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会的标签应该是捐赠救护，人道救助，应急救援等等与慈善相关的关键词。可实际上公众不但对红会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不买账不认可，而且还陷入了对红会的深度不信任。绝大多数的公众甚至认为，红会身上充满了“垄断运作，行动迟缓，缺少监管,不透明”的争议，继续存在不但无法引领中国的慈善事业，还会打击公众的慈行善举。

新冠疫情，原本是红十字会大显“救护，救助，救援”职能的时刻，但不幸的是红十字会演砸了。非但没有扭转公众对其形象的争议，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公众对其的质疑。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但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中国红十字会有着人们都熟悉的红白标志，这个跟国际上任何的红会都相同。国际红十字会在世界各地以政治中立和独立的姿态奔赴灾难现场，部署医疗人员，筹集资金，是非政府独立组织，但中国红会是受政府资助管理的，算政府组织的一部分，此外中国红会还设有党组书记，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

在武汉，当疫情爆发后，各地的捐赠款物向潮水一般涌来，这些款物大多被分配到了武汉红会。冲突就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一边是绝望的医护人员在缺少防护装备的情况下与病毒斗争全身心抗疫，一边是红会的账上十数亿的资金没有及时合理的得到使用，一堆堆的防护装备甚至躺在红会庞大的仓库里。

红会机构的官员在官僚主义，相互冲突的指令和混乱之下显得行动力极其迟缓，这种迟缓在防疫物资缺少将加重感染增加死亡的危急时刻被成倍的放大。等到红会的官员开始分发物资时，却被发现漏洞百出，并让公众气愤不已。比如，红会将成千上万的口罩送到没有为冠状病毒患者提供诊护服务的莆田系私营医院，而协和医院一直等不到防疫物资;在红会仓库，一位司机直接将一箱口罩搬向领导轿车的后备箱，而医护工作者还在为缺少口罩挣扎不已，这被广泛认为红会将领导的个人需求置于医疗工作者的需求之上……红会各种不专业操作，让公众为之气为之恼，民怨沸腾之下，红会仓库的管理分发工作只能转交给效率高出一大截的专业公司。

在武汉对疫情慈善物资的管理不善，也重新唤起了公众多年来对红会的批评。中国艺术界人士曾捐赠了超过1100万美元的善款，支持08年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并用于盖一所艺术学校，但学校始终没有盖起来。红会在公众强烈抗议之后，进行了道歉，但称这只是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并没有涉及挪用善款。最大的愤怒始于郭美美事件。这个美女网红，颇有些姿色，她称她是为红会工作的。她在网上发布了多张与豪华跑车轿车的合影，并晒出众多豪华手袋的照片。许多人猜测，这个郭美美的奢侈生活，来自于红会善款的维持。后来，郭供述她与红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深挖后，该事件还是揭露了一些与红十字会有联系的神秘组织，这些组织却从事营利性项目。自此，红会的各类丑闻终于导致其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捐款骤然降了约60%。

本身就被各种丑闻争议环绕，再叠加武汉疫情对善款善物的处置不当，红会本该受到整顿整肃，但其却依然处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心地位，垄断着慈善款物的分配。这严重打击了公众对慈善的关注，也丧失了继续支持慈善事业的信心。

有人认为在减少官僚主义，提高透明度方面，红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红会固然应该走这段路，但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应该可以发现，红会缺少走这段路的决心与动力，或者红会本身也决定不了这段路要不要走如何走。不管身后的非议如何滔天，也不管公众的质疑如何汹涌，红会好像打定了主义，有人催促时动一动，没人关注时继续慢条斯理的按固有节奏行事。在现行的慈善机制之下，红会一家独大是必然的定然的，以后也会是当之无愧的垄断者。只是，在红会的继续垄断中，受伤的是突发灾难的民众，是急需防护物资的各类机构。

大灾过后，公众普遍应该对慈善事业愈加投入愈加关注，但我有强烈的预感，未来公众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却会因红会的存在而减弱，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也会因红会而减少---我善良，也乐意奉献，但不愿当傻子去供养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