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家庭群里发了一个消息,邻居家的一个男生去世了,死因是心脏骤停。
说起那个男生,跟我们家也算是亲戚,今年30岁。男生的父母年岁也不大,50岁左右,他的妻子和公婆一起住,在家带着两个孩子,大儿子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小女儿刚上幼儿园。
男生的工作是帮人开大卡车,出事地方是去往目的地中途的一个服务区。
之前没有病史,也可能是老家对于体检不上心,所以即使有病,也不知道。
没有任何征兆,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一瞬间消逝。
男生的妈妈和妻子知道消息后,每天依靠营养液撑着。
男生的朋友们,刚刚回到自己岗位复工,纷纷回来,想要见自己的兄弟一面。
在感叹,惋惜这个年轻生命的消逝时,我想到了新西兰一位重症监护专家大卫·加勒的《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
大卫加勒,新西兰急重症监护专家,毕业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医学院,随后在英国和新西兰先后接受了麻醉学、重症监护方面的训练。曾任新西兰医疗保健专家协会主席、新西兰卫生部部长和总干事的首席医学顾问,现任米德摩尔医院急重症监护服务临床主任。
大卫曾在萨摩亚工作一年,在那里,他建立了一套重症监护服务体系,旨在对罹患急性可逆性疾病的儿童及成人更好地识别和有效管理,并参与新西兰国家卫生署和萨摩亚国立大学合作计划,帮助建立了医学研究生教育国内培训体系。
在《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这本书中,作者把自己行医25年遇到的各种“生死时刻”的经历写进书中,通过对心脏、肾脏、消化系统等人体器官的运行,以及这些器官受到伤害时,可能导致人的生或死。
器官被伤害,想要生还,可能需要各种努力,医生及时的救治,医疗器械的按需上场,还有病人本身的努力;
但是,器官被伤害,死亡,可能就是一瞬间。
帮助我们生存的器官
在《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书中,作者加勒在第一章,就写到了心脏——一个拥有令人难以相信力量的器官。
心脏,是保证我们全身血液得以循环的器官。
它,很顽强,即便有时候停滞了5分钟,依旧有生还的可能。
但是,它有时也很笨,总是把年轻的生命带走。
去年,那个温暖帅气的艺人高以翔,因为参加某档高强度的综艺节目,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导致高以翔去世的原因,就是心脏的停止。
由于没有及时的救治,导致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心脏也失去了再次跳动的机会。
在书中,加勒告诉我们,在很多科普,还有参加志愿者活动时,都听到过,心脏停跳时间不能超过4分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抢救”时间。如果超过4分钟,即使人被救回来,应该说,心脏恢复跳动,有很大可能会对大脑产生持久性影响,严重的甚至只有一颗跳动的心。
另一个被加勒夸赞的器官是肾脏。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肾,即便有一个出现问题,摘掉,依旧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加勒在《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中写到,肾脏以每分钟120毫升的速度,每天过滤人体内180升的浆,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毒素。
但是,即便这么能干的器官,却有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轻则终生需要药物陪伴,重则殒命。
它就是,肾衰竭。
我邻居的一个大哥哥,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人超级好,总是带着我们这一帮小孩子们,摘果子,逗趣。在我们周边,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的口中,这个哥哥,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别人家的孩子”。
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人,突然间被查出来肾衰竭。
记得,那时我刚毕业正处在才开始上班的时期。因为没有了寒暑假,所以回家的次数也变得少了。
那一年,年末回家,看到那个哥哥的时候,我整个人惊呆了。
本来瘦高、开朗的哥哥,一瞬间变得憔悴、无精打采。就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儿了吧唧的。
后来,家人告诉我,那时哥哥已经切除掉了一个肾,回家修养,然后定期去医院做透析。然后也在等待着肾源。
记得,没过多长时间,医院打电话,说是有匹配的肾源了。
移植好肾脏的哥哥,近几年,又渐渐变回了曾经那个开朗的少年。
不过,有一个需要一直注意的事情,就是他以后都不能再做重活了。
但是,相比较其他一些因为这个疾病消失的人而言,哥哥已经很幸运了。
除了心脏、肾脏,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各种器官问题,会导致我们的死亡。
有时,我们很幸运,被各种因素的结合,从死神手中抢回了生命;
但,有时,我们却没有那么幸运,一直处在生与死的边界。
当面对那些只能靠着医疗设备、先进的医疗药物延续生命的情形时,我们如何做出抉择?
