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爆发前两年，这个中国年轻人就对世界政治格局做出了神预测？|俄国|协约国|奥匈|巴尔干

历史研习社作者：任逸飞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首场浩劫，造成了总计3000多万人的伤亡和无可估量的经济损失。虽然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大陆，但自战火点燃以来，包括日本、中国、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都相继以不同形式参与到战争之中。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正式对德奥宣战，此后中国用“以工代兵”的方式向欧陆输送了14万劳工。

中国加入一战，使这场战争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早在一战爆发两年之前，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人便已经预感到了欧洲即将燃起的硝烟，并且试图去寻找这场势必降临的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一、《军声杂志》：蒋介石的战争预言

1912年，因刺杀陶成章事件，时年二十六岁的蒋介石避走日本，在东京创办《军声杂志》。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创办这份杂志的目的是要：“鼓吹尚武精神、研究兵科学术、详议征兵办法、讨论国防计划、补助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以及团结爱国志士，唤醒国人对国防安全的注意。

▲蒋介石所撰《军声杂志》发刊词（“国史馆”/蒋经国总统文物/文件/党政军文卷/军事建设，典藏号：005-010202-00110-007）

1912年的中国正是清帝逊位、民国肇造的崭新开端，而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欧洲大陆，这一年却难称平静。就在当年10月，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爆发危机，以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黑山）、保加利亚与希腊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土耳其宣战，仅用时一个多月，四国联军便席卷马其顿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进逼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

面对巨大的军事溃败，土耳其不得不呼吁欧洲列强调停。在英、法、俄以及德、奥这两大集团的参与下，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与巴尔干四国签署《伦敦条约》，放弃了除君士坦丁堡以外土耳其在欧陆的几乎全部领土，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五百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这场被后人称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危机引起了身处东瀛的蒋介石的关注，他很快在《军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的文章，对战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认为，此次危机虽然表面上是巴尔干四国与土耳其间的冲突，但其背后却牵连到欧洲列强：“欧洲列国，其对于巴尔干之关系最切者莫如俄、奥，而英国亦不能做壁上之观，于是法国为三国协商之主动，德国为三国同盟之中心，亦皆不能袖手旁观，以藐视一切也。”

巴尔干局势的风吹草动对当时的俄国和奥匈帝国来说都可谓生死攸关。自19世纪以来，在国内甚嚣尘上的泛斯拉夫主义舆论的鼓噪下，俄国朝野中有相当一批人将“解救”巴尔干斯拉夫民族，协助其摆脱异教徒统治，视为俄国的“不二使命”。而就在俄国日益以“斯拉夫盟主”自居，竭尽全力地操弄新兴的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之时，另一中欧强权奥匈帝国也开始插足巴尔干事务。

▲1914年的欧洲（红色为同盟国阵营、土黄色为协约国阵营）

1878年的柏林会议授予了奥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管辖权，至1908年，奥匈帝国正式将波黑兼并，使其国土与甫经独立的塞尔维亚接壤。由于塞尔维亚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一贯主张要建立一个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西起波黑、南达阿尔巴尼亚、东至马其顿，囊括巴尔干所有塞族人活动领地的“大塞尔维亚”，奥匈的兼并举动不仅极大恶化了其与塞尔维亚间的关系，也令长期在背后为塞尔维亚“站台”的俄国倍感恼怒。

1912年巴尔干四国突如其来的胜利，使得塞尔维亚的领土翻了一倍，经济和军事实力获得空前增长，奥匈认为无法再放任这个好战的邻国“坐大”，并已预备在外交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单方面展开军事行动，迫使塞尔维亚军队自新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北部领土撤军。然而，作为塞尔维亚保护国的俄国很快施加反制，1912年11月下旬，俄国在与奥匈交界的地域展开军事演习，两个大国间擦枪走火的危险陡增，正如蒋介石所言：“俄奥之现状已呈骑虎之势。”

