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两位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因观念不同起了冲突，差点闹到要决斗的地步，一对好友自此分道扬镳。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如此大动肝火呢？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里给出的说法是，当时两人在天南地北地聊天，一开始气氛相当融洽。后来屠格涅夫提到女儿正在从事的慈善事业，认为这是在实践泛爱人间的思想。托尔斯泰一听却有些恼火，他觉得这完全是惺惺作态，跟真正的大爱完全不沾边。
他用嘲讽的语气说：“一个穿着考究的女郎，在膝上拿着些龌龊的破衣服，不啻是扮演缺少真实性的喜剧。”
屠格涅夫本来很以女儿为傲，托尔斯泰的不屑让他既愤怒又受伤，接下来就是“闹剧”般的场面：屠格涅夫声称要揍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毫不退让，掏出手枪打算决斗。最后虽然决斗不成，但终究是不欢而散。在这之后的一二十年间，他们成了陌路人。
从这桩轶事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对所谓的“真实性”十分看重，他推崇真诚善良，厌恶虚伪和浮夸。这一点还影响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态度，他提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美感、分寸感和真实感。如果不能做到三点兼具，就不能称之为好作品，他的文学评论也大都以此为准绳。
最近读到《托尔斯泰读书随笔》，对托尔斯泰的“文学标准论”有了更深入和直观的了解。这本书收录了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评论、与友人、作者的书信往来，以及他读书的所思所感。
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跟印象中“不一样”的托尔斯泰，他“怼”起不满意的作品来，丝毫不留情面，特别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批评上，几乎可以说是“毒舌”了。
但读完全书又会发现，其实托尔斯泰的文学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读书、写作、批评、思考、生活，都是在践行一种独特的价值观：真实并忠于自我，永远是第一位的。
01 托尔斯泰的“评论套路”：熟悉的“你很好……但是”
身为文学大家，托尔斯泰免不了时不时要给一些小说作序、写评论，也会在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探讨对文学作品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文学评论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套路”：先抑后扬，先来个“你很好”，接下来的“但是”才真正进入主题，很有几分“糖衣炮弹”的感觉。
有时，他会花不少的篇幅、用委婉的辞藻做铺垫。他在致信彼·德·鲍鲍雷金时，先极尽溢美之词：“我深深喜欢上了您的才华”，然后又不无谦逊地说：“我的意见或许有助于消除那些遮蔽了您才华的有害的彼得堡文学灰尘。”
听起来，似乎言辞间还带着几分谦卑意味，不过千万别被这个表象欺骗了。到了批评环节，托尔斯泰的“毒舌”功力仍然显露无疑：您写得过于草率和锋芒；这是陈腐的表达方式，在您这里令人厌烦。
想必鲍鲍雷金在读信的时候，心情大概也会像在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置身云端，下一秒就被抛落谷底。
托尔斯泰给莫泊桑的文集作序时，先是提到屠格涅夫对莫泊桑人品的盛赞：“是个出色的儿子，出色的朋友，还经常跟工人来往，帮助他们。”又谈到自己阅读中的感受：“我不能不看到作者身上那种可成为才华的东西”“莫泊桑拥有的就是这种在一些事物上见他人所未见的天赋”。
夸了半页纸之后，话锋一转，重点来了：“但遗憾的是……”。之后的30页里，大都在指出莫泊桑小说中的“缺点”。
在托尔斯泰看来，莫泊桑的作品中叙述的流畅度、真诚性都没问题，最欠缺的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态度。莫泊桑用大量的篇幅写人们对“性”的追逐，忽略了底层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这种“不以道德完善为目的”的写作，和艺术杰作的标准背道而驰。
虽然这一做法在法国文学圈十分普遍，但对于关心农民、关注道德宣扬的托尔斯泰来说，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评论中，“但是”之前的内容更像是一层言语上的伪装，这个词语一出现，他的犀利和锋芒就会瞬间展露。
在一些情况下，他干脆就放弃了“伪装”，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曾批评易卜生的戏剧“全是杜撰，写得很差”，至于易卜生在欧洲的名声鹊起，他更是不屑地指出：“这只能证明欧洲创造力极度贫乏。”
02 从托尔斯泰到奥威尔：跨越时空的“莎翁戏剧之争”
在评论莎士比亚戏剧时，，托尔斯泰的“毒舌”风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他在晚年时写过一本名为《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的小册子，以《李尔王》为例，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他自比为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小男孩，直指莎士比亚戏剧的风行是一种“滚雪球式炒作”的结果，作品质量和声望完全不匹配。
神奇的是，在44年后，英国作家、《动物庄园》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也写了一篇名为《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臣》的长文，条分缕析地驳斥了托尔斯泰的言论，最后还不无讽刺地总结道：
“如今，40年已经过去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声誉丝毫未损，而那些试图诋毁莎翁者的文章，早已纸张泛黄，被世人遗忘。倘若不是托尔斯泰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著作傍身，他的那篇《论莎士比亚》早已不会有人再提及。”
从现实情况来看，奥威尔所言非虚，毕竟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过去数百年间，都是广受追捧的名作，托尔斯泰的批评声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与主流观念格格不入。
