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朝
人,从小到大, 从大到老,吃过或品尝过的东西,应该说种类很多很多。其味道若甜、酸、辣、腥、膻、香、臭,什么都有。这些味道对应的食物,品味较多的,或者至今仍在不时地享用着的,记忆当然是会清清楚楚的。但对于时间已经久远的,记忆无疑会很淡、很模糊,甚至根本说不出当时的味觉。然而,我孩提时代吃过的一种食物的味道,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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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极为特殊的饥荒年代里,在我的家乡河南省镇平县城郊的一个村庄里,每年春天,经常会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婆婆,穿着又烂又旧的对襟大布衫,踮着小脚,佝偻着腰,提着竹篮,在离县城不远的一片稀稀拉拉的农田里,艰难地行走着,时不时,左顾右盼,寻寻觅觅,在贫瘠的土地里寻找着能吃的东西。和曦的春风、暖暖的“老阳儿”(太阳)映照着老人慈祥的面庞。
这老人,是我的奶奶,她已经辞世四十四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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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年秋天收获的季节里,大田里的红薯被公社的社员们刨过了,但多少还会有一半个遗留在土里。秋后要翻犁炕得,这些留下的红薯就会被翻晾在外。经过一冬的霜冻,春田来了,晾在外面的红薯的皮与瓤便自然剥离,露出它内在的白来。我奶奶捡拾的就是这个俗称“坏红薯”的玩意儿。
奶奶把这些白白的、干干的坏红薯拿回来,一个个磕去沾在上面的土屑,然后倒在石碾上碾碎,过箩,过筛,就成了看着怪白的面面。
忙了碾台,又忙灶台,奶奶开始做饼。饼的成分是刚刚磨的红薯面、野菜(用钩钩秧的次数较多),再就是生产队从县城南关酒精厂拉回来的黑黑的浓稠的酒糟,三合一揉和,做成巴掌样的饼,贴在铁锅上炕熟,就成了饼。这种饼,被豫西南一带乡下人冠名为“耳巴子”。
奶奶住的小屋床前有一泥巴糊的土灶台,上面安的锅很小,大概三四丈吧(编者注:旧称铁锅的直径,一尺以外几寸就是几丈),巴掌大的“耳巴子”一圈也只贴五六个。锅上的蒸汽尚未上圆,我们五兄弟就围在灶台前等着。
终于等到奶奶掀开锅盖,白色的气雾在我们面前弥漫开来,一股浓浓的酒香也随之扑入鼻孔。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急不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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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给我们分发“耳巴子”。五兄弟人手一饼,锅里空空如也。
“耳巴子”黑糊糊地,贴锅的一面被炕的发黄,正面,奶奶的五个指印依稀可见。
红薯面的味道木木的,面面的,淡淡的香味里略微透出些坏红薯的味道。野菜口感清香,略涩,微苦。酒糟有酒香,很浓,有醋香,酸酸的,也很浓。
真是好吃,味道真的好极了!我们五兄弟谁也不说话,都只顾大口地“吧哒”着。狼吞虎咽,风卷残云。
我们兄弟谁也不记得奶奶当时尝没尝自己做的“耳巴子”,但都清晰地记得,奶奶一直都站在灶台前,一边用抹布不停地擦手,一边专注地欣赏着我们的吃相。此时,她满脸的折绉里,都满满地夹着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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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年月里,每当在品尝各种所谓美味的食物时,都会倏然忆及“耳巴子”的味道。我想,如若将当年的“耳巴子”现在拿来食用,也许难以下咽,也许根本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但我内心里仍将坚定不移地将它视为最最珍贵的美味,因为它是我童年记忆链条里最为耀目的一个亮点,是唯一镌刻在我舌尖上的永不磨灭的味道。 (回忆于2020年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