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怀坦荡的张闻天为什么这样评价遵义会议？

旧报刊剪辑

来源：公民与法(综合版)2019年01期，作者张家康

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说:“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这是一。第二, 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 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 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 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 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

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后分工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会后不久,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张闻天为什么如此评价遵义会议呢?

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

1931年9月,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由秦邦宪 (博古) 、张闻天 (洛甫) 、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 博古负总责。就在中央机关在上海东躲西藏的时候, 全国已形成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琼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不二法门。

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率领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形成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 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军事“围剿”, 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33年1月,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由于毛泽东的建立革命根据地, 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 与共产国际城市中心的主张相悖异, 因此, 他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 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被派往后方, 担任苏维埃政府负责人。

博古来到苏区后不久, 就为难起毛泽东。当时, 在中央苏区,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被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此时张闻天还是站在博古的立场, 他在《斗争》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 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 而且在江西”, 要求“把这一反对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其实, 反“罗明路线”实际目的是打击支持毛泽东的干部, 消除他的政治影响。

1933年9月, 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来到瑞金。到瑞金不久, 他就认为毛泽东只知道“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进中央苏区时, 恰逢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不懂军事, 李德也就轻松地取得了军事指挥权。他完全摒弃长期以来红军的游击战术, 盲目地以硬碰硬, 推行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 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1934年1月,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 改选中央政治局, 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成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 张闻天与博古的裂痕越来越大。在此之前, 他们就“共同抗日三条件”以及福建事变等, 存在着意见分歧, 但矛盾并未公开。真正的公开冲突是广昌战役的发生。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3月以来, 敌人重兵缓缓向广昌作堡垒式推进。李德全凭苏俄学来的一套, 主张硬碰硬地与敌“决战”。张闻天虽然不懂军事, 可他尊重活生生的事实。眼看红军节节败退, 他坚决反对这种拼消耗的“决战”。

事情的发展果不其然, 敌人在空中力量的支持下, 在炮火的掩护下, 以强锐的攻势, 步步为营, 向广昌推进。4月28日, 红军不得不撤离广昌, 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在5月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 张闻天对博古提出批评, 指出他们一味地打消耗战, 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非但不虚心接受批评, 反而说张闻天和1905年反对俄国工人暴动的普列汉诺夫一样, 是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据理力争, 还批评博古太依赖李德, 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 自己要有主意。

“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1934年1月,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代表大会时, 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类似国家主席) , 还是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类似总理) 。这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几乎被闲置起来。

张闻天一眼就看穿其中奥秘。他说, 这是一种巧妙的“排挤”, “五中全会后, 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 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 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 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 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从莫斯科回国, 张闻天怀揣的是莫斯科的经, 自然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不甚理解和支持。到了中央苏区后, 他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 则是来自于共同工作中的真实体会。他分管政府工作时, 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经验十分欣赏, 并有意推广这些经验。当时, 张闻天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 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首先在《斗争》分六期连载。他效法毛泽东召集区负责人开调查会, 共同商讨基层苏维埃工作。1933年, 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 完成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也在区苏维埃工作调查会的基础上, 完成《区苏维埃怎样工作》。1934年4月, 两本小册子合编成《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署名毛泽东、张闻天合著。

张闻天但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 都要让毛泽东参加与指导。8月1日, 敌机轰炸瑞金后,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迁至云石山和梅坑, 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居一间堂屋, 又多了接触交流的机会, 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1943年, 他在整风笔记中无保留地坦陈了自己的心迹, 他说:“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 我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 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在出发以前, 最高‘三人团’, 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 而由他们把持一切 (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 未分散) 。”“记得出发前一天, 泽东同志同我闲谈, 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从此, 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他们三人编在中央纵队随军行动。他们三人一路行军, 一路讨论。毛泽东不断地向他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们很快取得共识, 张、王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一直到遵义会议。

