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法制晚报前王林在抖音上发布了自己的短视频“处子作”——《热榜周观察》，王林掷地有声的新闻评论随着法晚前员工们的转发传播出去。

很多法晚的前员工都说，听到这个声音，又想起了十年前开评报会的感觉。

王林在《热榜周观察》栏目中点评了最近刷遍媒体圈的“记者河南采访被打”事件。他说：作为新闻从业者，听到记者被打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有一种窃喜，我的感觉是，记者回来了……

在短短1分55秒的视频中，王林发表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高度的融合，视频、直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的繁荣期即将到来。

就在王林播出这段话的前20天，位于通惠河畔的法制晚报社的招牌在夕阳的照射下徐徐落下。

法制晚报没有等到王林所说的那一天。

“武汉解封”这样的全国性新闻也没有了法制晚报的报道，但这家当年京城最有朝气的媒体，仍然留下大批的社会守望者在践行他们的职责。

最年轻的总编辑，也是最爱骂人的总编辑

法制晚报创刊于2004年，那个时候王林30岁。

彼时的他，被称为京城都市媒体里最年轻的总编辑。

在此之前，王林在法制晚报的上级集团北京青年报任职，他担任记者和编辑期间，经历了北京青年报最辉煌的时期。

王林是最年轻的总编辑，法制晚报也是中国最年轻的都市报，法晚的员工同样也是最年轻的一批员工——至少有一半的记者是来自于大学应届毕业生。

法制晚报最初的社址在四惠桥西侧的一栋四层小楼里，王林的办公室位于三层中间，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一个大幅的格瓦拉画像。

几乎所有的记者和编辑经过三层的时候，都轻声提气，快速闪人。

因为那里经常能够传来王林标志性的“骂人”声。

每年都有来应聘的毕业生因为经过三层时听到骂人声而放弃在法晚工作。

在他们的印象里，报社里的领导应该都是《编辑部的故事》里那样的文质彬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粗俗”的文人。

王林的“骂人”在京城媒体圈里是出了名的，法晚记者出去采访碰到同行，各报同行都会问：“今天挨骂了吗？”

事实上，王林骂记者的时候并不多。

这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是记者出身，他知道记者在外采访的辛苦和可能面对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他对编辑，尤其是中层领导的要求更严格。

一直到王林担任法制晚报社长的最后一天，他在同法制晚报全体中层领导道别的时候，仍旧掷地有声的说：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层领导在，法晚的新闻就不会软下去。

大多数法晚人都知道，王林骂人往往是对事不对人，但如果挨骂的次数多了，也难免会有对人不对事的时候。

有些员工经常挨骂，有些则很少。一位很少挨骂的记者曾总结说，不挨骂的往往是两种，一种是业务能力强的，另一种则是被“放弃”的，大多数人毕竟位于中间。

后来王林创办了“看法新闻”客户端。

看法新闻的一位高管曾经说，表面上看王林情绪暴躁，但实际上骂人只是他的一种方式，他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非常强，他骂人只是为了让你意识到这件事情（失误）很严重。

所以，即便是表扬人，王林也会用脏字来“加重”语气和程度，比如说：这篇报道真TMNB！

于是，当4月27日王林推出抖音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的时候，有前法晚员工用“王林体”将他视频的内容重新编辑了一遍，大意是：作为新闻从业者，说实话，听到记者被打的这个(caodan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有一种（NM）窃喜，（你知道么），我的感觉是，记者！（cao），（老子TMD）回来了……

骂声之外还有毕业生成长的空间

法制晚报创业的初期，很多人就是在王林的骂声中长大的。

统计学专业出身的王林，始终认为严格的考核才是法制晚报的竞争力，因此从法晚创刊开始，他就为记者和编辑制定了一套堪称“残酷”的考核体系，法晚记者和编辑的工作考核在同城乃至全国媒体中都是最严苛和最不讲情面的。

在三层楼梯口，每周都会贴出所有记者和编辑当月的绩效排名，一些排名不高的记者编辑还会被用特粗黑字体单独张贴出名字，下面还写着：记者大会后，去王林办公室！！！

真的去了王林办公室，也未必都是骂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是跟王林一起共进吉野家外卖加一罐红牛的午餐。

