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时代,骑兵是一个很强的兵种。骑兵居高临下,面对步兵时拥有天然优势,可以轻松冲散敌人的阵型;骑兵有代步工具,机动性高,方便长途奔袭或支援;骑兵战术多变,可以施展骚扰、断粮等多种战术。
历代的大一统王朝,几乎都是拥有大量骑兵的北方政权统一南方政权而建立的。而这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也常常被北方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打的焦头烂额。
由此看来,骑兵在中国古代战争中,长期发挥着重大作用,几乎可以说“骑兵强则国强”。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必然少不了战马的培育。骑兵骑兵,顾名思义,没有好的战马,就根本谈不上好的骑兵了。
但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养马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如何养马,如何养好马,成了一个持续千年的难题。
养马是个难题
第一,马对食物要求很高。马的消化能力弱,牛羊的消化率可以达到50%以上,而马的消化率不到40%。与养牛羊相比,养马需要耗费更多的食物。而想要养高质量的战马,还得给它好饲料,比如黑豆和苜蓿,成本就更高了。因为消化能力弱,马还得吃“宵夜”,所谓“马无夜草不肥”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马的日常用处少,性价比低。与牛相比,马除了速度快,可以说是样样不如牛。牛能耕地,显然马不能耕地。牛的粪便可以肥田,但马的粪便是酸性,反而要影响庄稼的生长。牛肉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食物,可马肉的口感和味道实在无法让大众接受。
第三,马的服役时间短。除了食物要求高,用处少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战马的使用年限。一匹马在战争环境下,能保持2-3年的巅峰状态,之后还能在二线部队干个2-3年,就得退休。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养了一匹战马,用了几年就得退休,这服役时间简直太短了。并且,骑兵部队的马大多是被骟了的,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生育小马,实现战马的“自给自足”,而只能借助官方和民间的养马才能为保证部队的战马数量。
所以,马自身的种种特征,直接导致了养马是个难题。
一、历朝历代的养马情况
虽然养马是个难题,但历朝历代各出奇招,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有模有样。
中国养马业起步很早,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商代已经建立了“马政”,即一套养马专用制度,还组建了由奴隶组成的庞大的养马队伍。商代的马匹需求量也很大,主要用于驾车、祭祀等。周代将马按照用途进行分类,并注重马匹的“优生优育”,以期提高马匹的质量。
秦朝长期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作战,所以也重视养马。以严刑峻法出名的秦朝,给养马颁布了专门的法律——《厩苑律》。这法律很有意思,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枷。”偷马的人直接处死,而偷牛的人只是要坐牢。保护马的意图,体现的十分明显。
汉朝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百废待兴。《汉书·食货志》记载:
“汉兴,接秦之敝(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当时,因为马匹稀缺,皇帝的御用马车都凑不够毛色一样的马,将相只能被迫坐牛车,就更别说其他人了。
马的稀缺引起了汉朝皇帝的重视,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完整严格的养马制度。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在订立法律时,专门制定了有关养马的法律。吕后时期,她下令禁止出口母马,以控制马匹数量。
汉文帝一度缩小了养马规模,因为他心疼养马的花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御史大夫晁错立即上奏,向文帝说明利害。最终,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民间养马可以免除劳役,以鼓励“民营养马企业”的发展。
汉武帝更是一个“马迷”,为了得到他心爱的大宛“天马”,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说的就是汉武帝为求天马,便乱启战端,牺牲无数无辜之人的性命之事。(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桃和苜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
不过,话又说回来,汉初骑兵战斗力一点不输匈奴的骑兵,这与几代皇帝重视养马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立国,隋朝又承袭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吸收了诸多北周和北齐政权的制度、风俗、人才等。因此,隋唐两朝的胡化程度,都是比较深的。
唐朝的马政建设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设立太仆寺,下设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专门管理全国马政和各地养马场的建设,还设立了掌全国驿马的驾部。唐朝还凭借着和外国的友好关系,“厚颜无耻”地向外国“借”优良马种,这不仅增加了马的数量,还改良了唐朝的马种,可谓一举多得。
北宋养马之窘况
可是,在历朝历代都办的有模有样的养马产业,在北宋却急转直下,朝着一蹶不振的方向一去不回头。这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诸多不利于养马的因素在宋朝同时发生,遂导致局面不可挽回。
一 “天然牧场”丢失,失去养马要地
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是不适合养马的——这里降水量大,缺乏广阔的草场(年降水量200-400mm自然植被是草原,400mm以上则很少形成草原),所以饲料质量不好;气候温暖,不符合马匹最喜欢的冷凉环境,因此马匹质量不好。
在中国古代,适合养马的地区——气候冷凉的“天然牧场”寥寥无几。最成规模的“天然牧场”,一个是内蒙古一带的部分区域,另一个是甘肃河套一带。(这些地方现在还是重要的畜牧区。)
其实,这两个地区不需要都占,只要占一个,那养马就不是什么难事。许多王朝就是只占有其中一个地区,还能把马业搞的风生水起。但是北宋很不幸,由于与诸民族政权并立,北宋的统治区域小的可怜。更悲催的是,这两个地区都不在北宋的统治范围内。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内蒙古一带已经全部落入辽的手中。而甘肃河套一带,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西夏占据,一小部分虽在宋的地盘里,但处于与西夏对峙的前线,显然不能养马——不然你辛辛苦苦养好了,西夏派人一抢,损失可就大了去了。
所以,两大“天然牧场”的丢失,意味着北宋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中原地区养马。这种养马方式,不但成本高昂,马匹质量不好,而且难成规模。这些对于北宋本就薄弱的养马业来说,都是比较致命的。
二 民族关系紧张,难以引进良马
如果自己养马不合算,也可以用自己的物产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换马。北宋有物产缺马,辽、西夏有马缺物产。进行交换,看似是双方互通有无,皆大欢喜,没想到辽、西夏却持“流氓理论”,不和你北宋换!原因很简单——我们确实缺物产,不过为什么要和你北宋换呢?你缺马,战斗力不行,我打你就行了!把你揍的鼻青脸肿,一是可以抢来物产,二是可以让你上贡,物产这不就有了嘛。能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贸易解决。
北宋和辽、西夏的关系可以说是不好,它们之间常有战事,关系紧张,自然也很少能够和自己的敌人开展贸易活动。
当然,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每年给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辽能够不战而得利,自然十分高兴,于是辽宋关系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辽宋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地区陆续开放四处榷场,进行民间贸易。贸易物品种类丰富,但北宋严禁硫磺,水银,丹漆,盐,米等与武器生产和国计民生有关的物资出口,也对书籍严格管控,以防泄漏机密。辽则禁止皮裘,粮食出口,也常常限制马匹输出。当然,即使辽向北宋输出马匹,也只会输出一些次等品,而且量还很小。嫌马差?我还不给呢!
