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看许鞍华的电影《千言万语》，甘神父选择以绝食抗争，有人问他：“这样做有用吗？”他的回答是：“有没有用明天是看不到的，有些东西，我想到我死的那天也看不到。” 理想主义者都会有这种觉悟，若望·保禄二世也一样。他也无法预料将来，正如其传记作者乔治·维格所说：“被推选为教宗时，若望·保禄二世并不认为冷战的结束指日可待。”
撰文〡叶克飞
克拉科夫市集广场
站在克拉科夫市集广场上，顶着炽烈阳光，我仰头望向密茨凯维奇的雕像。
鲁迅曾写道：“虽至今日，影响波兰人之心者，力犹无限”，指的便是密茨凯维奇。这位一生颠沛流离，屡遭监禁、放逐和流亡，却从不屈服的诗人和剧作家，俨然波兰历史的象征。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波兰见到密茨凯维奇雕像。
在“波兹南事件”的发生地波兹南，就有一条密茨凯维奇大街。这条大街曾几度易名，纳粹占领期间，它叫希特勒大街，二战后叫红军大街，上世纪90年代后，它又易名为密茨凯维奇大街。大街旁的波兹南大学也被改名为密茨凯维奇大学，密茨凯维奇的雕像则立于旁边的自由广场之上。
当然，还有华沙。皇宫大道上的密茨凯维奇雕像建于1898年，也曾见证波兰历史。
这个国家从不缺少灵魂，仅仅在文学领域，便在密茨凯维奇和显克微支之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近几十年来，波兰更是世界诗歌的中心，从米沃什到辛波斯卡，再到加扎耶夫斯基，无不蜚声世界。
这一连串名字，都与我眼前的千年古城克拉科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米沃什早年定居克拉科夫，当他流亡多年，晚年重返波兰后，又将克拉科夫作为终老之地。扎加耶夫斯基年轻时考入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至今仍定居克拉科夫。辛波斯卡八岁起定居克拉科夫，同样毕业于雅盖隆大学。
雅盖隆大学是波兰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欧洲最知名大学之一。它的校友可不仅仅有诗人，还有哥白尼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01
当选教宗的那一天
曾有人说，波兰能够在历史中一次次走出沉沦，所倚仗的无非诗歌与信仰。若说波兰诗人如璀璨星光，那么波兰人的信仰则如大地，每个人就是一粒沙，聚沙成塔，绵延数百年后，塔尖上出现了若望·保禄二世。
197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冲破重重阻挠，回访祖国波兰，在克拉科夫市集广场上进行演讲，当时与之相伴的，正是密茨凯维奇的雕像。后来，有历史学者这样评价这一幕：“他以一己之力，动摇了东欧世界的统治根基，撼动了冷战格局”。而在《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一书中，作者克里斯汀·卡里尔也将若望·保禄二世与邓小平、撒切尔夫人和霍梅尼一起，列为那一年最重要的历史人物，认为他们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未来数十年的世界。
其实若望·保禄二世对波兰乃至东欧世界的巨大影响，早在前一年当选教宗时便已开始。英国记者玛丽·葛瑞格曾在冷战期间前往波兰，1978年10月中旬，她在克拉科夫市见到了街头欢庆场面。这次欢庆并不同于当时东欧国家惯有的组织庆祝，而是群众自发。甚至电台和电视台都变得不一样，主播并没有使用平时字正腔圆、照本宣科的腔调，而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兴奋与自豪。
葛瑞格这样记录街头的欢庆：“当天晚上，没人上床睡觉。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聚集在历史悠久的中央集市广场，它那从中世纪即有的服饰馆，十分迷人，四周又有好几座富丽堂皇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兴建的教堂，许多人称它是欧洲最美丽的市集。克拉科夫市民称它为‘客厅’，白天的花市吸引着客人，鸽群在广场悠游，市民三五成群坐在服饰馆的拱门下。这一天夜里，广场灯火通明，群众通宵达旦地高谈阔论……”
与此同时，波兰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如坐针毡。
民众的庆祝与爱德华·盖莱克的恐惧，都源于1978年10月16日的消息：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当选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若望·保禄二世。
不过在那一刻，不管是兴奋自豪还是惊讶恐惧，并没多少人会预料到，这个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的首个非意大利籍教宗，将在未来动摇整个东欧世界的统治基石。
02
“有我发声，今后再也没有沉默的教会”
1920年5月18日，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出生于克拉科夫附近的瓦多维采。他的童年十分不幸，母亲在他八岁那年难产而死，姐姐夭折，身为医生的哥哥在他11岁那年因照顾病人而感染去世。18岁时，他与父亲移居克拉科夫，并进入雅盖隆大学学习。
