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8年(也就是宋朝宝元元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于十月十一日登基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同时向外界宣布西夏政权即日起成立。而这一年李元昊仅有30岁。

公元1039年元月，李元昊任命外交使者前往中原之地给宋仁宗递呈国文，阐明党项族的先辈和北宋王朝的附属干系，叙述西夏立国称帝的正当性，央浼北宋政权认可其登基称帝，认可大夏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李元昊的立国称帝，也是党项羌族由奴制而转向了封建时期的一个过渡。也就象征着党项羌族的历史进程演化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李元昊爆发宋夏之战的背景

李元昊荣登帝王宝座之后，按照常理其应该像古代历史长河中各朝各代建国帝王一样，推行减轻徭役，实施降低赋税，与民安居乐业的国策，将治国的重心转移到西夏疆域内的江山社稷的国务政事上。

但是，李元昊却恰恰相反莫得选择这样的政策路线。却是随即策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宋夏之战，北宋与西夏之间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宋夏两国百姓遭受到了繁重的战火涂炭。

李元昊爆发宋夏之战的原因？

关于这场战争的真实目标?

李元昊为何发动这场战争?

不过我们通过分析就不难发现，身为西夏国主的李元昊开辟的大夏国，身处于乱世的漩涡之中，大夏国的周围耸立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政权。而大夏夹在北宋和辽国这两个虎视眈眈的王朝之中，随时都有可能与宋辽两国爆发战争，与其被动挨打，不如选择主动出击。

因为只有掌握主导地位即可稳固西夏国内的统治地位，又可以震慑于友邦政权。或许，我的这种说辞过于片面，又或许我分析的有些简单。

但是，我们知道既然李元昊建立了西夏政权。那么，宋夏之间的爆发战争就会是一种必然性而绝非一次偶然事件。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说李元昊之所以选择率先发起针对北宋王朝的战争来看，是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我们站在西夏角度来看，似乎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而言、李元昊发动宋夏之战完全是源于西夏政权体制内党项羌联合统治贵族们的贪婪而引发的一场战争。

人尽皆知，西夏自李元昊建国之前，伴随着西夏版图内各行各业发展迅速，人口数量日渐提升。以及跟随着西夏政权同步兴起的农、牧部落宗族的大佬们为了达到他们内心对产业需求或财富的贪婪。为了扩张自己那屈指可数的田地，就迫切地需要煽动一场意在为侵略为目标的版图扩张性质的篡夺之战。

所以党项贵族们为了自己的贪欲而不断地怂恿统治者，而李元昊本人也恰有此意。

我们可以从李元昊规劝其父李德明叛宋自立中可以看出。这或许就是李元昊为什么针对北宋王朝发动战争一个方面的因素。

史籍：

"昔元昊常劝德明勿事中朝，杜绝朝贡，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谋。" 《续资治通鉴.宋纪》

第二方面而言、在西夏建国李元昊尚未坐热皇帝宝座之时，"国中数有叛者"《东都事略.西夏一》的环境与形势之下，李元昊为了扭转西夏国内的焦点，铲除心存二心的异族，提高自己的威慑力和稳固其统治的地位，让一手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更加巩固。

以至于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团结国内的各方势力。迫使西夏国内的宗室贵族们也认可自己统治政权的绝对性。让西夏各方部落贵族们的矛头一致向外而不是针对自己。

第三个方面而言、创立西夏的国威，建立外交话语权。所以运用军事力量胁迫北宋王朝认可其拥有的合法地位。就需要和中原的宋朝政权展开一场武装力量的对决。由于宋朝仁宗皇帝选用了一个不明智的手段对付李元昊。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赤裸裸地将宋夏两国之间趋于紧张的关系直接恶化。

妇幼皆知，李元昊立国称帝之后，就曾向北宋王朝上疏请求宋朝政权认可其所开辟的大夏政权。但是，宋朝政权非但没有承认不说，反而变本加厉的采取了非常不理智的仇视立场。

如果说，宋朝政权采用一种较为迂回或理智一点的策略的话。李元昊似乎就不会这么快发动这场宋夏之战。退一步而言，就是爆发了战争，至少也会再延后一段时日。也许也不会来得这么迅速，这么猛烈。

史载：

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宋史.夏国传上》

可以说这样的非理智政事手段，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为宋夏之战注入了一股推动作用。让宋夏两国日趋紧张的关系更加一触即发，也为李元昊煽动宋夏之战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和托词。从而激发了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角逐之战。

