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名而贪功前勇而后怯，唐德宗矛盾的一生|唐代宗|唐德宗|宦官|德宗|节度使

唐德宗李适是唐代宗的长子，他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波折，在位26年（779年－805年），是唐朝历史上排名第三的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但因安史之乱的影响，他与肃宗李亨、代宗李豫相比，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

李适14岁那年（755年）适逢安史之乱爆发，曾经是开元盛世的大唐帝国一下子变得乌烟瘴气，李唐皇室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和逃亡之中。一直到唐代宗即位后，唐朝政府的平叛工作才渐渐看到胜利的曙光，局势开始扭转。这时的李适也跟着父皇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担任天下兵马元帅征讨叛军。在广德二年（764年）二月，被立为皇太子。

唐代宗的治国理政工作做得并不扎实，挖去一处“毒瘤“却引得全身”烂疮“，安史集团是没有了，大唐帝国却变成藩镇遍地是，河朔三镇横，朝中宦官握军权，边境吐蕃屡犯边，陇右、河西尽失陷的局面。到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德宗即位时，内忧外患，国之根基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这样，后来出现皇帝下诏自我检讨也是各种因素使然的结果了。

1、四镇之乱到五镇连兵，泾原兵变到奉天之难。

德宗即位时，藩镇就好似皇帝卧榻身边的定时炸弹，由于年轻时期目睹了藩镇对朝廷的威胁，李适坚持了对藩镇进行分割、打击的政策，一番“硬核”操作，推行“安内”削藩，希望恢复盛唐治世局面。老将郭子仪被其调回京城，“尽罢所领使及帅” 。

即位之初，李适听从宰相杨炎建议，重筑原州城，结果因泾原镇节度使段秀实提出异议，来了个临阵换将，调任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度使。泾原镇节度留后刘文喜，因不服从诏令，借泾原内部军心不稳之际要求朝廷任命其为节度使。被德宗拒绝后，刘文喜发动叛乱，李怀光、朱泚领命征讨，最终刘文喜被手下将领杀害，得到平定叛乱。

在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前面提到过的新四镇中，成德镇的第一任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他的儿子李惟岳要求继承节度使一职，被德宗拒绝后，与魏博、淄青二镇同谋反叛，直接叫板唐朝政府，拉开了四镇之乱的战火。当时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与其坑壑一气。德宗召集各道兵马前来征讨。是年八月，一直封锁父亲李正己已经病死消息的淄青镇李纳，也请求唐德宗同意自己承袭节度使职，同样被德宗拒绝，战火进一步扩大。先是建中二年（761年）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再到建中三年（782年）正月，才将成德叛军压制下去，后李惟岳被手下大将王武俊所杀，田悦的魏博叛军也被河东节度使马燧击败。

此时，唐军在德宗的调度下，战果辉煌，形势一片大好。

《资治通鉴》中记载“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淮州，纳势日戚。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

但好景不长，德宗急于求成，处置失当，使得参与平叛的藩镇节帅自私、贪婪的本性又暴露出来，李希烈因没能成功割据山南东道，王武俊又因不满朝廷封赏，与幽州节度使朱滔再度叛乱，再与魏博田悦联合起来。到建中三年（782年）底，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李希烈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镇连兵，举兵哗乱，《新唐书》称“五贼株连半天下”。

东边战事汹涌之际，李希烈的叛军一度威胁唐王朝的生命线——江淮漕运。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李希烈兵围襄城，为解襄城之围，唐德宗再调西北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兵马前去驰援。没曾想十月，还在半道上的泾原士卒因不满朝廷的待遇而哗变，攻入长安，拥立此前软禁在京城的朱泚为首共同反叛。

唐德宗仓促之中“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无奈之下，只得狼狈逃往奉天。《旧唐书》中记载，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丁未（3日），李适是“与太子、诸王、妃主百余人出苑北门……其夕至咸阳，饭数匕而过”，史称泾原之变。

唐德宗出逃后，来到奉天，这里离京城最近，在京城外围的京北、京西北，有凤翔、邠宁、泾原、鄜坊、夏绥、灵盐以及振武、天德等军镇。他本打算形势稍缓，喘口气再去凤翔，没曾想凤翔军中也生兵变，节度使张镒被手下营将李楚琳所杀，德宗不得不滞留奉天，等待各道支援。首日战斗中，城池险被攻破，得亏大将浑瑊力战才将朱泚的军队击退。

奉天城是由神策军在建中元年（780年）六月修建，墙高壕深，易守难攻。据说是唐德宗听信了术士桑道茂之言而建，《资治通鉴》记载，“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阳幸奉天” 。正是由于奉天城坚固的防御系统，使得在泾原兵变初期，德宗凭借有限的入援军队阻挡住了朱泚军队的连续进攻。

此后，李怀光率朔方军火速勤王，加上其他各道兵马赶来，才使被困40余日的奉天城转危为安。

面对颠沛流离的现状和藩镇与朝廷离心离德的困境，唐德宗在建中四年底（783年）把次年年号改为了兴元，并在奉天行宫下罪己诏，宣谕诸道。

此时的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软了下来。但后来，李怀光因论功行赏不满，又节外生枝，加上唐德宗对其心生猜忌，李怀光骤生悖逆之心，在河中也发动叛乱，并与朱泚联合，兵势甚盛。吓得唐德宗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底不得不再次出逃，去往梁州（今陕西汉中）。是年三月壬辰，德宗一行赶到了梁州。一路道路艰险，唐德宗的爱女唐安公主也病逝在古道上。直到这年五月底，李晟与浑瑊等人才联手才把朱泚的人马赶出了长安城。德宗听闻之后，激动不已“涕下沾襟”，下诏改梁州为兴元府。