但进入大学后的第二年，波兰就被纳粹德国占领，学业中断。1941年，父亲去世，孑然一身的他希望从事神职，并私下学习神学。
1946年，他进入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被委任为克拉科夫主教，1967年成为枢机主教，1978年成为新一任天主教教宗。
从铁幕中走出的若望·保禄二世，有着历任教宗都未有过的经历。他曾见证法西斯的残暴，也曾见证冷战阴暗。当时，有人曾寄望于宗教成为对抗冷战格局的力量，若望·保禄二世居然完成了这种期望。在他当选教宗后的第一次出访中，有人向他高喊“别忘了沉默的教会”，意指当时在铁幕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教会，新教宗的回答振聋发聩：“有我发声，今后再也没有沉默的教会。”
多年前，我看许鞍华的电影《千言万语》，甘神父选择以绝食抗争，有人问他：“这样做有用吗？”他的回答是：“有没有用明天是看不到的，有些东西，我想到我死的那天也看不到。”
理想主义者都会有这种觉悟，若望·保禄二世也一样。他也无法预料将来，正如其传记作者乔治·维格所说：“被推选为教宗时，若望·保禄二世并不认为冷战的结束指日可待。”
03
“我们不需要畏惧”
1979年6月，若望·保禄二世回访波兰。
虽然在二战后，波兰政府极力打压宗教，但波兰人对天主教的信仰根深蒂固。在历史上，波兰屡遭强大帝国瓜分，但信仰从未破灭，也成为国族认同的根基。
二战后，这种坚实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抗争，始终是波兰当局的心腹大患。1975年，即使反教会宣传已长达数十年，但77%的被调查者仍称他们定期参加教会活动。
作为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之所以选择1979年回访祖国，是因为这一年是被奉为波兰圣人的史丹尼斯劳·史特潘诺斯基殉道九百周年。这位教士可算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前任，1072年，他出任克拉科夫主教，与残暴国王和不被约束的权力对抗，最终被杀害。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当然会让波兰当局产生不好联想。经过漫长谈判，尽管当局同意新教宗的访问，但必须避开五月和史特潘诺斯基的纪念活动。而在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前几周，波兰舆论宣传一直希望民众不要参加活动。
但在华沙胜利广场前，在这个此前几十年间从不允许宗教活动的地方，若望·保禄二世还是展开了露天弥撒。他讲话后，民众们舞动着旗子，吟唱圣歌。一位西方记者这样记录：“突然间，恐惧消失了，这里正在快步回到文明世界。”
在访问波兰的九天中，若望·保禄二世所到之处，都有数十万人到场。在克拉科夫，尽管警方在城市周围各处设置检查哨，但仍挡不住狂热民众。在访问的最后一天，克拉科夫竟涌入了300万人，当时波兰人口仅3500万。面对民众，若望·保禄二世说：“我们不需要畏惧”。
1979年的访问，无疑为未来埋下一颗种子，并在不久的将来迅速发芽。
04
爱与勇气，是他的武器
从市集广场出发，沿大街前行，不久就会抵达瓦维尔城堡。
瓦维尔城堡是波兰最古老的宫殿，从10世纪起就成为国王宅邸，见证了众多加冕仪式。历代波兰国王的棺木都陈列于城堡的主教堂中，密茨凯维奇同样安葬于此。此外，历任克拉科夫主教都会安葬在这里，唯一例外是若望·保禄二世。作为教宗，他被梵蒂冈教廷安葬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下的地下墓室中。
瓦维尔城堡
不过，就在瓦维尔城堡山脚下，Grodzka大街的一个小庭院里，有若望·保禄二世的故居。若望·保禄二世担任克拉科夫主教时，这个小小院落也曾被监视。但在他的勇气面前，一切无所遁形。
一生反对战争的若望·保禄二世，尽管也曾因保守立场而遭遇质疑，但终究无愧于自己的身份。
若望·保禄二世是历史上出访次数最多的教宗，甚至比所有前任加起来还要多。有人曾计算过，他总计245次，涉及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总里程可绕地球28圈。
他创下无数第一次：他是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个拜访东正教国家的教宗；近千年来首位到访希腊的教宗；历史上第一个访问英国的教宗；首位探访清真寺的教宗……
千禧年时，他代表教会的致歉声明震撼了世界。在声明中，他祈求天主宽恕历代天主教会犯下的罪行，包括歧视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向第三世界传教时侵害当地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等。
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他年轻时便已具备，因为爱。就像他曾说的：“我们会用爱胜出，而不是枪。纳粹会消失，因为恶魔会将它自己吞噬。但如果爱没有胜出，纳粹会以其他名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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