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处在风口浪尖。这种来历不明的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已感染了 500 多万人，死亡人数超过 33.8 万。世界各地的工厂因其倒闭，一些地方的经济陷入瘫痪，人们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从去年 12 月第一例已知病例被报道以来，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新冠病毒的起源，希望能尽早开发出疫苗。但与此同时，尽管科学家们一再声称病毒来自自然界，一场相互指责的游戏正在上演。

以下是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学家、研究员石正丽（以下简称「石」）的采访实录。

CGTN: 根据公开报道，您的团队是在 2019 年 12 月 30 号第一次接触到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样本，在此之后您的团队进行了哪些病原鉴定的工作？

石：2019 年 12 月 30 号下午接到样本以后，我们的团队首先就对这个样本，当时叫不明原因肺炎样本，我们对这个样本首先开展了冠状病毒的研究，因为我的实验室是长期做冠状病毒研究的团队，那么同时我们也对样本进高通量测序，以及病原的分离。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首先就确定了这些样本里边有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感染，那么也获得了它的全基因组序列，证明这个病原和已有的我们已知的病毒的序列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把它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后来我们和我们国家其他两个单位，同时在 2020 年 1 月 12 号，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同时我们也把其他序列上传到一个叫 GISAID 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库，供各国的政府、科学家用来做病原的鉴定，以及后边的疫苗和药物筛选使用。

CGTN：对于您来说完成了病毒基因组的测序和全球共享是否意味着您的工作就已经告一段落了？

石：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前期做的工作只是病原鉴定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知道它的遗传信息以及病毒到底是哪一类的病毒，实际上作为一个病原鉴定的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叫动物感染实验。这个动物感染实验实际上是叫柯赫氏法则 —— 只有通过动物感染实验，最后才能确定某一种病原是造成某一种疾病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后来，因为我们前期有一些积累，我们有一个动物模型，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动模型很快就是做了动物感染实验。实际上我们是在 2020 年 2 月 6 号就完成了一个转基因小鼠的动物感染实验。证明了这种动物可以模拟人感染的一些肺炎的症状。然后 2 月 9 号我们就完成了恒河猴的动物感染实验，所以说这两个动物感染实验都证明我们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是造成不明原因肺炎的一个病原。

CGTN：您如何评价疫情爆发以后，您和您的团队所做出的这一系列反应？

石：我觉得我们这次工作做得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没有耽误一天的时间，在同时同步进行，完成了病原的分离、基因组测序以及动物感染实验。

CGTN：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和您的团队有 10 多年研究冠状病毒的这样一个工作经验，它和这次抗疫做出的这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石：联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实际上是 2004 年开始从事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经过 15 年的积累，我们团队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技术、方法以及研究平台，还有我们的人才队伍。 所以这样的一个积累才能够使我们在应对这一次疫情的时候，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楚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

CGTN：您能具体解释一下是怎样的积累让您可以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反应，就像您说的，如此迅速吗？

石：我们通过这 15 年的研究，首先弄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 SARS 溯源的问题。那么通过 SARS 溯源的这个阶段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在自然界是有遗传多样的，我们把它叫做 SARS 相关病毒，这样的病毒的存在，那么这样病毒的存在我们发现就是说不仅仅是 SARS 这一种病毒，那么其他病毒是不是对我们人类也有潜在的风险？

所以我们一边是去了解它的分布，知道他的遗传背景，那么同时我们也在实验室里开展一些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我们来评估在自然界蝙蝠体内携带的这么多的 SARS 相关病毒，是不是都有潜在跨种感染的可能？

这样一个系列的工作实际上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经验和技术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核酸检测方法，以及我们的抗体检测方法，包括我们病毒分离的技术，这些都是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摸索，最后我们能够达到就是有这样的样本在，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去完成这个病原鉴定工作。

CGTN：您和您的团队是否也有展开国际上的一些合作？在这一次全球抗疫的大背景下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石：本身我们刚开始做这样的合作，就是奔着我们是为全球的人类健康做服务的，因为我们知道传染病研究或者新发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它需要全球的科学家，包括政府，应该是奔着一个开放、透明、合作的一个目的。大家一起来对一些新发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控制工作。

所以说最开始我们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合作，然后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互利互惠，然后相互之间能够尽快的或者说以最快的速度我们去了解自然界存在的这些病毒，不仅仅实验室的工作，我们还有野外的一些采样，还有野外的我们做一些预警模型等等，这是需要不同领域、受到不同训练的科学家一块才能完成的，单凭一个小团队是没办法完成这样的工作。

