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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历年来，在盐湖这片沃土上，一代又一代干部职工披荆斩棘，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发展基础；现如今，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践行市委“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作主抓手，围绕“3133”发展思路，一以贯之聚力十大工程，久久为功办好十件实事，奋力实现盐湖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

区政府资料陈列馆用老照片、老物件，钩织成一幅客观真实的盐湖画卷，同时致力于挖掘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还原历史原貌，厘清发展脉络，讲好盐湖故事，激励广大盐湖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投身幸福盐湖建设的伟大征程。今天带您一道走进陈列馆2020盐湖故事之二——《盐湖“余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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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余则成”

——记我区隐蔽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安民同志

“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这是经典谍战剧《风声》接近尾声时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无数名无声奉献的隐干用血肉铸就的精神信仰。

区政府陈列馆里有一组照片，黑白静默，是历史长河里微不足道的吉光片羽。可这些照片的背后，却藏着我区隐蔽战线的革命战士安民同志跌宕传奇的一生，深耕着中华儿女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红与黑，传奇特工一生

安民，原名安运城，祖籍河南省汜水县安庄，19世纪末其父安凤岐从河南逃荒至上郭乡苏村，给邻近夏县一位河南老乡姓胡的厨师“顶门徒”（既当徒弟、也顶儿子），辛苦二十余年，学成中西餐本事，家境逐步转好，1921年3月安民出生，虽然作为家里独子，但安民从小就帮母亲到西花园附近的菜地拾菜叶、给路家巷南头织腿带厂辫小穗穗，全家节衣缩食，全力以赴供安民上学。

1934年秋，14岁的安民考入由盐商捐资兴建的菁华中学，受地下党员韩玉琦、裴丽生等启蒙，渐渐滋生反封建的思想意识。

1937年秋，安民考入省立二师，加入牺盟会，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受中共河东特委负责人李哲人领导。在此期间，接待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火星剧团来运城做抗日宣传，安民、樊鸿太、阎桂清等各学校的学友在党的领导下，上街表演街头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此走上了充满传奇的红色革命道路。

1938年参加牺盟会领导的安邑县人民武装自卫队，115师晋南游击支队，任政治部宣传工作队队长。1939年开始在中共地下工作者杜任之同志领导下在汾河南岸地区从事统战、情报和武装起义工作。1946年入党后，以蒋阎伪十四专署秘书身份为掩护为我党收集情报，1950年后接受地市公安机关领导，以旧官吏、商人、教师身份，长期从事隐干工作。1983年身份公开后，任运城县政协委员，2008年去世，党政机关给予其评语，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公安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血与火，杀敌抗日报国

1938年3月运城、安邑沦陷前，运城盐务稽查所的英国人要往西安撤退，叫给他们做饭的安民父亲跟随走，安凤岐想带唯一的儿子逃难，但安民坚决不走，听从党的召唤，“誓死不过黄河”，参加了安支队，担任政治宣传工作队队长，带领樊鸿太、杨玉凤等队友，编写抗日战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5月，跟随安支队政治部主任赵辉（女）、牺盟会特派员张榜良参加陶村五曹伏击日军战斗。6月，参加八路军115师晋南支队，任政治部干事，手刃一名掉队日军，缴获一把38大盖长枪。7月，先后与党员赵子波、王志民一道，受八路军115师晋南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彭之久(彭雪峰胞弟)委托，收编姚建新（北孙坞村人、景梅九好友）和李旭初（西曲马村人、李岐山之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因日军绞杀姚部，姚建新、王志民牺牲，安民虽被俘几日，九死一生，逃回苏村，但杀敌意志更浓，向往延安之心更烈。

走与留，开启隐蔽生涯

1939年2月，安民与同学、姚部连指导员李再明，樊宏（樊耕农小叔）、张希环一起，徒步奔赴延安寻找组织，途中遇见同学朱淑清、菁华中学校长陈贵和（其儿子陈晓，与安民同学，后任某空军司令员），遂考入阎锡山军政干部十五分校，后经杜任之安排，任阎锡山行政人员训练所政治部干事。

1939年秋冬，国共斗争、抗战与投降斗争逐步激化，11月阎锡山指派第61军副军长吕瑞英等到临汾，与日军代表山下会谈，达成秘密协议，日军需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山西新军）。12月晋西事变爆发，阎锡山抓捕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晋南第三军第七师军统特务李玉安派人暗杀了运城群众领袖嘉康杰同志，捣毁多个由牺盟会地下党控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绑架杀害上千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强行带走新军3纵队直属和三个团约4000余人。面对阎锡山的全面进攻，八路军被迫反击，击败了阎锡山的多路进攻。1940年春天，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仍保留晋绥军番号，实际已加入八路军的序列。在此严峻形势下，安民利用训练所的公开身份，设法准备证件，先后帮助地下党员朱淑清、安邑县牺盟会特派员景思闵（后任闻喜县长）等人躲避追捕，护送他们投奔延安。

