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即关羽，是一个英雄神。他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一名战将，据说死于公元219 年。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到关羽一生的传奇故事。这是一部十四或十五世纪的小说，被誉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几百年来对中国的大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公在死后几个世纪被封为神，成了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关帝”或“关帝爷”，一直受人膜拜。起初他只是属于道教范畴的神明，后来被提升为中国佛教的伽蓝菩萨(寺庙的保护神)。

关公信仰在中国南方有着最深的根基，包括广东、福建的一些有着悠久的移民传统的地方。关公被视为忠义、正直、勇武的化身，称为战神，画像中的他经常出现在电闪雷鸣之中。他是结义情谊、患难相助、义薄云天的楷模，深受海外华人的欢迎。同时，他也与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他是古巴华人的保护神。华人先是祈求关公保护他们不受欺凌，后来随着华人商业的繁荣发展，他们开始祈求关公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保佑他们财源广进。

在古巴，人们称关公为“San Fancón”。这个名字的形成颇具启发性。可以推断出“公”的西班牙语读音是CON，而标准粤语“关”的发音与普通话大体一致，因此第一眼没那么容易推断出“关”对应的是Fan。但早期来古巴的广东移民大多数是台山人，台山话中“关”发成“fan”的音，这一拼写形式在19 世纪被确立并保留下来(尽管台山话作为海外华人社会通用语言的地位已在大幅度下降，包括在古巴)以唤起人们对昔日的移民先驱的回忆。在古巴的天主教环境下，关公的华人信徒曾一度给关公加上“神”这个衔号。粤语中“神”的读音类似于西班牙语中的“san”，把“santo”(圣徒)的尾音去掉就成了“san”。这就产生了西班牙化了的粤语名字“San Fancón”。这个词与西班牙语音系是相容的，其中cón 是个常见的后缀。San Fancón 是古巴独有的一个神明。

关公崇拜混合着中华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成分，孰多孰少依语境而定。Antonio Chuffat Latour是一名古巴华人，在他1927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记录了一则关公的传说。关公附身于一个逃亡的华工身上，发表了一番讲说，包括以下内容：

我是穿越时空的王子，将幸福带给那些背井离乡但心系家乡的好儿女们。上帝会赐福于那些善良、诚实、勤奋、待人公平的人。幸福和好运会降临于那些积德行善之人。把你的食物分给穷人。行为不要过于冲动，以免遭遇厄运。远离恶行。华人有他的上帝，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马来人都有他们的上帝。真正的上帝不是白人的、华人的、黑人的、印第安人的或马来人的，真正的上帝是万能的上帝。你这一生只是个过客，什么都不带来，什么都不带走。唯一的真实就是你的堕落。万能的上帝既不需要黄金珠宝，也不需要礼物。他是全能的、伟大的、公正的、仁慈的。要对他有信心，他会把你从邪恶中拯救出来。

这番言辞融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基督教泛种族的一神论思想。关公信仰还包含了非基督教的神秘的习俗。民族音乐学家Lydia Cabrera 曾引述她资料提供人José Calazán Herrera 的说法，华人在点灯祭拜关公时施加了巫术，灯没在燃烧却在发光。

在古巴人类学家José Baltar Rodríguez 再现的一则祈祷文中，关公与他在《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兄弟张飞、刘备出现在一起。他们三个成了古巴人熟知的中国的“三位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融进了基督教传统。祷文如下：

噢，全中国的强大的圣人，至高无上的天帝，请驱除我身上的邪恶。我在呼唤您的名字SanFancón，请保佑我这一路的身心安康，这样我才可能和您一样慷慨。赶走那些企图伤害我的敌人和那些诅咒我的恶人。您是战无不胜的，请保佑我能获胜。保佑我免遭牢狱之苦，免受毒舌、巫术、咒语的攻击，为此我把自己交付于您和您的两个兄弟。这样我将不会负伤，不会被践踏，我的血不会溅出。神勇的SAN FAN CON，请助我推翻阻挡我前进的高墙，让那些咒我的人得到报应。让我的敌人没有眼睛看到我，没有舌头诅咒我，没有双手伤害我。(这一说明是附加的)用三支檀香蜡烛，每点燃一支就开始祈祷，然后再举起三支蜡烛。

这一祷告看不太出是基督教式的，尽管某些部分与基督教方式相符。对天帝的指称明显是中国式的。祈求关公以免遭巫术同时反映了中华宗教和非洲宗教的习俗。

在哈瓦那，以及在世界上许多其它地方的华人聚集区，关公受到刘、关、张、赵氏族联盟的膜拜。他们据称是刘备、关公、张飞、赵云的后裔，这四人在《三国演义》小说中成为了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在哈瓦那、科隆和其它古巴城市，关公也受到商人组织的顶礼膜拜。在中国众多宗教信仰的神祇中，关公和观音、妈祖(见下文)一起，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最受欢迎、最受崇拜的神祇。关公信仰已传到了东南亚、美洲、澳洲等地。

