证人，扬长避短，让目击证人的指证发挥准确效用应当是诉讼程序应然。因此，司法过程应当正视指证缺陷，科学设置取证程序，提高审查证言可靠可信性，让目击指证全部、全面、全程处于科学审查中。

例如：避免混杂辨认应当实质化，防止任何细微差异造成对证人的心理暗示；

针对证人在辨认对象中寻求“最像”嫌犯的判断倾向，辨认前特别提示“嫌犯可能不在被辨认对象中”；

列队辨认尽量采取顺序列队、依次辨认的方式，让证人更加谨慎，也防止相对判断；

被辨认对象或者辨认过程有照片或者录像为证，从而协助检察官和法官有效辨别；

目击证人不仅逐一指认，事先也不被允许相互或与他人交流等。

除此之外，针对儿童证人等特殊证人主体、证人指证难于判断等情形，邀请专于研究目击证人和相关群体认知心理的专家辅助人出庭，补充司法人员认知和记忆知识不足，也是确保目击证人指证精准的有效手段。

跨越刑事证明危险境地是刑事追诉的必然，事实认定依赖于目击证人的案件尤其如此。当前对于目击证人证言的缺陷，司法实践中还是知有余而行不足，因此在防止证言主观虚假的基础上，关注证言客观出错的可能现实，综合多种方法完善程序，确保证言精准，发挥证据价值，才能助力刑事追诉跨越证据迷雾的危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