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县开国将军追寻纪实（三）

焦予玲

大军区在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中举足轻重，大军区司令员职务重要、地位重要、作用重要，新县开国将军任职大军区主官可谓独树一帜。

大军区是按战略区域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我军大军区体制，基本上按照原苏联军队的体制实行的。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整编 ，按国家行政区划调整为西北军区 、西南军区 、中南军区 、华东军区 、华北军区 、东北六大军区。五十年代中叶，扩编为13个大军区 ，分别是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福州军区。

六十年代，中央军委又对大军区进行了两次微型调整：１９６７年５月，将内蒙古军区调整为省军区，归属北京军区领导；１９６９年１２月，将西藏军区调整为省军区，归属成都军区领导，正式形成11大军区。此外，１９７９年５月，将新疆军区改称为乌鲁木齐军区。进入80年代后，我军又实行了几次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1985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个大军区合并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七大军区，并沿袭至今。

建国后，新县籍有3位将军先后担任五大军区司令员，上将许世友，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将郑维山，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少将李德生，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司令员

许世友，1955年3月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整整工作了17年头。从1955年至文革爆发前，许世友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国防和加强部队建设上，他奔波于海防前哨，深入基层和国防施工现场，首批带头下连队当兵，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狠抓合成军的训练和部队作风整顿，培养出南京路上好八连。1964年，他在叶剑英、罗瑞卿的大力支持下，总结、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许世友晚年经常向老战友们得意地说：“我那时当南京军区司令员有三件宝：好八连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有郭兴福。”

“文革”爆发后，许世友受到极大冲击。由于他反对造反夺权，把军队搞乱，被林彪、江青一伙视其为眼中钉。来自全国各地、各军的造反派先是游斗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其后开始冲击南京军区，军区几个副司令和副政委在接待造反派时，有的被罚跪，有的挨斗挨打，南京军区机关处于瘫痪状态。许世友这个毛主席的忠诚战士，开始对老人家发动的“文革”产生反感情绪，他亲自口授给毛主席和林彪的加急电报，指出地方不能乱、军队更不能乱，你们不管，我被逼急了要开枪，开枪了就会血流成河等等。

不久，“二月逆流”的消息传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被被揪出示众。许世友愤怒之极，对秘书说：“中央‘文革’有坏人，而且不止一个，小人得志。我摸透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不是搞文化革命，这个革命一点文化气息也没有，他们要打到中国共产党，打到忠于毛主席的领导干部，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许世友躲到了无锡某军，造反派居然跟追到无锡，扬言要活捉许世友。许世友气得跺脚叫骂：“老子又没吃萤火虫，这帮狗日的怎么知道老子到了这里？”此时，中央一再发文，要求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自觉到造反派中接受考验。许世友对此非常不理解，但又不能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思来想去，他决定以到部队基层检查工作的名义离开南京，到大别山革命老区躲避这场“大革命”。他对老部下尤太忠说：“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六安至金寨的独山，有我们军区部队。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这里打过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他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两天后又发一份电报，说自己得了神经性呕吐，到大别山检查工作时，顺便到军区126医院住院治疗。许世友也知道，自己给中央的电报等于公开了自己的行踪，于是这位粗中有细的将军和造反派玩起了“捉迷藏”，他先是住到126医院，随后搬到五局，又迅速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610部队。许世友亲自查看地形拟定武装自卫方案，对部队领导说：“什么造反派？他们是土匪，是流氓，一旦被他们揪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要行动起来，个个拿起枪，一旦造反派来了，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

1967年7月20日， 武汉 “7.20事件”后，全国掀起了 “揪军内一小撮”、“打到带枪的刘邓路线”的恶潮。南京主要街头上到处贴满了打到许世友的标语和大字报，“批许联络站”一个挨着一个，“揪许指挥部”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大门口。8月3日，南京许多造反派组织300余人，个个手执大刀木棍，冲进司令部大院，占领政治部机关，张贴和广播打到许世友的口号，威逼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交出许世友。8月6日 ，查抄了许世友的家，还要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10万人大会。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亲自给江苏省两派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许世友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要保的，不准你们揪斗许世友，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赶到南京，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许世友逃过了被揪斗的厄运。远在大别山的许世友得知情况后， 对南京大乱的局势忧心如焚，他不停地说：“毛主席上哪儿了？他老人家为何不出来讲讲话？乌云能遮住太阳？这场革命何时了？”

