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忽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中医彻底火了,以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等为首的“三药三方”走进人们的视线,充当了抗击病毒的主力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今年3月,中国中药材及中成药出口量为1.4万吨,同比增长29.9%。这主要得益于外国人对中医的信任程度日渐加深,有些国家的连花清瘟胶囊甚至卖到脱销,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神药”。

连花清瘟进非洲药店

作为中国人,看到这一切自然是很高兴,中医和武术一样,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但是近代以来,随着西医的涌入,以“治本”为主,见效缓慢的中医渐渐地被大家所遗忘乃至遗弃,其实,中西医一个重在预防和调养,一个重在应急和治疗,搭配使用方为王道。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总有心怀叵测之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私心,刻意诋毁中医,借此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民国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中西医之争”,这次斗争也差点让中医被彻底废止,沦入万劫不复之地。

汪精卫提议废除中医,民国元老当面怒斥

1929年,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私下操纵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企图废除已经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中医。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各地中医团体和名医纷纷致函国民政府,一个月后,全国二百八十多名中医代表齐聚上海,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奔赴南京情愿,要求政府立刻取消提案,为中医的存亡进行生死一搏。

这其中,又以当时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民国元老焦易堂最为愤怒,他四下奔走,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进行呼吁,号召大家抵制该提案,保护中华民族的祖传精华。

焦易堂是陕西武功县人,这里是中国医学老祖宗神农尝百草的地方,当地中医氛围浓厚。从小耳濡目染的焦易堂对中医有深厚的感情。相对于当时价格昂贵的西医,中医的许多药材都是就地取材,价格低廉,更加适合当时的国情。听闻汪精卫的废止中医提案后,他气愤的对家人说:我不是执业郎中,也不是药商,但是我了解中医,中国地广人众,在那些没有西医点的穷乡僻壤,中药材就是百姓的救命稻草,这是国粹,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谁要反对中医,谁就是国贼。

焦易堂不光这样说,他更是不遗余力的联合各方势力,共同反抗他心中的“国贼”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就拍着桌子直斥汪精卫:你说中药无用,那么你尝点砒霜看看,能到底有没有用?一句话说的汪精卫哑口无言。

最终在焦易堂等人的努力下,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只是改称中医为国医就不了了之。

贼心不死,变本加厉变相阻挠中医发展

贼心不死,变本加厉变相阻挠中医发展

虽然提案是废止了,但是汪精卫等人贼心不死,他们把持了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政策,变相废止中医。比如同教育部联合规定,中医在行医时,严禁使用西药和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传习所,不许使用学校字眼,阻塞中医人才的后备培养之路。妄图通过以上手段,彻底消灭中医。

这种小人举动更是深深激怒了焦易堂,他发动中医界召开代表大会,赴南京请愿,这次甚至惊动了蒋介石。为了提升地位,他联合多方人士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陈立夫为理事长,焦易堂亲自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

焦易堂并非因循守旧的官僚,他有眼光更有远见,早在民国八年就曾担任过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孙中山对他给予了高度赞扬说:“其为人也,端直温厚,不类近世子。”还指出:“经画西北,具见周详,毅力热忱,殊堪嘉尚。

焦易堂并没有一味的维护中医,他敏锐的看出了中医的缺点所在,也看到了今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他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可以说是推进中西医结合第一人。

正是在焦易堂的推动下,全国各省市纷纷筹建国医馆分馆,甚至在美国、港澳等地也都设立了分馆,最鼎盛时期,各处国医馆共一百一十九处,中医不但没有衰败,反而隐隐有中兴之势。

其实真正的明眼人都清楚,汪精卫之所以不遗余力打压中医,并非是对中医有所质疑,而是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为了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权力,限制焦易堂这个自己仕途上的一大威胁。二人都很早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期的汪精卫背弃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自然对当初的同道中人深深忌讳,欲除之而后快。

汪精卫本人不但不反对中医,甚至很是信奉,1934年,他的岳母患病,西医束手无策,不得已请国医馆副馆长施今墨往诊。结果药到病除,两日即愈。汪精卫感激万分,还专门命人赠送“美矣良医”的匾额感谢。

施今墨

不过当时汪精卫的言论蒙蔽了许多不甚了解内情的知名人士,比如傅斯年,就单纯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学术之争,纷纷发表言论,支持汪精卫废除中医药。一场关于中西医的大辩论闹的沸沸扬扬。

汪精卫成功点火后,又开始架空焦易堂,他召开会议指出,国医堂是学术团体,不应当承担政府职能,否决了焦易堂关于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的提案。

双方为此争论不下,汪精卫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私下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写信,他在信中这样写: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试图取得孙科的支持。

然而孙科对中医持有的是中立态度,并且也了解汪精卫的小心思,因此并没有过多搭理。最终他棋差一招,废除中医的阴谋彻底破产。

辞官办药厂,只为抗日救国

辞官办药厂,只为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战争的日渐深入,伤员越来越多,我们的后勤医疗物资捉襟见肘,大批伤病员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见到这一切,焦易堂睚眦俱裂,他以国医馆名义,在南京创设中医救护医院,亲自担任馆长。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全院就进入超负荷状态,日夜开诊,收治伤病员。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容伤员上千人。

后来随着局势的恶化,焦易堂带领医生们转战重庆设总医院救治伤兵难民,日门诊多时再次达一千余人。他还在重庆江家巷自家的住宅前,设立了中国制药厂,每日里督促全力生产药品,肝素粉、救急水、防疫丹等药品源源不断的从这里产出,送往抗日前线,拯救了无数生灵。

1940年9月,焦易堂干脆辞掉行政职务,专心打理药厂,救治前方抗日将士和各地难民。爱国华侨陈嘉庚也曾到药厂参观,并赞叹不已,鼓励焦易堂加紧生产,扩大规模,以济时艰。与此同时,焦易堂还抓紧开办培训班,训练出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解放后,焦易堂跟随国民党辗转来到台湾,晚年的他身体已经很差了,但是依然没有忘记复兴中医,他抱病组织参与编写中医教材,弘扬中医文化,最终积劳成疾,于1950年去世。

在焦易堂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日,他的儿子将一尊父亲的铜像捐赠给南京中医药大学(原首都国医院)博物馆,在捐赠仪式上,有人写了一首这样的诗:秦中杰士焦易堂,拯救中医英名扬。国难时艰挺国脉,急公好义堪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