第四个方面而言、李元昊建国之初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西夏政权还处于的柔弱之躯，无论是和大辽帝国相比，还是和中原之地的赵宋王朝相比，自己都很弱小。而北宋、大辽的实力可以说足足甩了西夏几条街。

李元昊深知有朝一日一旦辽国或宋朝率先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战争的主导权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中，西夏时时都会处于一个被动挨揍的局面。

所以，李元昊就恰合时宜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略部署。就如同三国鼎立时期的蜀汉政权，诸葛亮七出岐山以被动为主动而频频发动北伐曹魏政权的战争一样。

因为自保最好的方法不是固守，而是应该主动出击。

第五个方面而言、李元昊开辟的西夏政权完全具备了启动兵戈的物质基础。首先，西夏政权在李德明统治阶段，西夏境内的全民经济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兴盛。特别是在农田牧放板块进步很大、发展也很快，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史载：

"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资治通鉴后编》

第五个方面而言、西夏国历经几十年的对外商业互通，集聚了数量可观的一笔财政收入。

正如北宋王朝的永兴军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韩琦、以及北宋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兵部尚书、楚国公范仲淹所言道：

"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指宋朝)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为乱。《续资治通鉴长编》

通过这段史记记载，我们可以看西夏自李德明统治时期内就经过对外商业而累积了大量的经济基础，为李元昊策动的宋夏之战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后盾。

第六个方面而言、北宋叛徒张元、吴昊的怂恿与谋划，对于这场宋夏之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元、吴昊是谁？

根据相关西夏史学家们的研究认为。

"二人原名久佚"。《西夏史稿》

吴昊的真实身份或许无从考证。但是张元原名为源，或许是有一些史籍记载可查询。

"云诏陕西都部署司，令张元弟侄张起、张秉彝、张仲经等往塞下，诱接张源。候还日，优与恩泽……。仍以秉彝为华州长史，仲经为文学。《续资治通鉴长编》

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史籍了解到，张元弟兄二人，都是一字为名，日源，日起。他有两个侄子，都是用两个字取的名字，"秉彝，仲经"。

而秉彝、仲经兄弟二人并没有因为张元叛投西夏国而丢职或罢官，仍是在北宋王朝一个任职于华州长史，一个任职于文学的官职。

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也是《西夏书》、《代北姓谱》、《辽金元姓谱》、《辽诗话》的著作者周春就曾言道：

元初名源，字雷复。《西夏书之臣传.张元吴昊》

这段记载说明，就证明了张元本名为源，字雷复。

那么，张元、吴昊二人是如何煽动李元昊发动宋夏战争的呢？

史载：

（张元、吴昊）以刘渊、苻坚、北魏的故事，日夜游说元昊，唆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刘渊就是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后代子孙，五胡十六国时期前赵开国之君。苻坚就是十六国时期前秦宣昭皇帝。元魏就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魏王朝。）

李元昊在张、吴二人的阴谋策划之下，随即连续不断地率军掠夺北宋王朝的边境线。

史载：

"困西兵十余载，皆因二人之策。"《宋史.夏国传下》

言此，我们反观北宋王朝之形势来看。北宋政权自宋真宗赵恒统治之后，长年累月堆积而成的贫困衰弱之势已经形成已久。而北宋政权演化到了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时期和北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赵曙的时代。

史载:

"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宋史.蔡襄传》

鉴于北宋王朝执政者一代不如一代，而国事政务均日渐腐败衰弱.为政"因循姑息"《宋史.鱼周询传》

因而致使北宋国内地方冲突攀升。

史载："群盗蜂起"《宋史.余靖传》

而直接引发内忧外患，对外则国防空虚，频频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可危。

这种现象就如北宋王朝时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的欧阳修所言道：

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巨，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续资治通鉴长编》

纵观其表面现象而言，北宋王朝看似是一个庞大无比、硕大无朋。可实质上则是外强中瘠、虚有其表，恰似危如累卵、摧枯拉朽之势。

而北宋重臣、吏部侍郎、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的范雍就似一个不长眼的二哈。在宋夏趋于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在延州地区兴兵进入蕃境大肆袭扰大夏疆域，肆意烧杀抢掠蕃人。

从而引发宋夏两国边境兵戈，让李元昊抓到了把柄，为爆发宋夏之战掌握了一个充足的理由。

史载：

范雍在延州，唆使王文思之辈大肆侵掠，贪图小利，贼此举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续资治通鉴长编》

由于缺乏大局观念的范雍因贪求事功而挑起两国战争事端，也是径直引发了宋夏两国这场波及范围极大的一次战争。关于宋夏陕西之战的史因和特点，请关注赵刘果儿下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