许世友决定到北京找毛主席，当面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但是行至合肥，因身体状况不能远行，又返回了大别山。他坚信，毛主席不会忘记他，总有一天会召见他。

毛主席怎么会忘记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特殊性格的和尚将军！据《百战将星丛书.许世友上将》一书记载：1967年8月18日，南巡的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许世友。许世友心情激动，哽咽着说：“毛主席啊，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都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你该管一管了！我许世友不要乌纱帽，你让我回家放牛吧！”说罢“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毛主席双手扶起跪在面对的许世友，关切地说：“世友，你受委屈了，快起来，有话慢慢说。”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打消了许世友的顾虑，他打开话匣子向毛主席畅谈自己的看法。第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有的部队不听招呼，军区党委也指挥不了。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没章法了。第二、“文化大革命”矛头不能指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亡党亡国亡军谬论。非把军队搞垮不可。第三、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百姓没饭吃。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要饿死人的。

毛主席耐心地给许世友解释:“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不准批许世友，你也回去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行吗？”

虽然仍有诸多问题一时让他难以接受，但是毛主席的表态如春风化雨，一扫他心中堆积已久的郁闷。10月1日，许世友应毛主席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共同欢度建国19年国庆。国庆之后又住进中南海，从此再也没有造反派敢找他的麻烦。

1968年春节，许世友就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全面禁止文斗武斗，并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谁再造反，先杀后报！”其后，在全省恢复工农业生产，很快使各行各业和社会秩序走向正常 。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在许世友的亲自监督下，于1968年国庆建成通车。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73年。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涉及到新县两名开国将军，许世友和李德生。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中，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在会上说。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毛泽东转向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

毛泽东接着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委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会议。

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在书房中接见了我军４６位高级将领，11大军区的司令员也在其中。毛主席主要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并同到会的每个人都握手、说话，老人家特地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则耐人寻味的话：“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

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

毛主席：“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

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就全部看了一遍。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主席：“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个是甄士隐，一个是贾雨村。真是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事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

许世友：“主席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

毛主席：“你这个人搞点文学吧……”

许世友：“应该搞点文。”

毛主席：“你能够看《红楼梦》吗?看得懂吗?”

许世友:“大体可以。”

毛主席：“要看5遍。”

许世友：“坚持看5遍。”

毛主席：“《水浒》不是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主席：“不怕，你就做周勃吧！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对许世友的高度信任，也让许世友陷入深思，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 在刘邦去世后铲除诸吕、匡扶刘氏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到底谁是中国的吕后？谁要篡党夺权？毛主席让许世友做周勃，是在提醒他提高警惕，保卫我党我军创建的人民共和国。

随后，毛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命令。毛主席想给王洪文创造一次机会，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少年得志，不知深浅，点起名来：“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最怕这个南京军区司令员。他壮着胆，又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得“咚”地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抬眼一看，不光是许世友，杨得志、皮定钧这些老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王洪文心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泽东。毛主席铁青着脸，一声不作。王洪文这才尝到了军队老将的厉害。

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刚才还桀骜不驯的将军们，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到！”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最后，毛泽东带领大家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再强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我军高级将领，表示坚决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丁盛后来因投靠“四人帮”集团，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1979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垂暮之年指挥了上个世纪中国对外的最后一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74岁高龄的许世友，宝刀未老，不减当年，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广西段总指挥。许世友临危受命，向党中央表示:“不打则已，打就一定要打好，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有多大牺牲，都要打赢这一仗！”他亲临中越边境勘察地形地貌，亲自部署部队进攻的突破口。在友谊关西侧的金鸡山，许世友拍着清末老蒋冯子材抵抗法军的炮台，壮怀激烈，心潮澎湃，他自豪地说：“我比老将冯子材大8岁呢！”