当生不如死的时候,选择延长or舒适?
由于前段时间跑步过度,右膝盖一直很疼,趁着放假,就预约了骨科医生查看了一下。
受疫情影响,为了降低危害,医院只开了两个门。我进的那个门,是急救车出入通道那边。
说实话,去医院,总会让我感觉到生命的消失,所以我一直很害怕进医院。
这次,在路过急救车的时候,这种生命稍纵即逝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我想到了一段在网上看到的视频,是一个人,由于不想在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决定申请安乐死。
关于安乐死,有很多的争议,下面是我从百度百科上摘录的一段内容: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中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17年10月22日,韩国保健福祉部称,从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1月15日将试行《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也称《安乐死法》),临终患者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2019年11月13日,新西兰国会议员投票通过安乐死合法化法案。
在那个安乐死的视频中,服用药物的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且祥和的静静地等待着生命的消逝。在视频中,能看到,因为“人为”的结束生命,能看到服用者几秒钟的类似痉挛的感觉,我感觉应该也很难受。但是相比较,那些需要持续承受的,为了延长生命而进行的药物治疗的痛苦,那几秒对他们来说,应该算是升华前的“劫”。
在《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这本书中,作者加勒写出了一个对当下医疗机构需要调整的问题,就是,
那些医院里关着的是更多的残疾人,而不是正在康复的人。
87版《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年纪轻轻被查出来患了癌症,但是她选择不治疗,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是说,她觉得用医疗手段延长生命,让她既痛苦,又会变得很丑,所以她放弃医疗手段,归入佛门,安然等待自己生命最终的到来。
目前,我所了解到的,与陈晓旭选择相同的人,比较少。尤其是在我国,当家人处在这种状况,或者更严重的,比如氧气管要不要拔除,情况中时,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无论花多少钱,都一定要给我治下去。
但是,这种不顾一切的“治下去”,除了如流水般的花钱外,更多的是病人无止境的痛苦。
在《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中的最有一章,作为重症监护专家的加勒,不得已面对了一个特殊的病人——他自己的母亲。
虽然从业多年,已经有了很多与重病病人及家属交流的经验,能够和他们一起做出最舒适而非最固执治疗。但是面对自己的亲人时,加勒还是犹豫了。
虽然,明知母亲的状况已经无法挽回,但是从心底里还是希望母亲能再接受治疗,延长生命,再陪自己一段时间。
只是,加勒的母亲,对于被延续的生命并不感兴趣,她和陈晓旭的选择一样,宁愿舒适死,不要痛苦生。
最后,母亲安详的离开了。
作者加勒写道,在母亲最后的那段时关,虽然母亲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抽烟、喝酒,仍在保持,但是他们却一起度过了一段直到现在都让自己心怀感激的美好时光。
时光不会倒流,人也不能假装什么都没变,当生活轨迹被彻底改变时,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充分利用我们所处的境况,做好能够做到的事情。
跟自己的家人谈论一下生和死的问题。
我们国家,很避讳说“死”,甚至连手机号、车牌号等都尽量不要有“4”这个数字,因为谐音不吉利。
但是,加勒在书中告诉我们,谈论死,并不可怕,因为通过谈论生死,我们更能体会到生命只有一次的珍贵。
面对脆弱的生命,面对身体的苦痛,是要选择狠心摘下氧气罩,让他们舒适的离开,还是盖上氧气罩,让他们为了我们自己的“执着”而痛苦的坚持着?
我们可能,都需要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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