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孙子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古代通讯技术落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将帅统兵在外，应该根据形势随机应变，灵活采取军事战术，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宋朝结束五代乱世，与辽、西夏并立，边患严重，外战频繁。在这种形势下，北宋本应授予前线将领充分的战场决策权，允许其“便宜从事”，但宋太宗赵光义为代表的北宋皇帝为提防武将掌兵，实行“将从中御”的策略，导致北宋“外战外行”，屡战屡败，为人诟病。
公元979年，辽军大军入侵，宋军在河北满城一带迎战。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众将临机应变，改变宋太宗赵光义提前授予的“阵图”，大胆变阵，取得一场大胜，一雪高粱河惨败之耻。
背景——宋军北伐幽州惨败，高粱河狼狈败走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五月，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亲征北汉。
北汉是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曾多次强攻北汉。弹丸之地的北汉早已羸弱不堪，只能苟延残喘。宋军兵临太原城下，北汉无力抵抗，只得乖乖投降。
攻克太原后，赵光义信心爆棚，决定一鼓作气，挥师东进，收复幽州。
赵光义的决定遭到众将反对，因为进攻幽州不在提前决策之中，完全是赵光义一时兴起。幽州不是太原，辽国更不是北汉，未经充足准备，贸然进攻幽州风险很大。但赵光义被太原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的计划就是“出其不意”：
既然连我们都没做准备，辽国肯定也没准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赵光义指挥大军东进幽州。辽国方面确实准备不足，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幽州外围的大小城池不堪一击，纷纷举城投降，宋军很快包围幽州，开始猛攻。
驻守幽州的辽军在韩德让带领下顽强抵抗，宋军攻克太原后未经休养，久攻幽州不下，兵卒疲劳，士气下降；赵光义光试图速战速决，只顾猛力攻城，没有专门部署兵力阻援，而辽国紧急动员，不断驰援幽州，援军源源不断涌来，战场形势开始对宋军不利。
辽国名将耶律休哥率数万精锐驰援幽州，他在高粱河一带与耶律沙、耶律斜轸等部汇合，趁夜色发动反击。宋军师老疲惫，面对辽国的生力军，一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幽州城内守军趁机杀出，夹击宋军，宋军全线崩溃，仓皇南逃，辽军一口气追出三十余里，斩首万余。赵光义在混战中腿部中箭，狼狈逃窜，一直跑到涿州，才改乘驴车南逃，万分惊险地捡回一条性命。
高粱河之战宣告北宋第一次收复幽州的努力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应归咎于赵光义。
一方面，赵光义错误判断形势，低估辽国固守幽州的决心，做出轻率北伐的决定；另一方面，赵光义不懂军事，兵力部署不当，既没有预备部队，也未布置打援，导致辽军成功反击。
过程——辽军第一次大举南侵，满城被宋军击溃
高粱河之战，是宋军主动发起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打破了宋辽二十年的相对和平。
1、皇帝授图，诸将争议，临机变阵
宋军败退后，赵光义料到辽军可能会发动报复性反攻，便在河北一线部署对辽防务。宋军缺乏精锐骑兵，部队以步兵为主，重点部署在河北中南部一线，以崔彦进等镇守关南（今河北高阳东）；刘廷翰、李汉琼等戍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崔翰等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赵光义的这点判断还不错，当年九月，辽景宗耶律贤派辽军对宋军开展报复性进攻。
辽军兵分两路，东路攻河北，西路攻山西，而以东路为主攻，西路为副攻。东路军统帅是燕王韩匡嗣，主将是在高粱河之战立下大功的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大军于满城西（今河北保定市满城区）集结。
辽军兵力一出，宋军便听闻动静，三路联动，将兵力集结于满城，与辽军对峙。
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宋军却在纠结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排兵布阵。