2月17日，随着许世友一声令下，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始。经过28天作战，攻克了凉山、同登、禄平、高平等20多个重要城镇和军事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建的大量军事设施，对越南正规部队及其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

攻克凉山后，党中央下令撤军，已经杀红眼的许世友恳求邓小平让他拿下越南首都，但邓小平考虑再三后还是否认了这一提议。

许世友望着军用地图 ，遗憾地在地图上比画：“全是平原了，坦克大炮正好发挥用场了，不要两小时我就能到河内。”许世友表示服从命令，同时又舍不得立刻撤军：“拱一拱，我再拱一下……”

他派兵前出谅山几十公里，吓得越南的政府机关纷纷撤出河内。接到报告，许世友哈哈大笑说：“吓屁了不是？撤了，屁滚尿流！”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为我国西南边陲的安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为对越反击战广西段的总指挥，许世友将军将永载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

中将郑维山，1969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82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的一次会议上说：“南有许世友（南京军区），北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对两位新县籍将军的信任和偏爱溢于言表。即使有毛主席的信任，郑维山在“文革”时期，也和他的老乡许世友一样，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没像许世友那样幸运，得到毛主席的直接庇护，而是在林彪折戟沉沙后，被冠以林彪余党的罪名幽禁八年之久。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已被评定为上将军衔的郑维山，在得知一位资格老、年龄大、职位高的同志被评为中将时 ，他立即和中央军委沟通，坚决让出这一名额，和那个同志调换。有感于郑维山的高风亮节，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请求，郑维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此之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两次要他出任华北军区主要领导职务，他都以自己政治水平低、难以胜任再三推辞，并举贤荐能甘愿充当副职。在担任华北军区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14年时间里，他工作扎实、成效显著，为机关、部队和华北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他亲自参加组织部队开展大练兵运动。在林彪推行“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和拥护罗瑞卿总长提出的“军训和生产不退”的工作方针。对华北军区的设防，更是不遗余力，不论是50年代对东线设防，还是60年代对西线设防，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对东线设防，许多工程布局、勘察定点、直至施工、验收和总结推广经验，他都亲自过问，踏遍了华北大地的山山水水，足迹留在了所有重要山头的沟沟坎坎。对全区主要坑道和其他战备工程的位置、情况，他了如指掌。由于他的精心筹划，严格管理，北京军区国防建设的进度、质量、节约、安全等，多年处于全军领先地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郑维山被抽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元帅领导的首都工作组的警卫组工作，主要任务是维护首都安全和接见红卫兵，他按照要求完成了周总理和叶帅交办的各项任务，确保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南下途中的安全。

1967年1月，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被林彪、江青一伙相继整倒，在事先未征求郑维山意见的情况下，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宣布由他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时值动乱之秋，他没有再向总理提出异议。从此，他一面挨整，一面工作，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困难工作时期。

郑维山非常反感凌驾于党和军队之上发号施令的“四人帮”， 多次顶撞江青。江青要整调到国家广播事业局不久的丁莱夫，郑维山力保丁莱夫是好人。江青提出“文攻武卫”，郑维山当面不解地问江青：“‘文攻’我懂，若实行‘武卫’，部队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五不该如何执行？”江青十分恼火。

郑维山对于林彪“敬而远之”。在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期间，四次奉召晋见，都是和其他同志一同前往，私下同这位“林副统帅”没有任何往来。林彪拉拢郑维山不成，遂把他视为眼中钉。为此编造出“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的罪名，先后三次大乱北京军区。

第一次是1968年“杨余傅”事件之后，林彪大造晋察冀山头和华北山头的舆论。江青立即加以解释，说“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在林彪指令召开的北京军区第十二次扩大会上,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一起上阵，叶群在会外煽风点火，以后林彪、江青亲自出马，大闹50多天，后因毛主席和周总理出面干预，郑维山才未被整倒。