蒋介石判断俄、奥在巴尔干的尖锐对立不会由于《伦敦条约》的缔结而有所缓解，同时他还分析英、俄间的关系也将由于危机的善后发生微妙变化：“盖英防俄之南下，恐绝其印度之联络者，已非一日。故太鲁太之海峡（即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迄今犹依然封锁，不使俄国自由出入于巴尔干，是为其最明而易知者也。故英俄之感情，无论其如何融洽，而其天然之纠葛，万难消灭······故英于土耳其之处分，尤不能不慎重周虑也······窃恐土耳其之处分，不惟为俄奥战争之导火线，而且为英俄冲突之引电机矣。”

▲奥匈帝国疆域（绿色部分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

英国在解决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所引发的外交僵局中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Christopher Clark在The Sleepwalkers一书中便强调，自1912年起，英国与德国都产生了与对方谋求缓和的愿望，处理巴尔干问题则为进行中的“英德缓和政策”找到了一块上好的试验场。由于英、德在巴尔干都不具有攸关切身利害的利益，两国也同样担忧被俄、奥在该地区的冲突拖下水，卷入进一场波及全欧的大战，因此英、德积极资助了1912年12月起在伦敦举行的大使会晤，迫使巴尔干危机各方，尤其是俄、奥两国达成妥协方案。

英国愿意出面约束俄国在巴尔干的行动，不仅是出于集体安全的考量，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英、俄在中东和内陆亚洲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地缘大博弈（"The Great Game"）再度死灰复燃，俄国自1911年起加快了它在波斯和阿富汗的渗透活动，不断蚕食英国的势力范围，这自然令英国朝野中传统的“敌俄”情绪有了复苏的苗头。

近年的一战史研究似乎可以佐证蒋介石所认为的英俄协作终将破裂的观点不无见地。Dominic Lieven在Towards the Flame一书中即指出，虽然传统上俄国在欧洲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打开由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但随着俄国耗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在巴尔干，它距离实现这个罗曼诺夫王朝的“百年大计”已越来越遥远。

更重要的是，英国为了防范俄国在中东的扩张，其在小亚细亚事务上也开始尝试与德国“划一步调”，并借此时机进一步巩固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尽管英、德于短期内“化敌为友”尚不现实，但在“三国协约”内部，英、俄间的裂痕日趋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Lieven认为1914年的战前形势某种程度上正变得对德国有利，至少在一场仅有德、奥与俄国参与的欧陆局部战争中，英国宣布中立的可能性极高。

▲191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其表兄弟英王乔治五世在柏林合影

二、蒋介石为什么关注巴尔干

不过，蒋介石的这番巴尔干时局分析并非是由于他对欧洲列强间的纵横捭阖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如同该篇文章的标题《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所揭示的，其落脚点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蒋介石关注巴尔干，是与他此时反复思虑的保全中国领土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帝逊位和民国建立，中国旧有的王朝秩序一夕崩解。可是旧秩序的瓦解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秩序的产生，学者汪晖即指出，在覆灭的清王朝与新生的共和国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延续性断裂”，该断裂体现在初生的民国政府缺乏有效资源来重新整合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力量，这直接导致了此后长期困扰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政局紊乱、社会动荡等等，而边疆的分离主义倾向则是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

在清代，中央政府对蒙藏等边疆地带行使权力，很大程度依托于当地上层人物对清朝皇帝或作为蒙古大汗或作为藏传佛教领袖的身份认同上，而有清一代也确实能善加利用这套别具一格的“统治话语”，因此即便在国力衰微的晚清，其对边疆的控制依旧得以维持。很显然，以“排满”起家的革命党无法分享清朝皇帝所独有的管理边疆的“法统”，尽管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新设想，但对于蒙藏上层分子来说，与过去同清帝之间的人际纽带相比，“共和”无法构成他们向新政府表示效忠的必要条件。

