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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岭北麓的黄河流域，关中平原东部，有一个号称“秦楚之要冲，三辅之屏障”的地方，叫蓝田，这是中国古代十几个王朝的京畿之地，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在离蓝田县城仅八公里之遥的东南方向，有一条风光秀丽的山谷，山谷中河流蜿蜒，周回如车辋（车轮周围的框子），因此得名辋川。这里幽谷深邃，溪流遍布，奇花异草，群鸟乱飞。

初唐大诗人宋之问就看中了这块地方，在这里经营山庄别业。宋之问曾深受武则天赏识，官运亨通，但武则天死后，他在凶险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几度浮沉，最后被唐玄宗赐死在流放地桂林。宋之问死后，家道衰落。二三十年后，也就是在天宝三年，当时在朝廷任左补阙的王维买下了这处庄园。之后，王维对庄园以及附近山水、地貌、植被等进行了园林化营建，使这里成为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园林景观。

王维在《终南别业》一诗中写道：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辋川在终南山北麓，所以辋川别业也叫终南别业。从“晚家南山陲”可以看出，王维不是把这里当作闲来无事时偶尔来居住的临时住所，而是作为归宿的“家”。从王维在《辋川集》中的二十首诗的内容来看，他在这里的生活，主要就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弹琴歌啸、交游高士，是典型的隐逸生活。

我们知道，陶渊明辞官归隐后，虽然精神自由，但生活上是很苦逼的，经常要起早贪黑辛勤地下地劳作，既使这样，也是穷得叮当响，穿得破破烂烂不说，有时全家连粥都喝不上，几乎要饿死，喝酒只能到亲戚朋友家去蹭。那么，王维的隐居生活为什么过得这么滋润呢？

答案很简单，他是带薪隐居，准确地说，他是亦官亦隐，也就是说，是一边做官一边隐居。在一般人看来，做官和隐居是矛盾的，二者只能选其一，“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被当作是一个笑话。而王维是怎么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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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维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开风气之先，早在两晋时期，士大夫经营庄园，在政务之余，享受闲逸的田园山林生活，已不算少见，石崇的金谷园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到了唐代，这种风气变得更加盛行。盛行的原因一是皇帝喜好，如唐中宗就特别喜欢登山临水、观景玩乐、游赏庄园，上行下效，遂蔚为风气。

二是唐朝的京官待遇好，收入高。具体来说，政府按例所给的合法收入主要有以下几项：1.田地：官员有两种田产，一种叫永业田，一种叫职分田，两种面积差不多。以职分田为例，级别最低的九品官为两顷，这已是当时一般百姓人均田产的十倍，而一品则达到十二顷。2.俸米：正一品每年七百石，最低的九品三十石。3.俸料：京官最高的一品每月三十一贯，最低的九品每月两贯。总的来说，待遇还是很优厚的，这是官员们普遍购买别业的经济基础。当时就连一些小官员也能在京郊买得起山庄别墅，王维的一些朋友如崔兴宗、钱起等人都在蓝田购置了别业。

三是大唐官员的假期多，主要的休假有四种：旬休，每十天休假一天；节令假，包括春节七天，寒食、清明四天，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各一天，中秋节三天，每年五月田假十五天，九月授衣假十五天；定省假，每三年一次，共三十五天；丁忧，三年。这就使官员们去别业居住有了时间上的保证。

正因为有这样的大环境和条件，所以“京官加别业”的模式在当时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就是王维在《暮春太师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燕集序》中所描述的：“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清霭。”王维的亦官亦隐，其实在形式上跟这种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其他大多数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官上，到别业小住只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和调剂，是生活的调味品。王维则相反，他对做官完全是敷衍应付，而在本质上把自己看作是隐一个隐士，抱着出世的思想，过着隐者的生活，隐逸成了他生活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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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王维的这种选择呢？

其实王维早年还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走的也是科举进仕的路子，后来又向开元间的两位中书令张说、张九龄献诗，积极向他们靠拢。但自从李适之、张九龄两位宰相在与李林甫的权力斗争中双双败下阵来以后，唐朝的政治就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很多正直的王公大臣、将帅官吏都相继遭到清洗，大唐从开元盛世的顶峰急转直下。王维对这种风向的转变是非常敏感和清醒的，他不愿再卷入这种政治的涡窝之中，因此对仕途再无什么幻想，而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活法。

但他又不想像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彻底远离官场，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断绝经济来源，去过一种清贫的生活，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开元十四年，王维被派到淇上去做一个小官，当时他就有隐居的想法，但后来想到“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偶然作六首》其三）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留下来继续任职。他在“知南选”结束返回长安后，曾辞官在终南隐居一年左右。天宝元年春，他又出山担任左补阙。复出为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因为穷。这就是他跟陶渊明不同的地方，陶渊明出来做官，开始也是因为家里穷，但后来发现，“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于是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王维比他现实，对官场的那一套也比他更适应，这种调和与折衷就成为他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