按理说，行军布阵是统兵主帅的权力，但赵光义却横插一缸子，专门画了“布阵图”交给刘廷翰等人，叮嘱一旦两军交战，要按图布阵，把兵力排成八阵对敌，必能致胜。
刘廷翰、崔翰都是老实听话的好孩子，抓紧按照领导安排，在徐水（今河北徐水县）一带排兵布阵。
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瞭望，见辽军阵容齐整，兵势正盛，如果按皇帝给的阵图排成八阵，不仅每阵首尾不能相顾，而且每阵之间相隔百步，一旦被对方冲击，彼此不能相救，必定面临一场溃败。
赵延进认为应该临机变阵，合兵一处，主动进攻，他向刘廷翰建议说：
“主上委吾等以边事，盖期于克敌尔。今敌众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持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
赵延进的态度鲜明：即便违抗诏旨，只要能打胜仗，总比打败仗强。
但刘廷翰、崔翰不敢，质问赵延进：“万一不捷，则若之何？”
赵延进的回答慷慨激昂：“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
刘廷翰、崔翰仍然犹豫不决。
“布阵图”是皇帝亲手绘制，千叮万嘱要按图布阵。如果斗胆变阵，即便打了胜仗也是抗旨不遵守；如果打了败仗更惨，谁都吃不了兜子走，不是你赵延进一个人说担当责任就担当责任的。
这时，监军李继隆站出来说话了：“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
赵延进、李继隆敢这样表态，是有原因的。赵延进是赵光义的连襟，他老婆是赵光义第一任妻子的妹妹；李继隆是赵光义的大舅子，他妹妹是赵光义第二任的夫人，也是后来的明德李皇后。
有这两个“关系户”的保证，刘廷翰、崔翰终于决定变阵，改八阵为前后两阵。
这样一来，前后两阵相副，进可攻，退可守，可保宋军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镇守关南的崔彦进率部北上再转西进，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出师于辽军侧后，对辽军形成钳击之势。
2、宋军诈降，辽军轻敌，一战决胜
宋军列阵完毕，又派出使者到辽营诈降。
辽军统帅韩匡嗣是医官出身，辽景宗还没当皇帝时，他俩的关系就特别铁，所以才一路高升，当上了南京（今北京）留守，被封为燕王。辽景宗让他担任统帅南下，足见对他的信任，也想让帅韩匡嗣借机立功，但韩匡嗣完全不懂军事，一看宋军派人请降，还以为被自己吓到了，就准备受降。
耶律休哥见宋军阵容齐整，根本不像投降的样子，劝韩匡嗣严阵以待，不可轻信，但韩匡嗣不听，放松戒备，只以正面迎敌。宋军抓住机会，突然发动进攻，崔彦进部出辽军东北，崔翰、李汉琼部出辽军西南，刘廷翰部作为主攻，出辽军之东，三路合力攻击，辽军惊慌失措，仓促应战。
韩匡嗣这才知道兵不厌诈，他试图指挥御敌，但在宋军三面夹击下，辽军阵脚大乱，不听指挥，韩匡嗣见状向西溃逃，宋军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遂城，斩杀辽军一万余人后，大胜而还。满城之战以辽军溃败，宋军大胜宣告结束，西路军则被名将杨业所败，辽军第一次大规模南侵以失利告终。
分析——“将从中御”，赵光义对统兵将领的束缚
自高粱河之战后，宋辽战火高燃，辽军在其后二十余年间先后发动九次南侵，宋军则以被动防御为主，双方大仗小仗不下数十场，宋军胜少负多。满城之战是宋军为数不多的一次完胜，更是宋辽战场上一次“非典型性”的胜利，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北宋皇帝对统兵将帅的一贯政策——“将从中御”。
赵匡胤乃武将出身，以兵变建立宋朝，提防武将势大造反，因此以“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宿将典掌禁军之权，并对武将严加约束，但他本身是一名杰出统帅，深通军事，能对统兵出战的将领充分放权，“所用之将专而不疑”，先后消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
赵光义则不然，他猜疑心重，又缺乏军事实战经验，对武将束缚更加严重，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对统兵将领的控制，“将从中御”的策略即起源于他，在满城之战中得以充分体现。
1、分散兵权，互不统辖，不设方面主帅。
宋军对辽防御分东西两大战略地带，西为山西，东为河北。山西多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河北多平原，地势开阔，缺乏险隘，易攻难守，且适合骑兵奔袭，是辽军南侵的重点。
赵光义在高粱河之战后，安排重兵防御河北一线，主要统兵将领包括河阳节度使崔彦进、都钤辖刘廷翰、钤辖李汉琼、殿前都虞侯崔翰等。上述将领各自领兵，戍守一方，互不统辖。
当辽军大举南侵时，辽军以韩匡嗣为统帅，宋军三部分兵力共同御敌，原本应指定一个最高统帅，方便统一指挥节度。遗憾的是，赵光义没有这么做，他虽然授权崔翰“便宜从事，缘边诸军并受节制”。