第二次是1970年底陈伯达反党问题发生后，江青又把“华北山头”同陈伯达扯到一起。在没有得到中央的同意下，江青突然出席华北会议，大放厥词说：陈伯达是华北主义的“政治头头”、“太上老子”，华北山头是陈伯达反党的“后盾”，郑维山是陈伯达的“武将”，陈伯达、郑维山伙同反对林彪等等。这次改组了北京军区，郑维山被停职检查。

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叛逃坠机之后，江青等把“华北山头”的大帽子又从陈伯达那里拿来挂到林彪名下，说“北京军区是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郑维山是林彪的“大将”等等。事后，郑维山被逐出北京，解送安徽农场，被改名“老关”秘密监视，先后八次转移看管地方，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后才被找到，解救平反。1979年，党中央对“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 ”，以及强加在郑维山身上的所有罪名予以彻底平反。

1982年，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这时他已年近近古稀，但是工作热情不减当年，为落实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他带领机关干部三次勘察地形，跋涉于西北高原，行程7万多公里，详细修订了西北战区的防御作战预案。又组织全区团以上干部参加战役战术集训，亲自授课，多次组织现场讨论，在战役、战术、工程建设上落实了部队平时训练和未来作战任务相结合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协助西北地区搞好绿化，造福后代的指示，在部队营区绿化和帮助地方植树种草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绩。西北人民把他和军区部队誉为“绿色使者”。2000年，郑位山将军逝世。

李德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李德生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仍担任12军军长。在和平时期，如何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摆在李德生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他在实践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随着苏军顾问撤走及反对“教条主义”，我军短时间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训练方式，部队练兵无所适从。叶剑英元帅出任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后，制定了“以我为主”的军训方针。李德生召集会议时说：“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和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

1961年初，李德生带着军、师、团联合组成的工作组，到12军先进连34师100团2连蹲点，以期在基层摸到第一手资料，针对部队训练的不足，对症下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训练中，李德生看到战士热情高，劲头大，而干部训练缺乏灵活性，马马虎虎走过场，无章法无目标，甚至为了训练有“好成绩”，实弹射击专选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练战术专挑无障碍无坡地的平地进行。这种情形让熟知战场瞬息万变的李德生极其忧虑：“这样练出来的兵，怎么能拉到战场上去打仗？”

李德生对2连来了个突然袭击：敌人在离营区五公里以外的三角山“空降”，2连的任务是立即紧急集合，跑步前去“消灭空降敌人”。二连全副武装跑了五公里以后，李德生又下命令：改变方向追击敌人！二连到达三角山时，已经翻越了10多个山头，徒涉三条河流，全体战士非常疲惫。部队刚一到位，李德生立即发出新的命令：全连对准36个靶子，进行实弹射击，8分钟内射击完毕。结果可想而知，先进连2连只打出“及格”的成绩。

负责训练的二连副连长郭兴福对“突然袭击”式的考核想不通，李德生向郭兴福提了几个问题：“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

“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射程内，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

“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炮火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消灭敌人？”

郭兴福思考片刻，三次回答：“不行！”

李德生接二连三的提问，让郭兴福认识到连队存在的问题，态度开始转变。李德生顺势而为，和他做了一个下午的长谈，让他牢牢记住：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这次谈话，李德生发现郭兴福是个优秀的连队干部，是值得培养的好苗子。

李德生与军师工作组研究决定，在2连3班进行训练改革试验。派军作训参谋宋文皋 、师作训参谋吴亚东协助郭兴福训练战士，以期摸索和形成新的教学方法。

1964年12军在百将团即91团召开大比武竞赛,中为李德生。

在为期半年的训练中，李德生和谭友夫副军长经常到现场指导，不断研究解决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将几十年的实战经验和带兵经验传授给郭兴福和战士们。在李德生的亲自培养下，郭兴福和战士们的思想、战术、技术、体能得到极大提升，无论野外训练场地、“敌情”如何变幻，他们都能做到反应迅速，克敌制胜。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由此诞生。

新的教学方法受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高度重视，他对李德生说：“郭兴福要更兴，《霓虹灯下的哨兵》要更红！”在南京军区发起学习宣传郭兴福和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培养自己的“郭兴福”，并及时上报中央军委。