“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湘江之战的惨败使广大指战员怀念瑞金岁月, 追问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败的原因, 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 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 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 至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1990年8月, 在纪念张闻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 81岁高龄的耿飚回忆, 在强渡乌江前, 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曾告诉他, 1934年12月20日, 王稼祥和张闻天已在酝酿改变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他说:“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季节, 在一个橘子园里, 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 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 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 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 比我们有办法, 我们是领导不了啦, 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 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 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 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 大家都赞成开个会, 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毫无疑问, 朱德影响了参加遵义会议的其他红军指挥员, 在会上朱德一改平常宽厚慈祥的面目, 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评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方式, 说道:“有什么本钱, 打什么仗, 没有本钱, 打什么洋仗?”他还严厉地说:“如果不改变领导, 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认同朱德等军队领导人的意见, 提议毛泽东“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有许多同志还要求毛泽东代替博古。只是毛泽东不愿意, 理由是身体不好, 有病, 难以胜任。

红军离开遵义向川黔边行进。1935年2月5日, 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 谈到遵义会议后, 博古受到批评, 恐怕很难再担任负总责的工作。毛泽东把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周恩来。毛泽东考虑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 又是镀了金的莫斯科留学生。同时, 共产国际对他熟悉和信任。所以, 政治局决定张闻天负总的责任。

“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

1935年3月4日,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来到遵义城的第四天,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 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 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 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距遵义会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由周恩来的“帮助者”终有了名正言顺的职务。3月10日1时, 林彪、聂荣臻给军委发来电报, 建议攻打打鼓新场 (今金沙县城) , 而当时毛泽东正部署攻打中央军周浑元部的战斗。遵义会议后, 张闻天吸取李德、博古独断专行的教训, 凡事都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会上, 举手表决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红军远离打鼓新场, 滇军黔军会合方便, 而川军还可侧击红军, 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散会后, 毛泽东左思右想, 仍然觉得打鼓新场一仗于我军极为不利。当晚, 他又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 要他再认真地想一想, 可否晚些时候发布命令。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 再次研究作战计划, 说服了与会者。21时, 军委发布命令, 不攻打打鼓新场, 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 寻求新的机动。由于采用了毛泽东的建议, 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通过这件事, 张闻天感觉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 不能以开会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策, 那样会贻误军机。次日, 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即“三人军事小组”) 。毛泽东晚年在谈及此事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 团长是周恩来, 团员一个是我, 一个是王稼祥。”

周恩来虽是“三人团”的头, 但对毛泽东仍是一如既往的尊重, 大多以毛泽东的判断作为战略行动的依据。到了1935年春夏之交, 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 渐渐地实行了角色的转换, 成为毛泽东的辅助者。“三人团”中的王稼祥带伤行军, 不大参与军事决策, 况且, 王稼祥也信服毛泽东, 这样, 毛泽东就成为事实上的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毛泽东是中共建党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 党内历史之长, 军事基础之深厚, 对中国国情之谙熟, 是其他领导人不具备或少具备的政治资源。还有一点不可忽视, 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中, 他是最为年长者, 他们像尊敬兄长那样尊敬毛泽东, 亲切地称之为“老毛”。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 毛泽东才能对全局性工作, 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并施加自己的影响, 而不用担心领导层中有人批评他越权。

这就是张闻天所说遵义会议变换领导, “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道理之所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不像和平时期, 党务就是军务, 军事的胜利, 军队的存亡, 都那么紧密地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由于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领导核心, 他的正确的主张、决策, 得以在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中国革命才不至于在惊涛骇浪中迷失方向。

张闻天在与毛泽东共事时, 一直很谦逊, 凡事都与毛泽东商量, 从不因自己是党内一把手而颐指气使, 反而以“配角”自居。

有人说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 他听后一笑置之, “真理在谁手里, 就跟谁走。”1938年7月,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话: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根据这一讲话精神, 他主动提出由毛泽东来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通盘考虑后, 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仍让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

1938年9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 张闻天仍以负总责的身份主持会议, 但会后, 他主动地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了毛泽东, 虽然仍挂最高领导的头衔, 但他的工作范围已经转移。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书记处。这样, 党的领袖也正式实现由名义到实际的过渡。张闻天对这一切安之若素, 他说:“人患无‘自知之明’, 一旦自知了, 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 尽他的力量, 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