自建中四（783年）年10月3日，唐朝德宗逃离长安以后，期间两度逃难，至兴元元年（784年）7月13日返回长安，前后历时9个月零10天。这场刻苦铭心的逃难经历，让唐德宗后来的执政带来了深刻影响，然后这种影响不是积极的，而是一种更加自私消极的退却。

2、财政危机引民怨自然灾害民生难

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大量逃亡或者起义，早先施行的租庸调法难以为继。到唐德宗即位以后，为实现强力削藩的雄心，但又限于财力限制，于是考虑必须增加财政收入，因此，首先进行财政改革。他任命杨炎为宰相，开始着力解决唐廷面临的种种危机。于建中元年（780年）初，颁布施行“两税法”，分别在夏秋两季征收户税和地税。“两税法”的改革最实比较顺利，很快增加了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了安史乱之后的财政紊乱问题，夺回了在地方的财权，树立了朝廷的权威。但在当时社会动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的情况下，加上唐朝政治腐败，各地官吏的榨取，人民群众的负担更加沉重。

继“两税法“之后，唐德宗还先后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除陌钱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但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就不再以民为本了，这是一种近乎于掠夺和剥夺的方式，遭到了上至当朝大臣，下至商贾百姓的各种反对。当时，”借商”“税间架”“宫市”并列为德宗朝的三大政治污点，被斥为自虐其民，暴敛之害，甚于寇盗”。以至于在建中三年（782），都城长安曾爆发了工商户集体罢市的群体性事件，群众直接半道截住了宰相卢杞，卢杞的一番“慰喻”，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只得“疾驰而归”。这种财政政策种下了很深的民怨，以至于泾原兵变时，以废除杂税为口号，争取民意支持，当时的长安居民“聚观者以万计”，漠然面对叛军发起对皇帝的进攻。

奉天之难爆发后，唐德宗李适不得不下诏把这一系列杂税废止，贬谪卢杞、白志贞、赵赞等人。

除了战乱和杂税，唐德宗在位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之一。有学界研究发现，从唐德宗到唐宪宗在位之间是唐朝的第二个灾难高发期。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曾说：“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计被其害者，每岁常不下二十州”，足见灾害范围之广。这种灾难有战乱的原因，也有自然原因。据统计，德宗在位26间有记载的灾荒达135之多。

不仅是灾荒，当时也是地震频发，《旧唐书》卷三十七中记载了德宗朝时地震的频繁，节选如下：

“贞元三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师地震……四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质明，殿阶及栏槛三十馀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馀人。其夜，京师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震，二十日又震……二十三日又震，二十四日又震，二十五日又震，……江溢山裂，屋宇多坏，人皆露处。至二月三日壬午，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三月甲寅，已震，己未又震，庚午又震，辛未又震。……五月丁卯，又震。八月甲辰，又震，其声如雷。九年四月辛酉，京师又震，有声如雷。河中尤甚，坏城垒庐舍，地裂水涌。十年四月戊申，又震。十三年十月乙未日午时，震从东来，须臾而止。”

这段描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地震不仅是烈度强，次数多，而且破坏严重。这些不利因素对于稳定德宗朝的社会秩序无疑是雪上加霜。

3、生性猜忌调动频繁

唐德宗朝的官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调动频繁，这种频繁其实是皇帝施政策略的外在表现。说不好听的就是一种没有底气的用人观。德宗即位之后，迫切希望改变肃、代两朝以来朝廷核心度不够，施政不畅的统治格局。调整充实唐朝中枢领导班子，颇有“中兴之象”。

以宰相一职为例，根据统计，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他继承皇位开始，一直到兴元元年（784年）七月他得以重返长安时为止，差不多五年时间。德宗身边的宰相，如果加上前面代宗朝留下的一任宰相的话，前后共更换了12位之多。（唐朝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宰相数量不一样，唐初如果所设之职全部到任的话有六人；到后来唐玄宗总揽政务时，又从四人缩减到两人。）

这一时间段内，任职最长的宰相是卢杞，共2年10个月，当初主张推行“两税法”的杨炎，任职不过1年11个月，任职最短的当属乔琳，还不到3个月，足见人员更迭之频繁，

对于藩镇节帅或武职人员，唐德宗自然更不放心。前有郭子仪入朝赋闲，后有大将李晟被削兵权。在泾原兵变之前，藩镇节帅的调动频繁，泾原镇节帅自第二任段秀实开始，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更换了9任。尤其是从780年忠于朝廷的段秀实离任，到784年李观上任前，这五年的时间内泾原节度使前后换了六位。而且这期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负责防秋自幽州而来的朱泚都曾调任过泾原镇，频繁更换主官破坏了泾原镇指挥体系的稳定。

在整个削藩过程中，德宗的战争准备并不充足，缺乏整体的统筹和规划，对河朔型藩镇间复杂的关系认识并不透彻，藩镇间的制衡也不讲策略，使得对藩镇的削弱和限制并没有达到预期。反而是频繁的兵变使得李适是颇忌宿将，以至于后来重新启用宦官典掌禁军。到兴元元年（784年），禁军权力又回到了宦官手中，贞元十二年（796年），以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宦官任中尉统率神策军，开了后世的先例。从此，宦官集团逐渐掌握了皇帝禁军，加强了对朝政的控制。

小结

关于唐德宗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德宗的冒失、猜忌，导致了自己两度逃亡，以至于通过罪己诏来缓和矛盾，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