抗战期间，我们党从各个方面加强对阎锡山阵营的统战工作，公开方面是八路军与阎锡山军队协同作战，派出薄一波等重要干部一起组建山西新军；同时为掌握阎阵营各方面情报，部署了两条隐蔽战线，拉拢和强化阎锡山阵营的抗战力量和联合抗日意志。其中一条内线便是由杜任之领导的晋西特别组（杜任之，1927年11月在上海秘密入党，建国后公开身份，历任省政府委员、省财委秘书长等职），成员主要有樊耕农（地下党员，运城早期《晨光》半月刊文艺编辑，烈士）和安民等人，关联交换情报点是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后任山西第四任省长）。

另一条内线更为隐蔽，是由“红色大少”赵宗复（省长赵戴文独子，全面抗战前曾被党组织推荐参加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对日情报工作，太原解放前身份暴露，被阎锡山关押；建国后任省政府委员、省文教厅长、山西大学党组书记、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和“红色二少”赵中枢（阎锡山资深幕僚赵丕廉的儿子）所领导的“官二代”共产党小组。

1940年5月，杜任之正式找安民谈话，安民说，“王迪康、闫桂清等很多同学都去了延安抗大，因为两次伤寒，我没去很遗憾”。杜任之郑重告诉安民，“没有去，就留下吧。我们还得坚守这块阵地，我们都是为党工作。我已经请示王世英同志，考虑到你年龄小，没有暴露身份，留下来做我的助手”。

1942年，安民受杜任之安排，跟随吴晟，成立战地工作第九团，开辟汾南政权，主要任务是收集各方情报、从事统战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安民与吴晟、赵子寿等十兄弟血盟，组建十五专属。与刘维镛、畅涛（党员后叛变）、王斌（运城解放前牺牲党员烈士）成立小组，主要在万泉县境内从事抗日活动，接纳党组织秘派的党员曹声甫、王春圃、王烈臣、牛巨鹏等担任各个要职，与张礼堂（地下党）、张希安（地下党、烈士）策划万泉县日伪中队起义，拉出47人、45杆枪队伍送交太岳分区；促使万泉县成为挂阎锡山招牌，实为我党控制的抗日政府。

1944年夏，安民与李秀珍（原名李仙鹤）结婚。同年，阎锡山十五专属猗氏县长董警吾（吴晟、安民好友，原安邑县县委书记董竹评胞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经猗氏县地下党组织报上级党组织同意，率领秦尚武（地下党）、赵川等，拉出300多人投奔太岳区。十五专署组织内，刘维镛、安民、万泉县王子英、荣河县王海清、临晋县史自强、夏县吴杰三等成为中坚红色力量，开始派专署会计尹雁青与太岳五地委书记柴泽民、军分区司令员孙定国联络商量汾南起义，但受到阎锡山特务破坏，吴晟、安民被软禁，功败垂成后，谢克俭接替吴晟任专员。

说与不说，成为合格党员

1946年3月，吴晟秘书、地下党何炯与安民谈话，安民正式加入共产党，何炯身份暴露后，交代安民以后与“从东山来的名叫白涛的人”接头。

1946年5月17日，安民手下解子安所领导的猗氏县队伍跟随王海清所领导的荣河县队伍3000余人在稷王山起义，投归太岳军区。同年夏收季节，因安民给解子安通风报信的信件落入运城特警大队队长康永琪手中，安民被捕，与乔子甲（运城地区早期共产党人）坚持狱中斗争，遭受老虎凳等酷刑，期间董警吾、王斌、王海清也被捕，互相保守党的秘密。1946年10月1日，董警吾、王斌、王海清被杀。1946年11月，阎锡山十五专署改为十四专署，安民成为谢克俭秘书。解放军三打运城时，安民领导樊鸿太等，送出运城城防图等情报；在解放军攻破北门紧要关头，剪掉敌城北与指挥部的电话线。1947年12月29日，安民、邵存智、康永琪作为“要犯”被解放军关押在解放军司令部地下室（运城宾馆）。当天，太岳公安三分局情报科长李国顺（后任临汾地区检察长、省公安厅副厅长）与安民接上头，安民随后跟随公安三分局同志，在全城搜捕国民党残余势力3000余人，摧毁了晋南反动政权的社会基础。

1948年1月6日至2月7日，蒋胡军队占领运城仅21天后，俘获我党运城市市长刘少白，仓皇弃城逃亡西安，公安三分局情报科决定成立“秦民”情报组，跟随敌人一起逃亡西安。期间，安民去信远在太原的领导杜任之，拿到时任省教育厅长赵宗复的批复，留在西安任教流亡的运城中学，确保能继续潜伏在伪专员谢克俭身边获取情报，同时紧向《国风日报》景梅九靠拢，争取庇护支持；利用张礼堂关系，与其堂哥西安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时若拉上关系，设法解救刘少白（刘少白被解救后，跟随18兵团南下，50年任川西邛崃县县长）；收集各类军情、特情、社情等各类情报，由李秀珍拿着李国顺写的路条，往返西安、运城两地传送情报，使我方掌握斗争主动权，很快抓捕潜伏回运城、解州、万泉等地的敌特人员。