辽宋双方虽然开了榷场进行贸易,却互相提防,各怀鬼胎。所以北宋的“贸易求马论”,只能是一厢情愿,难于实现。
三 官营养马低效,民间养马惨淡
上文说道,北宋“天然牧场”丢失,“贸易求马”又收效甚微,所以北宋只得自力更生,在中原地区强行养马。
北宋耗费巨资,建立了一套“畸形”的马政制度——大办官营马场,并严禁民间马匹自由交易,马匹只能由官府收购(低价),民间养马遂受重创。
北宋可能是借鉴了前代的经验——汉、唐两朝就已经大办官营马场了,收效还不错。可北宋皇帝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汉唐两朝不但大办官营马场,还积极支持民间养马业发展。民间养马繁荣,并与官营马场形成了良行竞争,给当时的养马业注入了活力。
可北宋的养马业一味实行官营,缺乏正常的市场竞争,因此养马业投入高,产出低,惨淡经营。宋真宗时期,虽然国有马匹的数目一度达20万匹,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养一匹国有马,就要耗费500贯的成本,相当于正常养一匹马耗费的几十倍。此时20万匹国有马就不是什么优势,而是巨大的财政负担。澶渊之盟后,辽宋停战,北宋朝廷急忙减少国有马匹数量,因为实在养不起。所以,20万匹国有马只是昙花一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北宋还是极度缺马。
北宋官营养马,成本高,产出低,养马规模很难扩大;民间养马,遭到重创,无力发展。因此,北宋缺马,那是“势在必得了”。
四 频繁改换政策,百姓负担沉重
后来,北宋出了一位名臣——宰相王安石。
神宗时期,北宋已经内外交困,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时爆发。为了扭转困居,宰相王安石毅然变法,制定了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有关国计民生的诸多法律。
当然,其中也包括有关养马的“保马法”,大力推动马匹的“国有民营”。具体内容为:
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及开封府界诸县保甲养马,户一匹,物力高而自愿者二匹,给以官马,或官给钱自买。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户十户为一社。保户马病死,由养马户单独赔偿;社户马病死,由养马户与其他九户共偿其半。
“保马法”的大体意思,就是让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及开封府界诸县保甲养马,每户一匹,愿意的话也可以养两匹。马由官府提供,或者由官府出钱,百姓购买,仍算官府马匹。养马可以减免部分赋税。如果马死,则百姓要赔偿,至于赔偿方式,要看百姓的经济条件——条件好,单独赔偿;条件不好,就让邻居帮他分担一些。
这一政策,执行难度看起来就不小。等到实际执行时,就更变本加厉——当地官吏为了完成任务,取得政绩,就不管百姓死活,强行把养马当成任务摊派给百姓,想养得养,不想养也得养!养马费用高昂,免掉的那点赋税,只能算得上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够养马的费用。百姓也不傻,“有幸”领到这个任务的百姓,常常举家逃亡。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加之新法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因而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新法很快被废除,“保马法”自然未能幸免。当然,“保马法”的废除对百姓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北宋各时期的养马政策,真是烂的“难分伯仲”,频繁改变养马政策,只能是不断地闹笑话。
养马养的这样差劲,北宋部队战斗力低下,也是不难想到了:武将虽有,却没有地位,只能看文人的脸色做事,不懂军事的文人反过来指挥军事;士兵数量虽多,可质量却差,骑兵数量很少,步兵占了军队中的大多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别说打不赢辽、西夏的部队,就是打农民起义军都常常失败。
北宋的军事,概括起来就俩字——窝囊!
总结
马是种不好伺候的动物,养马挺难。但马又是组建骑兵部队的重要工具,没有马还玩不转。历朝历代,大都施展浑身解数,大力发展养马业,以保证战马供应的数量和质量。
在北宋,养马业的危机“大爆发”。北宋的养马业成了历代中的低谷,这与:“天然牧场”丢失,失去养马要地;民族关系紧张,难以引进良马;官营养马低效,民间养马惨淡;频繁改换政策,百姓负担沉重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养得不好,直接导致北宋的骑兵部队数量少,质量差,难以抗衡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加上北宋“重文轻武”,武将没有地位,并且“将兵不相知”,对军事更是“雪上加霜”。北宋外战、内战都节节败退,“谁也打不过”,恐怕与养马业的惨淡有着密切的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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