当然，即便没有骂声，罚款也是少不了的，以至于有人说，法晚其实就是“罚完”。

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一批又一批大学毕业生习惯了三层传来的骂声，也习惯了自己的名字偶尔登上黑榜的压力，他们从稚嫩的学生走上了记者的道路，开始了“铁肩担道义”的职业历程。

有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应届生曾经说，三层楼道里除了王林的骂声和严苛的考评榜外，还有一个报社的规定，让她决定留在法晚工作。

那个规定上写着：这里是报社，不是学校也不是公司，这里没有“总”，也没有“老师”，同事之间一律直呼其名。

她发现记者们都会直呼王林其名，王林从来不介意。这让她觉得很亲切，对于大学生来说，这里是个平等的就业平台。

2008年汶川地震，法制晚报先后派遣了近30名记者前往北川、映秀、汶川等一线灾区采访，是当时京城媒体里外派记者最多的一家媒体。

而鲜有人知的是，这些记者中有一多半是刚刚走出校园不足三年的毕业生，其中还包括多位女记者。

汶川地震报道结束后，每一位回京的记者，都是王林亲自到机场手捧鲜花拥抱迎接。

重视民生报道和调查报道 要求记者“离你最近”

王林在法晚任职13年，从30岁到43岁，他也开始越来越习惯听后来的90后记者叫他“老师”。

因为很多新记者都觉得，听王林的评报会，在业务上收益匪浅。

王林挂在口头的话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深入分析和发散思维是令人敬佩的，同样的一条新闻，他总能找到与众不同的角度。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王林会把所有记者召集到报社来，就在四层那件并不算宽敞的会议室里，所有记者密密麻麻的坐在一起，听他来分析每一篇稿件的优劣得失。

这种总编辑亲自点评记者稿件的例会，在其他媒体中并不常见。

对于新闻业务来说，王林追求出“新”。

在法晚创刊前，京城只有北京晚报一家晚报，为了和北京晚报竞争，王林强调“当日新闻”的拼抢，要求记者重视前一天夜里和当天上午的采访，及时采访及时回稿，上午的新闻绝对不能第二天发。

为此，法制晚报设立的“夜线报道组”，每天晚上有四名热线记者专门值班，整夜无休的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各种突发事件。

而法制晚报正是靠着这种拼抢新闻的速度，从北京晚报手里生生的切下了一大块市场蛋糕。

王林提出法制晚报的办报宗旨就是“离你最近”。他要求记者离拍摄主体最近，离采访对象最近，离新闻事实最近，离读者所需最近。

因此，王林在法晚最重视的部门就是热线新闻和调查新闻，这些报道关系老百姓的民生，同时也是记者守望者角色的体现。

他一直都认为记者必须要走出去，要和采访对象站在一起。

在王林的号召下，热线部的年轻记者和摄影记者经常会站在齐腰的积水里拍下照片，会站在消防员水枪的旁边采访火灾。

为了让记者能够更快的到达现场，王林要求热线记者必须要以自己所住的位置为圆心“划片”，做到“守土有责”，一旦“片区”内发生突发事件，负责的记者就能够用最快的方式到达现场。

在热线部门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花的五颜六色的北京地图，每个区县，每个街道，都标有记者的名字。

2010年前后，王林又推出了法制晚报的调查暗访系列报道，他要求每个入职法晚的新人，都要先完成一到两篇“卧底”暗访，暗访稿件合格刊发后才可以转成正式记者。

很多刚刚毕业的记者，进入到工厂车间、商铺后厨、诈骗团伙中进行长达2、3个月的“卧底”暗访，稻香村、COSTA咖啡、海底捞、宾宝面包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背后的问题被这些暗访记者挖出，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

2016年，法制晚报一名毕生从事卧底暗访的老记者到了退休的年龄，当时已经是社长的王林很罕见的出席了记者大会，为这位老记者颁发了聘书，聘请他继续担任法制晚报的记者，将法晚暗访的报道传承下去。

同时还将一套全新的暗访设备奖励给这位60岁的老记者。

直到今天，法制晚报已经不复存在，这位老记者仍旧带着年轻一代的新闻人，在其所供职的媒体坚持一线调查暗访的报道。

媒体转型中人才流失 誓做新闻行业的“黄埔军校”

