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元年,王莽接受西汉末帝孺子婴的禅让登基称制,改国号为“新”。在此前后,他凭借《周礼》、《国语》、《左传》等典籍记载,全面推行了一套极富“周制”气息的新政,涉及国家官制、田制、币政等各个方面。币制改革是王莽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短时期内频繁改易,政策本身又有诸多问题,因此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政权全面改制的失败命运。

精心铸造的新钱并没有帮王莽实现国富民强的施政目标,反成为他走向灭亡的催命符。另外,西汉覆灭,可以马上继起一个仍然姓刘的东汉王朝,绿林、赤眉都是依托宗室才发展壮大,宗室复国和农民两种力量为何崛起,又因何联合起来,除了家国之恨和当时宣称的汉室遗德,恐怕还需要更深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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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改易:打击异己的表面文章

《周官》是王莽官制改革的蓝本依据,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师心自用的创制。概言之,他对西汉的官制主要作了两种类型的改动。第一、不涉职能变动的官称改易:例如中央官职中的大司农先称羲和,后改纳言;太常改为秩宗,大理改为作士等等。第二,新官职的增设:例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增设四将;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又典兵秩等等。这样一改便形成“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为骨干的中央官制”。

而对于地方,行政官员州置州牧,长安洛阳为周边的六乡、六郊州各置帅、州长等等。在地方官制的改易上,需要注意的是“王莽令卒正、连率、大尹加号为将军,属令、长为裨将军,县宰为校尉”,实现了文武合一的地方权力配置结构,这不能不说是对日后镇压农民起义需要的一种“先见之明”,监察系统全国划分为二十五部,各置部监、监副一人,郡县置执法左右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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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王莽在官制领域的改易体现了新政权三方面的意图。第一、因为西汉到新朝的权力交替是禅让形式的和平演变,西汉旧臣整体过渡到新的中央地方政府,所以王莽迫切想要通过典章制度的改头换面抹煞群臣的前朝记忆、并向朝野宣布“天命”的革新;第二、从权力让渡角度来看,居摄、登基称帝的王葬也需要打击异已、安置同党,至少需要把不那么体己的异见人士架空。

第三、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舆情反弹甚至民变,王莽也需要不动声色地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安排,比如地方官制的文武合一。凡此种种,足见王莽的官制改易动机并不高尚,所谓的改革,也不过是一个遂心如愿的野心家进一步站稳脚跟的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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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制改易:断人生路的“德政”

田制改易:断人生路的“德政”

田制改易是王莽改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相关法令的核心内容是田归国有称“王田”、奴婢私有称“私属”,在承认使用、管理权利的基础上二者都不得自由买卖,因此田制层面的改易措施学界又称之王田制。

照理说新的田政法令不仅抑制兼并、保障奴婢不被随意交易,而且也承诺按制足额授田,应该是极开明的德政了。但反向推理,又可以发现即使对底层平民而论,这也完全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首先,在普遍兼并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先前破产的民户即使经济翻身想要回归庄园,也无法自主地赎回失地或者购置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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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奴婢在法理层面被承认私有,禁绝售卖充其量也只阻塞了原有属主借此获利的机会,对已经成为奴婢的贫民而言,反而促成绝对的人身依附,同耕田归国一样,重返自由只能依赖国家解救。再者,即使王莽的本意确实是救民水火,币制政策的影响下、四方小民普遍破产,在王田私属的法令基础上,他们连投靠地方豪强这样最后一条生路都被阻绝,便只能流散四方以谋生业了。

进一步讲,在此情况下,抛荒的土地既不归豪强、也不属平民,最终得利的就只有政府本身了。对于地方豪强,已有的人的财富不能套现,一旦私购新地或者容纳贫民,便会罹落法网“投诸四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汉易代之际大量的刘姓宗支、豪富之家会投身绿林赤眉、揭竿而起。正如隗嚣起义的讨莽檄文所批判的那样,“田为王田,卖买不得”已成为断人财路、驱之渊薮的“逆地之大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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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改易:毫不利人专门利己

货币制度改易:毫不利人专门利己

王莽改制的财政制度改易,举其要者,凡五均六筦、国税调整等若干内容,其中尤其以“五均六筦”影响为深。所谓五均六篼,据《汉书食货志》:

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幹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五均六筦制度无疑是发展自汉武时期的平准法,但其用意绝非是温情脉脉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取利差为国为民。在王莽时期,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与民争利,所以新王朝“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税制改易,也是王莽当政以来盘剥百姓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此之时,弃田荒宅也须课以重税,手工业经济的各种门类也都需要纳税。如果说官制田制的改易还是在复兴三代的幌子下推进,那么五均六筧和赋税改制几乎已将这最后的遮羞布扬弃殆尽。财政制度的改易充分暴露了王莽改制唯利是图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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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官制以营私党、立田法以专地利、扰财政以谋私产,王莽改制将其本人毫不利国专门利己的执政追求暴露无遗。在此过程中,这个所谓的“再世周公”阴诡奸诈、专制蛮横、贪婪自负、狂妄骄矜的真面目也坦露无余。综而论之,执今文以唱新命、挟古文以售私欲,王莽在古今文经学的交融激荡中左右逢源,在这场旷古绝今的托古改制中,这个史无前例的野心家终于问鼎皇权、得偿所愿也终于机关算尽、身死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