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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5

这里不仅有乡土味

民国警界一清流

——王协恭的传奇警察人生

作者：王灵恩

审核：盖苍小子

三、沪上岁月

从上海市警察局秘书到黄浦分局长

光复胜利后，在宁海的王协恭仍在竹林乡中心小学担任校长，同时兼着宁海修志馆总采访，过着士绅的生活。战后百废待兴，重建需要大量各种人才。他的一位同乡同学此时没有把他忘记，这就是随陈仪赴台参加接收光复的宁海人，时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胡福相。当时随胡去台有很多的宁海人和从警人员，有些还是王协恭的同学同事和故旧。对王协恭的为人，胡福相太知根知底了。在警校同窗几载，王协恭的为人沉稳、处事干练、业务精湛，办事公正，早已在胡福相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年秋，台湾警务处处长胡福相正式邀他去台任职。

路过上海，王协恭顺道拜访警校老同学、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俞叔平(局长为宣铁吾) 。俞素知协恭的警务素质与办警能力，许下诺言并委重任以挽留他。王协恭拗不过俞的挽留，只好向远在台湾的胡福相辞谢老同学的美意，推卸了台湾的差事。先留在沪上担任上海警察局秘书，其上级为宣、俞两位局长外，还有一位主任秘书金瑞林，是天台人。当时上海警局基本上由浙籍人士在掌控。

上海市警察局通讯录（左右滑动）

1946-10-8 申报上海版，王协恭查缉美元黑市交易

后宣铁吾专任淞沪警备司令，警局由俞叔平接事。俞遂派王协恭到沪市最重要的黄埔分局担任副局长。有一篇回忆上海产业工人罢工的文章曾提及到王协恭。文云：“中午12时，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到达了市政府，只见市政府四周戒备森严，屋顶上布满了警察、特务。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刘绍魁、施思兼，黄浦分局正副局长黄东升、王协恭等头目都亲临指挥。市政府当局还乞求美国宪法、白俄骑兵临场助威。”

王协恭在黄浦分局期间，为维持稳定金融市场秩序，配合市政府对辖区内的 “黑市“予以雷霆打击。1946年10月8日《申报》之《市长出巡 “黑市” 逾限买卖美钞拘获三人》一文中曾云：但昨日下午四时许，四川路中央路一带，仍有人以美钞作黑市买卖，交易甚巨。吴市长巡视上述地点，目击斯情，立场致电黄浦警局，由分局长杜醇、副分局长王协恭股长李荫民率警员多名驰往逮捕，当场拘获犹太人律邱某特(52岁) 、国人陈希和(28岁) 、林宾球(24岁) ，并抄获美金票数百元，一并带局-----

当时中共在国统区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国民政府被搞得焦头烂额。1947年7月，上海警务由俞叔平接事，暂代局长;8月份才正式接长。俞叔平考虑到黄浦区警局所辖范围大，民情错综复杂，警务压力山大，急需把能担得起、压得住、办事老道且经验丰富的人派去坐镇，方可放心。此刻俞叔平想到了他的老同学王协恭，让他执掌重中之重区域的警务工作。于是，任命王协恭为黄浦分局长，这应该是1947年8月份以后的事。

俞叔平自序中提到的与王协恭之间的友谊

大家知道，黄浦区地处上海闹市，为上海第一区。名流政客、高官商贾、帮会地痞云集，需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是十里洋场鱼龙混珠的典型区域。要想在此维护治安秩序，开展警务谈何容易。必须要有头脑活络精明强干且能逢场作戏的相当人选，才能应对得了各路神仙。套用一句俗语:必须深谙黑白两道，才能立足胜任。肩负着俞叔平的信任，王协恭走马上升，丝毫不敢懈怠。但话也说回来，在此当差，照老上海的话:面孔交关大，也相当能吃得开。毕竟在此地界当分局长，属下也配有四五百号警员，算得上是上海滩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生性谨慎的王协恭，始终奉行公正公道，办事有原则，使下属都很服膺他。

作为民国时期一位难得的警界才俊，王协恭先生系统接受了中西方警察理论教育，教育完整，学养丰富，拥有先进的警政理念，属那个时代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在此岗位上，他发挥专业之特长与写作之爱好，常在报章间发表文章，谈些警务业务，普及警察知识。从他早年的两个文章中足以窥豹见斑。笔者从友人搜集到的一份上海警局自办的报纸《红绿灯》上发现，王协恭时常撰写普及警察常识的稿子，看来是为报纸供稿的常客。试举两个小例子:

《警察常识》（1946年）

《警察常识》（1947年）

《赵龙文先生谈上海警察》（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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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11月22日这一期有2个版面刊登了王协恭的文章，其中第2版刊登了警察常识连载（六）以《户口调查应注意事项》为题，他在文章中写到：“户口调查，是行政警察重要工作之一，因为很多警察业务，都是以这一工作为基础的。若能经常地以周密的注意与观察进行这种调查，则管区内的情况，就可了如指掌，不论如何事情发生，均能迅速予以判断，于职务上便利不少。反之若把户口调查只当形式上的工作，认为不重要而马虎从事，要发挥作用那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将“必须注意之点” 用13个方面进行分述，可谓缕析条陈，现摘录几条。如他把从警人员开展调查将态度列为注意第一条:“强调态度温和，言语恳切，切不可做出以官厅职权来调查而有威迫的神情，致引起人民的反感。”又譬如在刑事侦查细节关注上他讲到:“在调查刑事监视人的家宅时，应特别注意，即如一顶雨伞上的记号，亦不容忽视。” 同时对受调查对象的成员也作了提醒，他写道:“夫妇子女佣妇等应逐一调查入籍，注意不要遗漏；如有寄居的人应注意其否报告” ;“若为没有职业坐吃的人家，应暗中调查其收入来源，生活状况，与他往来的人，及他所出入的地方。”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所列举的13条建议，对今天的公安调查业务，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位在大都会的基层分局长凭藉其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从警经历、科学的办案经验、先进的警政理念及可贵的人文情怀，构筑起王协恭传奇的警务人生中最丰厚的工作基石。

而同一期第4版他写了一篇《赵龙文先生谈上海警察》文章，赵龙文是曾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第四任校长兼省会警察局长，曾奉派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抗战时期曾任浙江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是一个老牌的警界前辈，还是戴笠安插在警校的代理人，也是戴重要助手和铁杆密友，曾是王协恭在省警校的上级长官。此番赵出席国大，道经上海，在沪警界任职的赵氏学生和曾经同僚下属一起宴请了他，于是有了王协恭这篇洋洋洒洒的千余文。文章借赵龙文之口吻，把脉沪警之弊政，建言努力之方向，推断应该为王协恭在秘书任上之作，或说此报也属王协恭一同参与编务之责。

其实王协恭与赵龙文相处并未愉快，据仍健在的九九老叟王道安回忆，当时戴笠对王协恭早有杀意，因王协恭是民国“警察之父”李士珍教育长所器重的部下，再加上同是宁海人，自然对王视为李派亲信及得力干将，而李戴对全国警政领导权之争一直是路人皆知，当然视王协恭为警界军统系人士的眼中钉与肉中刺，恨不得欲去之而后快。而赵是戴笠的得力助手及在警界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曾有替戴除王之打算，因忌惮李士珍之故而未得手。

笔者还发现到，由于他常给《红绿灯》供稿，并最终辑成一本由他编述警务普及读本《警察应用常识》于1947年4月出版，此书由铁风出版社发行、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王协恭在此书的《绪言》中写到:“警察执行职务，法令固应熟习，而常识亦属必要。所谓警察常识，即警察服务经验的积累，用以达到法令取缔的目的。本人从事警察教育有年，感觉训练当局对警察常识材料，缺乏有系统的讲述，乃在留日期间，搜集有关警察常识书籍，参酌本国环境与事实，从警察到差以至于服勤中应有的常识，可能均予以采集，卅四年秋，服务上海市警察局，承俞副局长嘱为红绿灯经常撰稿，乃将旧作予以删润，并将上海实际情况所需要者，酌量加入，分期在红绿灯上发表，是作虽非警察高深理论，要亦为同志所必须了解的常识，爰不揣简陋，以之付梓，尚希警界先进，不吝指正为幸！”

此前，俞叔平作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刑侦专家，王协恭还为这位上司兼老同学出版《法医学》出力颇多，与许某一起，俩人为此书作了校对工作。俞在他的《法医学》自序中言及此事，以示谢意。俩人关系非同小可，彼此间的认同与信任，可见一斑。

1936年

四、桑梓情怀义助人

中国传统历来是讲乡情乡谊，总抹不下一个情字。 民国那个时期，出门在外特别讲家乡观念，尤其盛行同乡会，如旅沪宁海同乡会就是一例，名中医严苍山曾推为理事长。同乡很受用，攀上同乡，办事方便，提携有门，还可解急排难;乡亲乡党，自成圈子，相互照应。协恭先生爱乡情结浓重，并把家乡的人与事时刻放在心上。他在上海任职期间，恰是日寇投降不久,宁海人跑到上海找工作求发展颇多。当时上海帮派林立，“白相人”到处横行，在沪宁海人深受其害。宁海同乡王太荣、王恕央等常被“白相人”欺侮和”敲竹杠”，有时被打得满脸是血。一旦遇有难事，他们常去黄浦分局找王协恭，王协恭也重乡谊情面，即刻一个电话打到所辖的发生地派出所，马上下令捉抲“白相人”，吓得这些“白相人”以后都不敢轻视宁海人。