古巴黑人将关公纳入萨泰里阿教(亦称为奥查教)，这是一个融合非洲教信仰和天主教信仰的万神殿。他们把关公看成是约鲁巴(Yoruba)宗教系统的神祇香郭(Changó)，用古巴人类学家JuanMesa Díaz 的话来说，关公是香郭“在遥远的中国的化身”。古巴人类学家Israel Moliner 认为SanFancón 是由Marcos Portillo Domínguez 创造出来的，他是萨泰里阿教的一名祭司，有着广东人和黑人血统。Israel Moliner 补充道帕塔基神(patakí)未能认出香郭来是因为他的中国面孔。香郭是最受大家爱戴的神祗。他与雷电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身着红袍挥舞着双刃剑的战士——这些特征与关公是一样的。过去，许多古巴的华人在自家的神龛里供奉着关公和其它中华神祇的神像，旁边还摆上萨泰里阿教神明的神像。

关公还与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联系在一起，她相当于天主教的香郭(香郭和圣芭芭拉的联系不仅在古巴，在整个的加勒比海和巴西地区都很普遍)。圣芭芭拉在古巴尤其受到尊崇(尽管她在1969 年就从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日程中被除名，原因在于她的历史真实性受到了质疑)。她与关公和香郭一样，也是和闪电联系在一起，挥舞着一把双刃剑。(据说她的父亲是被闪电击死的，她后来被封圣，庇佑人们免受闪电、大火和其它自然界力量的袭击，同时也成为那些从事炸药工作的人们的守护神。)关公与天主教圣徒的联系并不局限于古巴。在菲律宾，他被等同于圣詹姆斯(西班牙语Santiago)，与约翰(John)一起被视为雷神的两个儿子。类似的等同，不胜枚举。

古巴的华人也把关公与圣母玛利亚联系起来。在古巴维拉克拉拉省(Villa Clara)的凯巴里恩市(Caibarién)，当地唐人街的商会把古巴的混血守护神慈悲圣母(the Virgen de la Caridad del Cobre)，与关公并排放在各自的神龛中供奉。

Baltar Rodríguez 没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关公在萨泰里阿教中受到专门的膜拜，但他确实提到有着很多关公显灵的故事。其中有一则传说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华侨向关公祷告说想要归国终老，几天之后这个人买彩票中了奖，得以买票回国。

在一项关于古巴的东方主义的研究中，FrankScherer 认为，古巴政府出于其自身政治、经济和其它的目的，目前正推动古典东方主义的复兴，包括重新挖掘关公的价值。他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论述，揭示了古巴的“东方化的”和“自我东方化的”的华侨华人利用古巴政府纪念中国人在古巴历史中所做出的贡献这一契机，想要重申族裔差异性：

最近针对古巴华人族裔性的复兴运动一方面是基于欧美东方主义学者的设想，他们认为存在一个独特的本质的“中国性”，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东方主义话语的“东方式”运用，将我称之为“战略的”的东方主义的本土化运用演绎得淋漓尽致。前者正受到古巴政府及其知识分子的推进，其意义有些含混不清，后者却被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古巴籍华裔所表达出来。这样的话，这个重新整合、重新创造和重新族裔化华人“社区”的过程却具有自我东方化这一奇怪的特征……这一复杂的不着边际的做法，包含着儒家思想理念和某种资本主义抱负，促进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古巴籍华裔表达出他们的族裔差异和文化差异，同时允许——至少在古巴——开拓出另一空间，建立起不同于古巴政府规定的身份认同感。

Scherer 关于东方主义在古巴的运用与滥用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但这一观点未必适用于关公现象。他认为把关公塑造成一个融合了古巴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圣徒”，与把华人宗教纳入到井然有序的西班牙式的万神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至少是让“华人宗教”进入到被“基督教”众神所占据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这样的话就连非华人也感到易于理解和接受。他从Chuffat Latour 记录的那则传说(翻译如上)分析关公所代表的价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关公代表的是基督教的关注，“西方式的”解读和“古巴化了”的关公。他同时认为关公的复兴是华人旨在推动“新”儒家思想运动的一部分。

Scherer 的目的是揭露“一个独特的本质的中国性”的观念是东方主义的本质主义，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古巴政府及其知识分子所推进。但是关公现象并不能因为删除其中的儒家思想的部分就认为是单向的涵化于基督教。它保持着自身的颠覆性和异质性，就连在Chuffat Latour 的版本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特征。(在翻译Chuffat Latour再现的神谕中，Scherer 漏去了首句，而首句正表达了中国的孝道观念。)关公作为萨泰里阿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抗话语的一部分。最近关于古巴民间文化的一项研究认为它“旨在对抗西方系统宗教信仰的统治地位”。近来古巴研究关公的学者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在2000 年Mesa Díaz 称其为“中华文化与非洲文化的一个非凡的成果”，几乎忽略掉其中所包含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成份。无论如何，关公在古巴华人社会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简单归结为Scherer 分析的文本，而应把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