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其实是个中性词， 聊聊正史之外的故事，坊间传闻野史之类的，正经古板的课本太严肃，比如用文学理论分析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你可能半节课就睡着了，但是如果我们来聊聊这些女作家的个人经历特别是情感经历，你是不是忽然觉得来精神了？

其实，不光是我们八卦，连知名作家自己也会好奇那些写作先辈的过往，比如这本堪称逆向种草的宝书《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你或许没看过这三位的任何一篇作品，但是你可能听闻乔治·桑是位爱穿男装的变装大佬，她还和音乐天才肖邦有过一段刻骨铭心之恋；你或许隐约知道狄金森用半生时间当宅女，不仅不出门，连她的文字也差点点消失于这个世界；你可能还听说外国人有几位情诗写得很好，其中一位是女诗人叫勃朗宁夫人。

这些都是模糊印象，可能来自只言片语的网络记录。我们了解一位作家，可以不必先要全部读完他们的作品，人生轨迹也一样书写着故事。

曾经写过《余震》的著名作家张翎，也承认自己的好奇，于是就有了上面这本书，在《三种爱》的里她说，“我必须承认， 当年我对这些女作家情感经历的兴趣， 远超过对她们文学价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对自己几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无羞愧忏悔之心。

正是对她们情感生活的追索， 引领我一步步地走入她们的头脑和心智。其实， 在那 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 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 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她们同时使用着脑子与身子，和男人的世界 展开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 激，同时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 她们被男人的身体征服， 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 她们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利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笔名， 悄然渗入瓦解并重塑男人的世界。

对这些文学女子的好奇，引发了我想在她们的生活表层撕开一个缺口，借以窥视她们心灵真相的欲望。这个欲望由来已久，却因故迟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几年前我辞去全职的听力康复医师职业，赢得了时间的支配权，才慢慢开始了对她们生命轨迹的漫长探索旅途。”

张翎去看了勃朗宁夫人的墓园，了解这位女作家身后和生前最后时光的故事，或许和我们草草在网上看到的大不一样，她讲述了一个神话的背面：

“这些年， 巴雷特家有人来看过她吗？” 我问。勃朗宁夫妇的独生儿子潘身后没留下合法后裔， 而巴雷特家族庞 大，应该还有很多旁系亲属。

“前几年有姓巴雷特的人来过， 他们依旧以她为荣。” 她说。

“遗憾， 他没来过。”我说。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话，前面的只是引子。

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是谁。我们同时陷入了沉默。

她去世后，他又活了二十八年。他先是带着儿子回到伦敦住了二十五年，最终和儿子搬到威尼斯，并在那里辞世。但他没有来看过她，一次也没有。来看她的是她的儿子。她去世四年后，他的朋友莱顿勋爵为她设计的大理石棺椁落成，他没来。她去世十四年后，她最钟爱的弟弟乔治写信给他，告诉他她的棺椁严重风化，他依旧没来。我狭小的心眼不能理解他的缺席，我和天底下的俗人无二，我希望那个以完美开始的神话，也能以完美结尾。

其实，他的缺席并不只是发生在她的身后。在她还在世时，尤其是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晚上他时常会把孩子留给她和女仆，自己独自外出，有时直到凌晨三点才回。在 罗马逗留时，他会在美酒晚餐音乐之后，跳上一驾马车去斗兽场，欣赏月光之下的古城。传记作家们写到这些场景时，总会加上注解: 这是她主动要求他这样做的，她希望他身心得到放松。

我神经的细触角从那些注解里探测出一丝维护体面的小心翼翼。真相也许是这样，也许不完全是。她罹病多年，虽有好转，毕竟体弱，又经过一次极为艰难的生产和 三次流产—— 其中一次几乎让她丧命。在那个避孕措施匮乏的年代， 她的医生一定警告过她再次怀孕的致命风险。她和罗伯特，还剩下多少床笫之欢的可能？他比她年轻六岁，依旧健康，旺盛的生命力需要释放。纯粹的精神吸引，能经得起多少日常琐事的损耗？消磁是物理现象，不能简单地使用诗情和善意化解。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应该是个寂寞的女人。要不，以她向来清醒睿智的头脑， 何至于深陷在通灵术之中，对与彼岸世界的交流有着不可理喻的痴迷呢?她死得太早，但也许死得正是时候，或许她死在了那个神话正要变馊的节骨眼上。那是一种好死法。