1911年12月，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在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宣布独立，自称皇帝，成立“大蒙古国”。与此同时，西藏当局发布“驱汉令”，并有计划地解除中国驻军武装。蒙藏两地的分离运动骤然加速，而英、俄外部势力的介入则为民国初年的“边疆危机”推波助澜。

自19世纪末起，作为“大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英、俄分别将西藏和外蒙纳入自身势力范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局动荡为两国进一步插手蒙藏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1911年7月，俄方于圣彼得堡接待了由哲布尊丹巴派出的外蒙使团，并承诺将为蒙古独立提供必要的军事、财政和外交支持。1912年12月，俄国胁迫外蒙签署《俄蒙协约》及《商务专约》，攫取了包括练兵、征税、开矿、筑路在内的各项特权，外蒙俨然成了俄国的一块殖民地。而在另一边，英国方面则打着“护商”的旗号，坚决阻挠民国政府派军入藏，使西藏游离于中央号令之外的状态长久延续。

当时国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蒙藏分离势力背后有英、俄为其奥援，中国如需彻底解决“边疆危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制定出因应两大国的有效战略。蒋介石在《军声杂志》发表的五篇文章几乎无一不围绕此议题立论。在《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剿抚蒙藏，直当作征抚英俄之代名词观耳”，由于英国的对藏政策较重视商业利益，且业已表态将“不诉兵力”，蒋介石认为不妨暂时搁置西藏问题，而倾全力征讨蒙古，对俄需抱有不惜一战的决心，即所谓“征藏不如征蒙，抚俄不如抚英”。

在《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及《征蒙作战刍议》两文中，蒋介石进一步拟定了出兵外蒙的全盘计划。他认为征蒙必将演化为征俄，所以必须做好与俄军正面交锋的准备，而俄国自日俄战后元气未复，且其在内陆亚洲的扩张已呈现“分割有心而经营不及，恫吓太过而实行无力”的弱点，因此中国若能集中兵力收复库伦，然后审时度势、待机而动，则外蒙或可一战而定。

▲1911年，外蒙古代表团在圣彼得堡

联系上面几篇文章，《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一文的旨趣便清晰明了了，对巴尔干危机中欧洲列强博弈的观察，正是蒋介石为其“抚英征俄”的总体设想寻求外部形势的依据。蒋指出俄国在巴尔干越陷越深，“其规划东欧之局势，正当旁午吃紧之际，东顾之志，抛弃殆尽，已不待言”，那么其显然无法再全力应付蒙古问题。他在文末建议民国政府应当把握此难得的机会，为解决“边疆危机”打开局面：“吾国今日外交之方针，苟能及是时与巴尔干无所关系之合众国竭力联络，再与俄国利害相反之英德意奥诸国活动运行，牵制俄国，俾其不敢东顾。”

三、崛起的关键要素

蒋介石的《军声杂志》只办了四期，即因资金短绌而停刊，此时他萌生了前往德国学习军事的想法。1912年底，蒋介石自日本返回浙江奉化老家，开始做前往德国留学的准备。

从《军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在一战爆发的前夜，青年蒋介石已经留意到了欧洲由于巴尔干问题引发的不稳情势；同时，他对欧陆政局变动与中国自身处境间密切的连锁关系有了深切体察，并试图在通盘考虑两者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应变之道。

蒋介石不会料到，他有关巴尔干危机必将引发列强间战争的判断在两年后一语成谶。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访问波黑首府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激进青年普林西普枪杀。一个月后的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此举引发多重反响，同盟国与协约国间勉力维持的脆弱“和平”至此宣告瓦解。随着俄、德、英、法、意大利、土耳其相继卷入，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战爆发了。

在当时的革命党中间，能具备像他这般视野的人显然是不多的。

蒋介石能够在纷繁的局势中迅速崛起，甚至成为引领中国抗击日寇的关键人物，在国际舞台上带领中国以“正确的姿势”坚持到了战争结束，没有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洞察力，哪里会做得到这些？

参考文献：

1.“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蒋经国总统文物

2.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党史会，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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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出版地不详，1978年。

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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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9.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