1963年12月24日，叶剑英元帅亲抵镇江，专程观看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表演，对郭兴福及郭兴福教学法大加赞赏，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建议军委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主席看了叶帅报告后，提笔在报告中“郭兴福教学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句子下面划一道红线，批示：“这一条红线我感兴趣。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我军传统法，而且有发展，主要是在新的条件下发扬。”李德生从此进入毛主席的视野。

“战场”上的郭兴福

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全军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运动，李德生因此名扬全军。南京军区在镇江举办干部集训队，郭兴福带队做示范表演。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的汇报表扬；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全军各军兵种军以上领导参加。1964年6月15、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郭兴福式尖子分队的技术、战术表演。郭兴福教学法在军队掀起热潮，随后推广到地方，带动了地方各行各业的“岗位练兵”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别有用心地污蔑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郭兴福教学法受到批判，郭兴福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批斗，精神遭受极大刺激，在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和老伴自杀未遂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后被长期关押，文革结束后平反，1985年死于车祸。 一次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随着“文革”的爆发，被彻底扼杀。李德生培养的郭兴福教学法以及随后开展的大练兵运动是我军训练史上一次伟大创举，它以其独特的辉煌镶刻在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历史上。

1967年7月，“文革”爆发后的安徽省局势失控，中央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失灵，造反派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武斗，并波及整个华东。危难之时，毛主席想到了李德生，亲自决定12军进入安徽控制局势。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在北京接见李德生，当面下达命令：迅速带领12军到安徽制止武斗，消除派性，稳定局势 ，抓革命，促生产。李德生率部进入安徽后，发现安徽局势比中央所估计的还要严重。所有公路、铁路、水路交通中断，合肥市成了街垒、堡垒林立的战场，军管会成了造反派开追悼会的场所，枪炮声不时划过合肥的上空。李德生派出军队，制止双方武斗，组织“三结合”，夺回领导权，利用所有宣传工具大造舆论，宣传党中央制止武斗的指示，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群众，揭露和孤立少数反革命分子。李德生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两派总部，召集其主要负责人集体或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收缴武器，使安徽省各地混乱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各地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登载，毛主席看后亲自批转全国。

1968年4月，李德生担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任省委第一书记。6月，由于芜湖地区的派性没有彻底消除，加之反革命分子的教唆和煽动，26日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造反派2500余人先后冲击驻芜湖的陆军、海军、空军机关和电台，砸开监狱，放出犯人，抢走机密海图及800余枪支、10万余发子弹、炮弹，34辆汽车，1300多名解放军干部、战士遭到殴打，一名战士被打死，整个芜湖地区陷入一片混乱状态。李德生亲自赶往芜湖解决这一事件，他孤身一人爬竹梯深入造反派的指挥部，命令他们交出被抢的枪支，立即停止武斗；他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手拿话筒穿梭于各街垒、各派之间，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经过他的说服和教育，各造反派主动上交了枪支，退出被占领的工厂、学校、机关，武斗得到平息，芜湖的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复。其后，他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揭露芜湖事件的真相，动员全省广大群众，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声讨这一事件。

李德生制止武斗的成功经验，《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行了宣传，他再一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赞扬。1970年1月，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作为毛泽东、党中央“老中青”三结合的中年代表，后因“四人帮”迫害，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1980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李德生平反，恢复名誉。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李德生调往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1973年12月至1985年6月，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他带领军区党委一班人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特定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的作战和设防原则，促进了东北战略区建设。他提出了组建合成军和在东北西部地区组建守备区的重大建议，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付诸实践。他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

1985年11月，李德生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委、党委书记，与校长张震一道，团结带领校党委一班人和全校教职员工，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积极推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和改革，为探索我军高级干部培训的新路子，为国防大学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1年，李德生将军逝世。

上将、中将、少将，许世友、郑维山、李德生三名新县开国将军，五大战区司令员，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但他们在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忍辱负重，履职尽责 ，在我军战区司令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