CGTN：一些这样的合作项目它的资金被暂停了，你肯定也了解到您的一些合作伙伴遭遇了这样的不幸。您怎么看待这些项目被停止的原因？

石：我认为现在就是把政治和科学搅在一起了，就把科学政治化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不希望看到目前这种状况。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传染病研究一定是要开放透明合作的，国际合作会给我们全人类的这种新发传染病提供很好的一个技术支撑，这是为全人类服务的。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CGTN：那接下来您下一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石：我下一步工作基本上可能还会延续前面的一部分工作，比如说做未知病原的探索。 我们知道自然界其实蝙蝠种类很多，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种类都非常多，那么我们现在发现的未知世界存在的未知病毒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要想很好地去保护我们人类，不再发生下一次新发传染病大爆发，我们必须提前去了解在自然界野生动物携带的这些未知病毒，提前预警，并且能够储备一些检测、预防或者治疗的药物和试剂，用于将来的这种预防和防控。

CGTN：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展开这样的研究。您认为理由在哪里？

石：这些病毒就在自然界存在着，你承认不承认它们都存在，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还会有下一次的爆发，那我们都不认识它们。

以下是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学家、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以下简称「袁」）的采访实录。

相信民众会逐渐了解真相，谣言终会散去

CGTN: 您如何看待自疫情发生以来，围绕着武汉病毒所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阴谋论和谣言，咱们有什么样的回应？

袁: 武汉突发疫情始料未及。在中央的部署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武汉人民奋力抗击疫情，竭力地挽救生命，要打赢疫情抗击的阻击战。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参议员抛出了病毒泄漏于实验室的这种谣言，病毒所的领导和职工被无情地转移到这种谣言的风暴眼当中，我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同时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广大职工能够排除压力，调整心态，与病毒赛跑，全身心地投入到抗疫科研活动当中。按照战时的科技模式，整合力量，开展了抗病毒药物的筛选，动物模型的建立，疫苗的研制，抗血清的制备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们的试剂盒也获准进行生产和应用。抗病毒药物的筛选结果也纳入了诊疗方案当中。灭活疫苗已经批准进入到临床一期二期实验。

除此之外，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平台、资源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支持全国的科研团队开展科研活动，包括恢复期血浆的应用，临床病理解剖，消毒剂的研制，环境安全评估等方面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科技抗疫科研工作。

其实我们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是同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和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开放、公开、透明的一个研究所，实验室更是这样。

我非常自豪地说，我们这个实验室的物理设施和管理水平，同现在运行的欧洲、美国的实验室都是一个标准。同时还有一支懂得生物安全和技术的科研管理和支持人员队伍。所以实验室一直在合法合规安全运行。实验室运行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发生病原的泄漏和任何人员感染的情况。

我这里要说的，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流行和爆发都会引起民众的关注。因为对传染病的这种恐惧、无奈加上对信息的不了解，所以很多民众自然地把疫情和疫情区域所在的实验室联系起来，随着我们信息的了解的更多，对实验室的了解，这种谣言会慢慢地会散去。

科研人员曾承受极大压力，但积极调整心态，投入到抗疫科研活动当中

CGTN: 我想知道自疫情发生以来，所有这些谣言阴谋论围绕着我们的科研人员，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这段时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袁: 我跟我们的很多科学家做过交流，在这一段时间，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苦楚和他们的难处，但是我们所有的科技人员尽管受了委屈和压力，还是一如既往地与病毒赛跑，还是想尽量地去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方法，更多的知识，让我们了解到病毒，让我们真正地为抗击病毒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们有人说过，我们是武汉人，我们看到武汉人民受苦，武汉人民经受这种疫情的打击，所以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和压力，同我们的武汉人民和这些病人所受到的委屈受到的伤害比较起来要小得多，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地做好我们的科研工作。

实验室之前一直与美国同行保持密切合作，今后也将扩大国际合作渠道，让实验室成为国际合作的交流平台

CGTN: 那么我们武汉病毒研究所同美国科学家的合作又是怎么样的？

袁: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在病毒学的研究领域，同美国的同行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也建立了很多的合作项目，包括石正丽老师开展蝙蝠的研究，也参与了美国的一些合作项目当中。其实跟着美国的这些合作的项目，实际上让我们对病毒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同时也让美国的同行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科技进展，来为下一步整个传染病甚至相关的病毒学研究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些好的一些基础。

那么我们在生物安全这一块和传染病的防治策略这一块，一直同美国的科技界保持很好的一些联系。特别是我们跟德州大学医学部，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美国）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主任，他也到我们实验室来过，我们就实验室的管理、运行、人员培训、信息共享，有很多理念是十分相同的，所以他也愿意来为我们的实验室的人员培训工作和一些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途径不断地去提升我们的科技支撑能力和人员水平。

那么正是因为这种合作才使我们研究所能够在传染病这个领域获得国际的认可。我现在觉得我们需要去加大我们的国际合作途径，加大我们的国际合作，能够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来吸引全球的科学家来我们实验室工作，让这个实验室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合作的交流平台。

本文来源：CGTN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