“你知道吗?他给她安排葬礼是草草了事的，还给她请了一位英国国教的神父—— 明知她憎恨英国国教。她死后，他把她的东西随意送给别的女人。”茱莉亚修女说，然后又轻轻一笑打住了，“我不该说那么多，有人该不高兴。”

他不是完美的，她也不是。她在《奥萝拉·莉》中显露的对贫穷和社会不公的愤怒与同情，不全是她个人生活的完美谐音。比如她道义上的慷慨大方，并没体现在忠心的仆人威尔逊和因悖逆父旨而深陷贫困的妹妹亨丽埃塔的身上， 尤其是在她从肯扬表兄那里继承了可观的遗产之后。

这个被塑造得完美无瑕的神话里，存在着一些不是几个注解就可以解释过去的裂缝。或者说，一个神话故事其实还可能有另外一个版本。只是后世不喜欢两个版本的神话，一个版本的故事容易记住，也便于流传。”

在艾米莉·狄金森笔下那条“只容得下两个相爱的人”的小径，张翎写道：“ 在艾米莉·狄金森去世一百二十九年之后，我来到了她的故乡艾默斯特镇。

那是一个七月天，阳光明媚，却没有暑气，风吹在身上竟有隐隐一丝凉意。这么多年过去 了，主街没改名字，还叫主街。我站在车水马龙的主街街口，往深处望去，当年作为主街上最引人注目的狄金森家园，如今只是茂密的树丛中若隐若现的一角屋顶。

天还早，狄金森家园的游客尚未聚集。或许它原本就是这么个寂静的地方，正适合艾米莉的心思。狄金森家园装修保养得很好窗明几净，地板踩上去也没有明显的吱呀声。只是那里陈列的，除了梅布尔当年使用过的那台需要手工拣字的打字机，没有几样是真正属于艾米莉的东西—— 它们是每一个细节都逼真的复制品。讲解员对狄金森家园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解说词里充满了艾米莉风格的细节。

游客除了我们一行三人，还有两对老夫妻，分别来自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他们是表亲， 相约一起出来旅游。

我们的第一站是狄金森家园的客厅。我努力将我看过 多遍十分熟悉了的那张狄金森家园楼层平面图在脑海里展开，与眼下的房屋结构进行对比，想知道罗德法官到底该坐在哪里，才不至于听见餐厅或书房的任何杂音？我的脚步不由地就有些小心翼翼，生怕踩上他留下的足迹。讲解员开始细心地解释壁炉架上那张艾米莉肖像所采用的银版照相技术，纽约的那对夫妻显出了一丝不耐烦—— 那只是我们行程的开始。他们很快离开，我们的队伍遭受了第一轮的减员。

艾米莉的卧室正在进行第N轮的装修，只剩下了一张床和桌子，也是复制品。站在窗口望出去，我看到了艾米莉当年描述的那条“只容得下两个相爱的人”的小径，只是路已经被踩老，泥土和草混杂在一起，有隐隐的苍凉。常青居在小径的那头，山墙重叠，依旧气派。门口停着一 辆大卡车，工人们在工作的间隙抽烟闲聊。我不禁叹了一 口气：这年头想找一个不在装修的名人故居， 几乎比找名人本身还难。

在卧室门口过道里， 我看见了艾米莉唯一存留于世的一件白衣的复制品—— 真品如今收藏在艾默斯特的历史展览馆。真品白衣据猜测缝制于 1878 年到 1882 年间， 艾米莉应该在四十八岁至五十二岁之间， 已过了创造力的盛 年， 正处在和罗德的蜜信往来期。

这衣服应该是呼吸过罗德的气息，染过罗德的指痕的。从复制品的尺寸来看， 艾米莉并不像一些传记中所描述的那么娇小消瘦，甚至有那么一丝丰腴。白衣的右前襟上缝着一个外兜，我已经从史料里得知它的用途：艾米莉拿它来装铅笔头和废纸片，以便在灵感突然来访时应急。

