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史，犹如一座广袤无垠的圣地，那么唐诗则是最为绚烂夺目的一块花园，后世或许能在这块园地上不断开拓，但终究无法掩盖它原本的光彩，因为，这其中，有两朵无与伦比的奇葩，他们便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生性孤高潇洒，虽然他半生干谒，但却不屈膝卑颜，面对达官贵人的轻视，他挥笔写道：丈夫未可轻少年。贺知章说他犹如谪仙人，这个评价可谓十分贴切，一壶酒、一柄剑、一支笔、一轮月，李白用自己的一生，为盛唐增添了一抹豪迈浪漫的色彩。

杜甫自信而又内敛，他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过渡期。一个怀着“致君尧舜上”的儒生，壮志难酬，又目睹盛世的衰退、百姓的离乱，这对他的冲击，十分巨大。尽管一生坎坷漂泊，可是他依旧装着家国天下，装着黎民百姓，他的爱，无私博大令人动容。

对于这两位诗人，后世有许多人争论，他们谁的诗更胜一筹。

李白杜甫生前之诗名

李白年少便有诗名，后来游历天下，更是名盛当时。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特别喜欢和有才学的诗人打交道，想得到她推荐的才子，也多不胜数，但是众人之中，她对王维、李白二人轻眼有加，此可见李白在当时就卓然出众。

贺知章号四明狂客，却对李白一个后辈连连称赞，并以金龟换酒，与李白一醉，可见他是真心爱惜李白之才；之后唐玄宗也将李白任命为待诏翰林，做皇家的御用文人，由此可见，李白的诗才，是得到包括官方在内的一致认可。

都说杜甫诗名在世时，并不太彰显，也并非全然如此。许多人还是看出了杜甫的潜力，比如李邕，李白和杜甫在东鲁游玩时，名士李邕专门跑过去认识杜甫，杜甫对此也颇为自豪，写诗道“李邕求识面”。

杜甫天命之年，诗名也渐渐传开，在诗坛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广德元年，在寓居梓州时，许多达官显贵都将杜甫奉为座上宾，杜甫也写了许多应酬、唱和的诗歌。

据元稹的说法，二人生前，就有“李杜”之称，当然，在世时的名气，杜甫还是不如李白。这种差距，我认为并非才气，而是诗作风格和时代不同。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想象奇瑰，豪迈不羁，并且他青年至壮年的时候，正逢盛唐，思想包容，文化发展也达到一个高峰。那些朝堂之上的士大夫，愿意看到这种诗风，同时也有精力和心思去发展诗文。

而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代表名作，诸如“三吏三别”，都是揭露了百姓的离乱与苦难，愁苦悲戚。那些在朝为官的士大夫，多半不会去提携写这类诗歌的文人。试想一下，他们给领导甚至皇帝介绍杜甫的时候：

有个读书人，诗写得真不错！领导一看杜甫诗作，“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种在统治阶级看来是揭短的诗文，终归不受欢迎的，哪位皇帝不想听些歌颂江山、粉饰太平的好话呢。

李白杜甫身后，唐宋对于二人的评价

1.中晚唐时期，虽有元白倡导新乐府，尊崇杜甫，但诗坛与官方亦不乏尊崇李白者

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又是两位一流的诗人，他们的诗学主张，是发扬《诗经》和乐府讽喻时事的内涵，令诗歌能够“补察时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总之就是要体现现实主义精神。

于是，他们十分推崇杜甫，杜甫擅于用乐府体裁写实事，如《兵车行》、《丽人行》等等，在他们眼中，杜甫于“新乐府运动”有开创之功。并且杜甫诗歌也确实写得好，在这样一流诗人的宣传下，杜甫想不出名也难。

元稹在为杜甫写墓志铭时，说过一段话：

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段话是很明显的扬杜抑李。元稹认为，李白诗歌虽然豪迈不羁，但是托物言志、古体乐府，都是不如杜甫的，然后一些诗歌的技法，和意境也不如杜甫，至于律诗，杜甫已是登堂入室，李白差了很多。

显然，元稹是先入为主，以自己提倡的诗学观念去评判二人，所以才会大肆称赞杜甫。韩愈虽然也提倡文章为时事而作，不过对于二人诗歌成就，他的观点比较客观。韩愈曾写诗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在他眼中，李白和杜甫同样伟大，不能因为自己主张一种诗学观念，就去贬低另外一种诗风。另外唐文宗向全国下诏书，御封“李白诗歌”、“斐旻剑舞”、“张旭狂草”为三绝。晚唐皮日休等人，则是比较推崇李白的。

2.宋代扬杜抑李，成为诗坛主流观念

至于宋朝，多是注重杜甫之诗，并形成了“千家注杜”的蔚然场面，以黄庭坚等人为首的江西诗派，更是遥尊杜甫为祖。江西诗派在北宋末年乃至南宋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其成员都尊杜甫为祖师爷，可见杜甫在宋代诗坛的地位。

另外一些横跨文坛与官场的大佬，对杜甫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光说：“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苏轼则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又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

尽管苏轼诗多宗法李白，但他还是认为杜甫是诗人之首。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修撰《新唐书》的时候，确定了杜甫诗史的地位。史书在古代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并且欧阳修又提及了杜甫对诗歌的贡献，言其：

至甫，浑涵汪汪芒，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

这种说话和元稹的说话差不多，认为杜甫集诗文之大成。元稹还用“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在他心中，杜甫是诗中的“圣人”，明朝的陈献章更是明确的将杜甫称为“诗圣”。

王安石则是杜甫的忠实粉丝，据说，有一次他见到杜甫的画像，竟然膜拜不已，泪流满面，还说“愿起公死从之游”。堂堂一代名相，说愿至死追随杜甫，可见其爱之深啊！

王安石在编录诗歌选集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排名，排在第一的是杜甫，韩愈排在第二，第三是欧阳修，第四才是李白。

众人觉得这个排名不靠谱，王安石则说：

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他认为，李白的豪放飘逸，是无人能及的，但正因为这种鲜明的风格，限制住了他，使李白只能止步于此。而杜甫包罗万象，收发自如，什么诗风都能做到极致。并且王安石还认为李白“言酒、色盖什八九”，说他的诗歌主题多是酒和女人，思想不高。

其实，王安石将李白排在韩愈、欧阳修的后面，显然有失偏颇，个人主观色彩太过强烈，可以说，这个评价与排名，是不甚公正的。不过在宋代文坛，诸多文人的看法是杜甫更胜李白，已然成为一种主流观念。

杜甫李白，交辉相映，皆光照千古

时间最终评判了一切，千年时光倏忽而过，李白与杜甫，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高山仰止，高不可攀。

一个是天纵之才，挥洒恣意，诗歌宛若天成，不加雕饰，一斗酒，百篇诗，令人叹为观止，李白将诗的自然不羁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李白是遗世独立的诗仙，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一个是诗人之典范，心中有天下，笔下自无私。他用诗歌，描绘了历史的深刻，用漂泊的人生，书写了伟大的思想，杜甫将诗歌的厚重深远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他是诗中之圣，是民族的脊梁。

两个风格迥异，才情绝伦的诗人，在生前，彼此惺惺相惜、携手同游、同床而眠，在他们逝去之后，何必要去将他们分个高低。

无论元稹、韩愈，亦或是欧阳修、王安石如何评价，终究不能代表后世之人，千百年的时光和无数世人已经说出答案：

李白与杜甫，交辉相映，光照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