党员与旧官僚，护卫新生政权

1950年1月，运城地区公安处领导李国顺派安民参加省行政干部学校第一期三部（公安班）学习半年，期间上级曾找安民谈话，拟派他潜伏台湾，后考虑安民是家中独子而放弃。上世纪80年代，已从教师岗位上离休的安民同志在看到《参考消息》上刊登红色特工朱枫的报道后，眼含热泪，无限感慨对《隐干》作者、原党校副校长赵瞻国说，他和朱枫是同一时期接受任务的，他深情地怀念战友，说当年若前往，可能和朱枫、吴石等同志一起为国捐躯了。

1950年9月，安民接受新任务，脱下警服与任彦、李秀珍在二郎庙开设“三友客货站”，建立公安隐蔽点，侦破一贯道等反动组织。由于没有足够的活动经费，安民把家里祖传的两个老式衣柜、几张桌子、一对椅子以及箱子、铁炉等能卖的家具都卖了，价值800多元，相当于半份家当，甚至冬天到了，李秀珍把准备给安民做棉衣的3斤棉花都拿出充当活动经费。一次，安凤岐叫安民买菜，没有钱，就换成买酱油当做菜，但安民由于工作又忘了，全家只好在白皮面里散把盐。这一切，让经商一辈子的安凤岐忍无可忍，第一次扇了安民一耳光，叫安民滚，说他是败家子。安民眼含热泪，无言以对，因为他早已下了决心，愿以吾辈之青春，护卫这盛世中华。为了党的事业，安民的牺牲何止如此，他从中撮合，把两个妹妹都嫁给了国民党军人，只为刺探敌军情报。他利用媳妇姨父邵存智的亲戚信任关系，为共产党搞枪搞炮。

这一代共产党人，是怎样坚定的信仰让他们痛下决心，为顾全大家而牺牲小家？！或许只有《风声》顾晓梦的遗言可以解释：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为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他们为后人树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忍受与平反，讴歌无名英雄

1953年秋，32岁的安民，划归运城县公安局局长巨子诚直接领导，以社会青年身份到运城师范上班，成为一名教员（实为隐干），重点审查原汪精卫日伪南京政府秘书长、原二战区司令部交际处官员、临汾师范校长等旧官僚。1956年秋，又转到舜帝庙中学，1978年调回运城二中任教至离休，期间经历残酷的文革被斗考验，但一直保守党的秘密。

安民因其身份一直受到社会歧视，家属子女备受连累。花甲之年，唯一要求就是要求组织公开身份，解终生“背黑锅”之忧。但谈到当年的抉择，安民从未后悔过，他说，“不管路上云雾弥漫，不管路上大雨滂沱，都不会走错路径，不会迷失方向，因为我心中始终面向北斗，那北斗就是中国共产党”。

回顾我党百年历程，有太多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大业，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奉献了美好的青春，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还有很多奉献者，或隐姓埋名、卑微地生活从事秘密任务，或甘于平淡、默默无闻地从事革命工作，他们是无名却伟大的幕后英雄，同是支撑国家民族的柱石。

岁月能侵蚀花岗岩，却不能模糊与他们有关的记忆，因为无名永远不等于不被人知。历史是公平的，1983年春，安民和妻子李秀珍遇到了中纪委刘丽英同志，在看了安民同志的材料后，一年多时间，她多次督促地市两级政府，派人落实安民身份公开和待遇恢复问题。1983年7月，地市两级公安局同志来到乔家巷10号，时任公安局局长李培勤同志握着安民微微颤抖的手：“组织上充分肯定评价你的功绩，撤销1958年对你定的“旧官吏”历史结论……”。“谢谢，谢谢组织，感谢首长和同志们……”安民哽咽了，语不成声。

原党校副校长赵瞻国同志在2006年出版的《隐干》书中结束语写道：“与安民的倾心交谈，是与一个时代的对话，是在聆听一种精神的教诲，……，面对这样的共产党人，对照这样的无名英雄，我的思想得到精华与升华，……，为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是应当多一些忧患意识，增几分使命意识，发扬光大革命传统。但愿后来人，不要遗忘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能从中受到启迪，有所思索。”

新一届区委、区政府没有让赵瞻国等老干部们失望，过去几年，充分考虑民生福祉的“三大拆迁战役”顺利完工，中心城区一座座崭新的学校拔地而起，医改创新、政务大厅创新建设闻名全国，5个小城镇建设拉开城乡融合的序幕，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党史教育中心、红色精神家园，区政府陈列馆深入挖掘革命人、建设者、幕后工作者们的历史事迹，让他们的信仰之花在历史长河中徐徐开放，让这宝贵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历史车轮无声碾过，总有一种精神永不磨灭，总有一种力量不可阻挡。这种力量，就是无数革命英烈舍身报国的视死如归，就是盐湖儿女自强不息、坚韧执着的精神品质。我们坚信，在前进的道路上，这种力量，一定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盐湖人民必将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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