托尔斯泰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抛开莎翁作品本身的优劣不谈，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首先，托尔斯泰向来对所谓的“流行”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情绪。他在《致比鲁科夫书》中说：
“我的一种性格，不论是好是坏，但为我永远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对外界的带有传染性的影响：我对一般的潮流感着厌恶。”
对于生活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托尔斯泰来说，莎士比亚的名声早已如雷贯耳，无数荣耀的光环加诸其身。
不过，托尔斯泰一开始就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不太感冒，真正读了《哈姆雷特》《李尔王》等作品之后，内心的排斥感进一步得以验证和强化，得出了“莎士比亚非但不能被看作伟大的天才作家，甚至连最平庸的编写者都算不上”的结论。
其次，我们之前提到，托尔斯泰有一套严苛的“文学三标准”（美感、分寸感和真实感），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与此存在很大偏差。
在《李尔王》中，李尔王给三个女儿分家产的方式、葛洛斯特与两个儿子的关系，看上去都十分不自然，缺乏真实性。剧中人物的台词更是以夸张著称，动辄就冒出一大段箴言，让人摸不着头脑，分寸感拿捏得很不到位。
至于美感更是欠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大都有历史或文学原型，但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的改编，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布置上，都远不如原作来得精彩，更遑论艺术上的美感了。
再者，从出身背景和生活环境来看，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有着巨大差异，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理念。
莎士比亚出身低微，曾做过戏剧演员，他的剧本创作需要考虑观众的喜好，是一种直接面向市场的创作，因此剧本中出现插科打诨、夸张段子等，都在情理之中。
托尔斯泰虽然一直关心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但他本人出生于贵族之家，住在大庄园，随时有仆人秘书侍奉在侧。他追求的“真实”更多是面对自己内心，要遵循一套更严苛的道德标准和美学要求。
03 “真实”是一种创作理念，也是托尔斯泰的人生态度
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评论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声音，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批判虽然有其偏颇之处，但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名家名著固然有其权威性，但并非毫无可质疑之处。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诚信不疑”的观念在我看来是彻底没有主见：它是诚实的习惯，而不是诚实的信念。
托尔斯泰在文学上始终追求“真实”，不随波逐流，讲求独立的判断。他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莎士比亚是欺世盗名的“害虫”，也不吝于给予那些能够忠实描绘生活的写作者以溢美之词。
他对另一位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尊敬有加，虽然两人从未谋面，但在得知陀翁去世后，他忍不住流泪，并在书信中向友人直言：
他的艺术，还有才智，在我心中唤起了妒忌，在我的内心里只感到快乐。……（当我）读到：他死了。就像有一个支撑的东西从我身下撤出。我茫然不知所措，后来才清醒地意识到，他对我多么宝贵。
《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中，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作为语文老师辅导孩子们写作文，几个农奴家庭出身的孩子热情地讨论故事细节和框架，安排人物对话和动作。
出乎他意料的是，孩子们写出来的东西有着如此惊人的力量。相形之下，自己的文字反而显得矫揉造作，缺乏真诚的美感，直到孩子们帮忙指点之后，糟糕的状况才有所改观。
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莎翁的批评，绝非出于“文人相轻”，而是自己真实观点的表达。实际上，无论是面对经典名著，还是学生习作，他的评判标准从未改变。
在文学之外，托尔斯泰的人生态度中，同样有着对“真实自我”的坚守。
奥地利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将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列为群星闪耀的时刻之一。彼时的托尔斯泰，已经是83岁的垂垂老翁，家中妻子时刻关注着他的一言一行，令他倍感窒息。
这时，两个青年学生拜访托尔斯泰，邀请他参与到暴力对抗沙皇的活动中。虽然托尔斯泰敬佩他们的热情与勇气，但于他而言，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只有“爱所有人”才是正途。学生们尖锐地指出：“你在赞扬苦难的同时，自己却没有真正受难，为什么不亲身示范一下呢？”
这些话语让托尔斯泰感到无地自容，他开始正视自己的怯懦和逃避，毅然选择深夜逃离农庄，最后在一间寒酸破旧的火车站休息室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刻。
说来也是奇妙，托尔斯泰在几年前批评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时，认为李尔王的种种举动过于荒诞不经，是常人无法理解和做出的行径。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托尔斯泰的晚年“出走”，不啻为某种行为艺术，同样是难以理解的疯狂之举。他和李尔王之间，似乎有种隐隐的共通点。
莎翁戏剧里的真实性，在这一刻得到了验证。或许，这是命运跟托尔斯泰开的最后一个玩笑，又或者这传递出一个讯号：关于“真实”概念，其实可以有更广泛的外延。《战争与和平》是一种真实，而《李尔王》《哈姆雷特》所呈现的，则不失为另一种人间真实。
参考资料：
1、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读书随笔》
2、罗曼·罗兰，《名人传》
3、乔治·奥威尔，《李尔王、托尔斯泰与弄臣》
4、斯蒂芬·茨威格，《精神世界的缔造者》
5、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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