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生态的审美之维

——评《消费时代的审美救赎》

文/胡志红

作为重要的理论装置，“消费”一词颇具标识性意义，既可用来描述当下的社会特征，又能指称我们处身其间的文化形态。源自鲍德里亚的理论建构，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其对消费社会特征的揭橥，对消费文化形态的厘定，为我们准确辨识当今时代特征提供了便利。进入消费社会以来，消费取代生产，在社会生活中日渐显要，发挥着愈益强大的作用，同时也以其形塑性力量，冲刷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把人们抛掷到消费文化之中，深受消费伦理的制约。表面上看，消费文化生机勃勃，甚为活跃，但如果不加节制与引导，任其蔓延播散，消费文化的负面效应终将显现。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确保消费文化的良性发展，让消费文化生态呈现出良好的面貌，发挥消费文化的正面作用，降低消费文化的消极影响，实乃当前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而诉诸审美批评，让审美批评担负起消费时代的救赎任务，正是王敬民教授在其《消费时代的审美救赎》（2019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表达的学术见解，着实开悟人心，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该著指出，消费俨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总体话语的隐秘表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整个社会从消费化到符号化再到审美化的变迁过程，交织着资本化的逻辑，充斥着逐利的资本本性，这就难免形成一种异化力量，让人们在对物品和商品的痴迷追求中遗落自身，在丰裕的物质财富面前丧失自我，丧失价值判断的能力，甚至变成马尔库塞所指的“单向度的人”。甚嚣尘上的商品逻辑流布世间，意在激发人们不断消费的心理和行为，或隐或显的资本动机大行其道，刻意追逐消费背后的实际利益，两者相互叠加，为消费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让消费成了消费者想象身份归属的途径，并借以在趣味和阶层的坐标系中为自身标定高位。于是，商品的符号意义不断被赋值，象征意味不断被添加，终于迷幻了消费者，甚至让“我消费，我存在”成为自己的生存哲学，只有借助消费中才知道自己是谁，才明了自己的身份，才认同自己的品位和地位。这种虚幻的认同，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行为，从而形成封闭式循环，最终成为确保消费社会正常运转的核心机密。但细加考辨，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的运作过程中，虚妄的消费无疑会造成极大了浪费，而消费的虚妄性也使人陶醉在虚幻的满足中难以自拔，进而使人被异化和物化，彻底丧失了主体性和价值判断；同时，如果消费伦理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如果资本逻辑渗透进文化空间，其后果更将复杂难辨，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定会遭到冲击，我们的文化生态必将受到影响。异化的消费造就异化的人，从而引发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异化，其诸多恶果就不言而喻。令人欣慰的是，《消费时代的审美救赎》一书，在充分肯定消费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消费伦理和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保持着警醒，并提示我们以审美批评加以对冲和平衡，这是颇有见地的，也是极有价值的。

以审美促发消费文化生态的良性运行，这是该著的核心主张，其背后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学术理据。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审美，抑或美学，究竟能否承担起这样的使命？按照王敬民教授的判断，经过消费化洗礼的审美或美学已呈现出新的面貌，它的伦理维度更宏阔，批评指向更宽广，消费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消费化交相辉映，已构成“审美形态消费化的当代图景”。在审美泛化的语境中，在审美化生存的现实里，审美的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迁，经典的审美范畴经由消费化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体现出新的关怀和视域。这从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的努力中得到了验证，也与相关研究的新进展一脉相承。马尔库塞、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朗西埃、阿列西·艾尔亚维奇等学者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延伸了当代美学思想，确认了审美与政治的关联，认肯了审美与社会现实的连结，从而论证了“审美革命”和“审美治理”的可行性。滥觞于感性学的审美，正是通过改造主体的审美经验而发挥作用，正是通过感觉分配而产生影响，这便是审美足可承担时代重任的学理依据。秉持这样的认识，让审美在消费社会中施加影响，在消费文化中引发变革，就是构筑良性消费文化生态的重要环节。在此，我们乐见其成，乐见审美作为诸多纠偏和救助性力量中的一种，希望它与其他的努力一起，在审美的维度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帮助我们培育更优良的文化生态，构建更完满的社会生活，打造更美好的人类未来。

通读王敬民教授《消费时代的审美救赎》一书，我们深切体会到了一位人文学者的情怀和担当。可以说，该著所指明的方向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也还需要更为具体的落实，在理论上需要更为周密的自洽，在批评实践上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成果，当然，这也是学界今后的努力方向。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