王林在法制晚报时还推行“双枪记者”，也就是文字记者必须要拍图片，摄影记者必须要写文字。

所以，法制晚报的记者有非常明显的辨识度：一手端着笔记本，一手端着单反相机。

王林推出的这个制度，确实让很多记者不适应，很多文字记者因为完成不了图片工作量而被扣了很多钱，但同时，这个制度也培养出了一批能写能拍的记者，这些记者都在汶川地震时大显身手，补充了报社摄影记者资源的不足，也为读者带来了大量鲜活的现场图片。

大约从2009年开始，王林就已经注意到新媒体的发展，他在一次采编大会上给编辑们分享了博客和微博客的不同，并且认为微博会在未来改变媒体的发展。

所以，法制晚报也是京城媒体里很早动手做新媒体平台的报社，微博、微信、无人机、短视频、直播、VR，这些新媒体的报道手段，法制晚报都是领先的。

为此，王林要求每个记者都要拍视频，都要会直播，还组织过记者们学习使用无人机和VR设备。

但是，记者拍视频和直播的推广远没有拍图片那么顺利，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2015年的时候，当时负责直播的某位法晚记者曾说，所有新媒体手段法晚都是第一个尝试使用的，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做出了自己的品牌。

例如视频，新京报的“我们”视频如今风生水起，但更早将目光投入到视频报道的法晚，直到休刊也没有形成一个产品模式。

法制晚报执行总编汤海帆

一位热线记者曾经跟王林担任社长后的执行总编辑汤海帆进行过深入的交流，这位年轻的热线记者认为，在新媒体手段日益丰富的情况下，让一个记者又采访，又拍照片，又拍视频，还要直播，根本不可能实现。

王林自己曾经总结了“法晚魔咒”叫浅尝撤止，也就是对报道缺乏深读和持久性，这个问题从法晚创刊时期就存在，只不过在都市报时代，法晚依靠年轻人的活力、冲劲和速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但“浅尝辄止”的原因是什么？众说纷纭。

有一种说法是，法晚的人员结构太年轻，记者编辑的社会阅历不够，对于新闻事件的分析和思考无法到位。

另一种说法是，法晚严苛的考核制度，无法让记者沉下心来去深度挖掘和持续追踪。

还有一种说法是法晚这种记者分片区负责和不坐班的管理方式，不便于对新闻选题业务上的统筹策划。

所以，在拼速度的时候，王林和法晚的团队取胜了，但是当新媒体快速发展，报道手段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对于报道的深度和持续性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而这并不是王林手下那批大学生的优势。

于是一批已经入职3-5年的记者开始离开法晚，他们去了新京报、北京青年报或人物、中国新闻周刊等有一定深度报道优势的媒体，他们扔下了使用的并不熟练的三脚架、无人机，开始专注于文本的写作和对新闻背后故事的挖掘。

这个职业年龄的记者，本来应该是新闻行业的生力军，但他们却过早的离开。

而一些选择坚持的记者，则在王林向新媒体倾斜的严苛考核下也被所谓的“淘汰”。

这个时候已经担任社长的王林其实也意识到人员流失的问题，但他觉得，2006年的时候，他曾经带着一批大学生创业成功，如今的10年以后，他依旧能够再带一批大学生在转型成功。

他在一次采编大会上说：很多人都说法晚留不住人，都说法晚只能做新闻行业的“黄埔军校”，我听到这个话高兴死了，我愿意做新闻行业的“黄埔军校”。

从做“黄埔军校”的角度来说，法制晚报是个好学校，王林也是个好校长。

除了在新闻业务上的传授外，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林始终将新闻职业操守作为新记者培训的重中之重，他会把法晚的失实报道、虚假报道打印出来，张贴在楼道里，让每一个入职的新记者仔细阅读，并且由他仔细讲解报道失事的原因。

所以一位曾在多家媒体供职的前法晚记者说，法制晚报是他见过的最干净、最纯粹的报纸之一。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不少法晚记者离开了又回来，法晚也都敞开胸怀欢迎，并继续委以重任。

令很多新记者敬佩的是王林每每提到自己曾前往阿富汗担任战地记者，后来有法晚员工在北京青年报找到了这段经历的证据。

在北京青年报的大楼里，现在还贴着一张在阿富汗现场拍摄的照片，证实照片中没有王林，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下面的摄影记者署名中。