但事实上，崔翰资历较低，官职是殿前都虞侯，官阶是观察使，低于崔彦进的河阳节度使、李汉琼的彰德军节度使，仅能与同为观察使刘廷翰持平，很难真正指挥其他将领。
这种“平衡式”的操作，确实可以降低武将拥兵自重的风险，但也导致了分散兵权。我们可以看到，三路宋军会合后，基本上是互相商量着做出决策，一旦诸将意见相左或发生矛盾，很容易导致将帅失和，各自为战，一场大败在所难免。宋军在后来的宋辽战争中就多次吃了兵权分散的大亏。
2、以亲信监军，掣肘将帅，干预军事决策。
监军制度源自唐朝，皇帝为加强对统兵将帅的控制，派遣宦官随军监督，称“都监”，俗称“监军”。
监军原则上只负责监督违法乱纪，不得参与军事决策，但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经常恃宠而骄，干预军队主帅决策，甚至左右主帅意见，受到将帅抵触，是个人见人烦的角色。
宋承唐制，实行监军制度，但汲取唐朝宦官干政的教训，不用宦官，而用亲信充当监军。赵光义派往各地监督驻守大军的监军，多是他的亲戚或担任晋王兼开封府尹时的心腹，他们未必懂得军事，却喜欢参与军事决策，胡乱作为、干预主帅军事决策者不在少数。
雍熙北伐中，监军王侁、护军刘文裕不懂军事，却逼迫名将杨业冒险出兵转移百姓，且违约不派援军接应，导致杨业孤军奋战，被俘身亡；宋军征北汉时，监军田钦祚气势凌人，多次与主帅郭进冲突，竟逼得官阶、战功都高于自己的郭进自杀。
满城之战中，担任镇州都监的是李继隆，他是赵光义的大舅子，其妹妹是赵光义的明德皇后李氏。赵光义的这一安排显然是对李继隆委以重任，让他利用自己监军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代表自己监督沿边诸将。
如果李继隆像王侁、刘文裕一样乱搞一气，坚持执行皇帝的“阵图”，满城之战必定是另一番结局。好在李继隆是名将李处耘之后，又有领兵作战的经验，识大体、顾大局，正是由于他的敢于担当，崔翰、刘廷翰等将帅才放下心来，敢于变阵，足见宋初监军对统兵将帅的掣肘作用。
3、亲授阵图，遥控指挥，命将帅按图布阵。
赵光义志大才疏，不懂军事，却喜欢指挥作战。亲征北汉、北伐幽州，都是他亲自指挥的战役，高粱河惨败并未让他汲取教训，反而自诩军事奇才，更喜欢操控战局，曾夸口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叮咛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意思是说凡是不听他安排的将领都打了败仗。
赵光义束缚将帅、操控战局的主要手段是“阵图”。
阵图是古代排兵布阵的阵法图，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唐朝时已不多用，却被赵光义当作致胜的“锦囊妙计”，经常使用。赵光义在安排河北对辽防务时，专门绘制了一张阵图，将之授予崔翰、刘廷翰，并且千叮万嘱，要求将帅按图布阵，不得变更。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张提前画好的阵图，一个远在京城的皇帝怎能应对这种变化？但赵光义却对此十分热衷，在他看来，打仗就像《三国》这类军事策略类游戏一样，完全可以由他遥控指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却苦了前线将帅，不得不把“阵图”视作圣旨，如同皇帝亲临，不敢变更。
可以想象，如果宋军将帅不敢违诏变阵，仍按赵光义的“阵图”排成八阵，留下巨大的空档，以名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的水平，肯定会窥准宋军的阵形破绽，换来一场惨败。宋军能得以变阵并诈降取胜，还真应该感谢对方有一位同样不懂军事，且同样顽固不化的主帅韩匡嗣。
结语
赵光义对军事指挥的热衷、对统兵将领的束缚、对战场形势的操控，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将从中御”策略。史料记载他“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就是对这一策略最好的概括，也是导致宋初与辽作战胜少负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将从中御”的驭将策略，在当时就引发不少将领甚至文臣的非议，不断有人上书请求“因机设变，观衅制宜”，赋予统兵将帅足够的指挥权，但更多的大臣却对赵光义大拍马屁，说他“料敌致胜，天之所授……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在这种毫无原则的吹捧下，赵光义更加飘飘然，也更加热衷“将从中御”，以致形成“祖宗家法”，换来宋辽战场上的更大溃败。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朝兵制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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