常青居是另外一幅景象。常青居的最后一个住户于1988 年去世，她在世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座房子的意义，所以一直小心地保持着屋子里的一切旧迹。推门进去， 屋里浓重的霉味让我立刻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那是苏珊一个世纪都没有散尽的怨气，于是我知道我将在这里遭遇历史。墙纸还是苏珊的墙纸， 一条一条地垂挂下来，老得不成样子。宴客的椅子也是苏珊的椅子，坐垫上的布料咧着大大的口子，只有苏珊的油画还勉强保持着维多利亚时 期的体面。

当讲解员跟我讲述鲍尔斯和苏珊的友情时， 随我们 一起进屋的那对康涅狄格州夫妇中的妻子迫不及待地问:“据说这里出过一桩很有名的婚外情， 你能讲给我们听听?” 她其实是想用“通奸”(adultery)这个词的，那个A音节已经溜到舌尖上，她又吞了回去，临时换成了“love affair”(婚外情)。讲解员和我对视了一眼，轻轻笑了笑， 说:“等等， 再等一会儿。”

我知道她微笑里的意思: 诗歌已死，就像小说已死、哲学已死、艺术已死一样，没有谁来这里是为了找诗。

在了解乔治·桑的八卦时，张翎查到了野史之外的那些被忽略的真正价值：

在查寻乔治·桑生平资料时， 我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 尽管乔治·桑戴着一顶“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的桂冠，但几乎所有的介绍文章，都没有在首要篇幅里谈到她的写作。 她数以百计的作品，只有寥寥几部被介绍进与她的母语法语相近的英语市场。人们更为关注的一直是她色彩斑斓的情史。人们对她私生活的窥探欲，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淡。 乔治·桑身上的衣装过于绚丽， 以至于迷了人眼，使得人们忽略了衣装包裹下的灵魂 ，以及这个灵魂在世上留下的不朽文字。我也未能脱俗，只能在浓妆重彩的八卦野史之后， 对她的写作作一个反高潮式的肤浅推介。

肖邦和乔治·桑的手模

1832 年， 乔治·桑出版了平生第一部独立完成的小说 《安蒂亚娜》。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沉重的婚姻枷锁 里挣扎呻吟， 急于逃离家庭束缚的女子—— 乔治·桑似乎根本没想掩饰女主人公和她自己的相像。写作此书时，乔 治·桑刚刚从和杜德旺男爵的婚姻中解脱出来。长达九年的积怨， 此时汇成一股尖锐的气流，借着她的文字横冲直撞， 将一切横亘在它面前的阻碍击打得粉碎， 婚姻制度首当其冲。在乔治·桑的语言里，婚姻制度不过是与奴隶制的人身占有相仿的“灵魂占有”而已。

《安蒂亚娜》引起的巨大关注震惊了巴黎文坛。其实最为惊讶的莫过于乔治·桑本人。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 中，她说:“《安蒂亚娜》的成功使我不知所措。直到现在 我都一直以为我的写作是没有重要性，也不值得引起丝毫关注的。可是命运偏偏不这样安排。我必须去证明那些我不配得的赞赏是有道理的。”

当最初的震撼渐渐平复， 巴黎文坛恢复了惯常的势利和冷漠，人们开始怀疑《安蒂亚娜》不过是那个衣着怪诞的女人无以为继的突发奇想时，乔治·桑很快写出了她的 第二本小说《瓦朗蒂娜》。在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她接连发表了《莱丽亚》等六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里都有一个不自由不幸福却渴望自由渴望幸福的女人。这个基调像一条显眼的黑绳索，商标似的贯穿了她以后的所有创作。 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女人对身体和灵魂的绝对自主权 :

人们认为把妇女问题中最神圣的东西—— 妇女在 社会和道德秩序中没有话语权—— 当成儿戏是非常正常并情有可原的。我庄严地起誓—— 这是我生命中最首要的勇气和野心所在—— 我一定要通过我自身和我的写作，把妇女从卑微的地位中提升出来，上帝会帮助我的!......让女奴社会也产生自己的斯巴达克斯吧。不在奋斗中成功，便在奋斗中消亡。

乔 治· 桑至死也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呐喊。 但直到她逝世七十三年后，她的呐喊才得到了一声响亮的回 应—— 1949 年，同在她的国土上， 一个叫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人，发表了一部名为《第二性》的著作 ，再次掀起了一阵女权的滔天巨浪。这一次，风暴席卷法国，波及全世界。

本文整理自《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希望可以激发你探究文学八卦的兴趣，更希望可以激发你拨开八卦探寻她们的文字和思想价值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