一直到法制晚报从四惠的四层小楼搬到了位于高碑店通惠河畔的社址前，王林的办公室里一直都挂着格瓦拉的头像。

他把这种理想传递给每一个法晚的记者。

而同时，法晚的绝大多数记者和编辑也在将这种新闻的理想和信念传递给新来的毕业生。

这种传承一直坚持到了法晚休刊的那一天。

时至今日，除了后来休刊与集团北京青年报进行人员整合外，法制晚报还有很多记者在新京报、红星新闻、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每日人物、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等主流媒体中任职，甚至成为中坚力量，“法晚系”成了媒体圈里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曾试图借资本转型 被调离后自己试水新媒体

可是，单凭“黄埔军校”式的发展方式，无法让一个传统媒体存活下去。

人员流失只是表面现象，如何将新闻报道的流量变现仍旧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从2011年开始，王林已经感受到了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广告收入的下降导致了经营的压力。

作为社长的王林开始想办法自救。

他希望通过投资布局其他行业的方式，来拉动已经处于夕阳状态的传统媒体。

于是，法晚陆续投资创办了联合电动、虫洞、阿西莫夫等高新科技的公司，产业涉及电动汽车、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只是这些公司并没有将法晚带离传统媒体下滑的轨道。

2016年夏天，“看法新闻”客户端创办，法制晚报全面向新媒体转轨，王林将这次转型称作“生死存亡”。

“看法新闻”创办后，为了提振员工士气，为了带领老记者尽快转型，也为了让年轻记者尽快成熟起来，已经担任社长的王林时隔多年后再次回到采编一线，亲自参加每周的采编大会，给每一位新人进行业务培训。

在“看法新闻”创办初期，曾出现暗访海底捞这样轰动一时的报道，很多热点新闻年轻记者们也有所参与。“看法新闻”一度有了不小的名号。

但世事难料，2018年1月3日，王林突然被调离法制晚报社长职务，调回北京青年报仍任副社长。

随即，北京青年报主管财务的彭亮接任法制晚报社长职务。

轰动全国的“海底捞暗访事件”，也成为王林时代法制晚报最后的高光时刻。

王林被调离的非常突然，一位当天留在报社编稿到很晚的编辑证实，当晚天已经黑了，王林急匆匆的来到报社，召集了执行总编辑汤海帆、分管经营领导的栗玉晨等人，在办公室里开了很久的会，直到这位编辑完成了工作回家时，几位领导的会议仍在继续，并且“脸色沉重”。

1月4日一早，王林召集当时法制晚报和看法新闻所有中高层领导到办公室，宣布了上级集团的决定。

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时，很多中高层领导不敢相信，会议室内开始不断出现抽泣声。

王林在告别仪式上一度哽咽，他不再粗暴，不再咆哮，说到他在法晚的13年和未来的发展时，他转过身背向所有人，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他说：法制晚报向新媒体进军是必然的道路，再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这条道路坚持走下去。

在座的法制晚报中高层领导，基本上都是在法晚工作了10年以上的老员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大学毕业就跟随王林在法晚打拼，法制晚报记载了他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光。

尽管王林骂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但每个人都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分离的方式。“过去的13年，我对你们更多的是斥责。”王林自己总结道。

最后，在座的所有人与王林一一拥抱，一些从毕业就进入法制晚报工作的编辑逐一给王林鞠躬道别。

2018年底，王林调离后只有一年，法制晚报宣布休刊。

第三任社长彭亮完成了报社最后收尾工作，大部分记者编辑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从此，全中国最年轻的都市报，止于14岁。

法制晚报终于还是没能够逃脱传统媒体转型的阵痛时代。

2020年4月8日晚上，法制晚报正式摘牌，不过，法制晚报以“黄埔军校”的形式给媒体行业留下的财富，并未随着夕阳落下。

武汉解封的这一天，仍有很多前法晚记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疫情的报道，有一些甚至还在一线继续“离你最近”的采访。

在主管“看法新闻”的时候，有记者曾经撺掇王林自己去尝试做直播，做网红，但因当时王林的工作过于繁忙而无暇顾及。

从法制晚报调离三年后，王林自己终于登上了新媒体的舞台，他始终认为“媒体的繁荣期即将到来”。

如今，他是用一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去尝试当年他让记者和编辑去做的东西，在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