据王协恭侄子王恕灿回忆，上海市公安局原退休人员徐晓良(系竹口钱家岙人)，他是王协恭在上海任职期间的驾驶员，其姐也是王协恭在沪家里的佣人。他告诉王恕灿说:“我们与你叔虽地位不同，但他一直把我们当自己人，平等对待，同桌吃饭，情同父子。”

当时宁海人，都知道有一位同乡在上海警察局当官，视他为靠山，找他帮忙的人自然很多，而且他都乐意去做。作为竹林走出去颇为出息之人，王协恭对家乡的族亲常施以援手，或介绍推荐乡人子弟升学读书，或替乡人谋取职业安排职位，他都能帮则帮，因而有了一拨寄拜他为义父的干儿子，如竹林王道安、王发祖等十余位皆是。这当中，不乏有家乡子弟跟随他去履职之地做事听差的事例，如王发祖曾追随王协恭去了上海从警，在黄浦分局所辖的派出所担任警长，手下也有十几号警员。

华丰橡胶厂老板叶才桂、企昌橡胶厂老板杨道源都有同样的感慨:协恭先生认为宁海人到上海办实业不容易，应尽力给予支持，保护工商种子。为此，他多次推荐了很多宁海人到这两个工厂做工，如为瑞、帮照、文贵等皆受其恩惠。据乡人回忆，平常看到很多衣衫褴褛且泥土沾鞋的宁海老乡，到黄浦分局找他，他总是热情接待，一概留吃留住，为他们排忧解难。当时日本人投降不久，大小官儿争着发国难财，但协恭先生作风正派，为官清正、秉公办事，从不欺压平头百姓，这在当时官场殊属难得。以至于当他卸职时，他也没有什么多少财产留给家人。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一家生活陷入困顿，全靠竹林亲友接济度日。

王协恭先生故居内外景

徐晓良忆及协恭先生时总是满怀感激。他说，王先生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为了提高宁海在大上海的知名度，与同在上海警局共事的童葆晖一起努力，在他所辖黄浦区范围内争取一条街命名为宁海路。

据徐晓良回忆，依协恭先生当时情况，完全有条件可以到台湾、香港甚至国外去，可他却选择留在国内，他确是一位堂堂正正令人钦佩的人。解放后，徐晓良和子女都在公安局工作，始终都没改变对协恭先生的敬仰。

其侄王恕灿也了解到，多位在沪宁海籍老人，他们都异口同声称颂王先生品格高尚、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关爱乡亲，尽管事隔久远，但人们至今仍深深地感念他。

笔者曾向一位仍健在的离休干部问及王协恭的生平时，他也谈到，王协恭先生在职权份内，对一些宁海籍的中共地下人员也提供过蛮多关照、掩护和帮忙，他这个人比较重感情，尽管是站在当时的政府立场办事，但他骨子里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前辈乡贤，能帮则帮，而并非是那种视红色为天敌的旧政权铁杆分子。

他本人与教育的缘分不浅。除了早年有在宁波的两年教书生涯外，其实他还在杭州任职去武义前这一时期，担任过民生初中校董的经历。即1937年至1938年仙居县立初级中学的前身杭州民生初中(系台旅杭同乡会在1930年所创办)，校董会由台属六县旅杭同乡中由每县产生2人组成，董事长、校长任期均为2年。当时代表宁海县出任该校校董是王协恭、干人俊两人，而干时任该校校长。1938年9月，干人俊辞去校长一职。不久，王协恭也去武义警察局接事。

事实上，他宦游沪杭，积攒了一定的人脉，也有一批当时不容小觑在台湾执掌实权的故旧同僚或同学同乡。但王协恭没有一同下海赴台或出洋，而是毅然选择了留在大陆，到上海淮海中学任教，显示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淫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竹林七贤村古巷与古井

他虽是一名国民党军警骨干，却不失他骨子底里有一种爱国情怀。尽管历经多次运动的磨难，但他没能抵住长期疾病的困扰， 1960年，他终于在遥远的北大荒黑龙江省德都县，告别了他所珍爱过的世界，病逝那年他仅54岁。一代民国警界翘楚，就此划上人生的句号。

从某种角度而言，王协恭是民国那个时代有着极高警务素养与极强从警操守的警务干才，也是一位难得的关爱草根富有人文情怀的另类警官，更是一位学贯中西颇有建树的警界理论家，同时也是有着极高办案天赋实战经验超强的警坛实干家。随着对他警察人生的深入研究，或许使人们对民国旧警察群体中的某些个体特质，有了某种新的获知。

警声卓著王协恭，秉公守廉竹林翁。他是民国时期的一抹清流，更是一位难得的警界干才，必将在历史的长廊中，留下他那清操亮节之士的长长背影。背影之下，让人有感慨，也有沉思。民国宁海有他，是幸；家乡竹林有他，长脸。

作者（右）与王恕灿老师

王灵恩初稿 2020.4.26

修改于20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