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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今学者多着墨于清初迁界之“事件史”研究，后将迁界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建立联系，然而对清初迁界的地理范围、迁民的数量与规模、迁民主体与地方官府安置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论者却鲜有关注。本文以浙江温州为中心，对顺治十八年这一地区沿海各县的迁界过程中，涉及的地域空间、人口土地规模及社会响应进行了复原和讨论。通过研究发现，清初温州沿海各县的迁界人口规模客观上超出了界内土地的承载能力，因而尽管官方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安置，但仍无法快速有效安置迁民，加之迁界施行之严酷，其对以文集、家谱、碑刻等文献为载体的移民记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温州；迁界；移民；地方社会

前言

学界在清初迁界问题上已有丰硕的成果，大体而言分为两方面：一为从“事件史”的角度来研究迁界始末及其影响，一为将迁界之事置于具体的空间作为区域整体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地方社会的变迁[1]。前者以谢国桢、顾诚、李东珠等学者为代表，后者以陈春声、鲍炜等人为代表。早在1930年，谢国桢就以详实的史料撰写了《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一文，详细论述了清初迁界始末、各省迁界情况、迁界的利害关系等重要问题，后又于1940年补充了部分文集史料撰写了《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补考》一文，两文后收入其文集[2]。顾诚《清初的迁海》是继谢国桢之后在清初迁界问题上论述最为清晰的文章，作者详细考证了迁界的提出者及实施过程，迁界给民众与社会造成的影响，此外评价了迁界的实际效果[3]。李东珠《清初广东“迁海”的经过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清初广东“迁海”考实》主要考证了清初广东迁海的目的与范围、迁界的经过及迁界的结果[4]。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将迁界纳入到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之中，探讨社会变动对区域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一文以广东潮州为空间背景，探讨明末社会动乱至清初迁界这一时间内沿海社会动乱的内部原因，揭示了不同的社会人群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塑造社会形态，如何让社会结构发生转型等问题。作者认为，迁界是当时“不清不明”的政治状态下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措施[5]。鲍炜在其博士论文《迁界与明清之际广东地方社会》中，通过清初的迁界与复界，复原了广东地方社会在重建之后由“乱”到“治”的历史过程[6]。谢湜也尝试着将迁界与区域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探讨[7]。

以往研究在迁界的“事件史”方面着墨颇多，后将迁界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建立联系，然而在涉及清初迁界的地理范围、迁民的数量与规模、迁民主体与地方官府安置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上却仍多有语焉不详之处。前辈学者的研究特别强调清初迁界的始末及其社会影响，民间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痛苦历史记忆影响着历史学家对迁界的价值判断，以至于我们难以在迁界现实与苦痛的集体记忆之间取得平衡，从而客观地去理解这种集体记忆背后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浙江温州为中心，探讨顺治十八年（1661）温州沿海各县迁界的地理范围、人口土地规模，进而评估当时官方在迁界过程中对迁民所采取的行为，厘清地方文献中对这次迁界的移民记忆和地方史实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温州为研究区域，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温州为清顺治十八年东南沿海迁界的重点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其区位而言，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南联福建，是浙闽重要联结之处，“瓯当闽浙之界，称南北咽喉，近海氛已戢，远岛荡平可纾”[8]，地理区位非常重要。历来东南沿海动乱都会波及温州，据民国温州著名学者孙延钊辑录的《明季温州抗清事纂》统计，自顺治十年（1653）至顺治十八年的9年时间里，郑成功派遣张煌言、甘辉、刘猷等重要将领18次前往温州筹饷或攻城略地，“所过米粟财物悉卷入海”，多个城池、卫所被攻陷[9]。沿海府县之钱粮与兵丁是郑氏军队的重要经济与军事来源，切断这些重要物质与人员的供给显然是当时清廷除军事征伐之外非常重要的战略手段。温州客观上作为闽、浙两省在物质与人员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之一，清廷在此迁界的重视程度自然不会亚于浙江其他区域。以往学者的研究多重视福建、广东两省的迁界研究，却较少关注浙江，尤其是温台地区[10]。

其次，温州在明末清初时留下了丰富的地方文献，其对还原历史现场有着直接的帮助。清初迁界研究方面，除上述孙延钊先生所辑之史料外，明末清初瑞安人朱鸿瞻[11]的《时变记略》、《竹园类辑》，永嘉人王至彪[12]的《玄对草》，乐清人李象坤[13]的《匊庵集选》，平阳人项师契[14]的《十禽言》等对此均有记述，深入地反映了温州及府属各县的迁界情况。此外，历经迁界的温州沿海之乐清、永嘉、瑞安、平阳四县，有三县（乐清、永嘉、平阳）保留了康熙年间所修之地方志，辅以其他方志、文集、族谱、碑刻等资料，让我们复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动向成为可能。

[1] 笔者基本赞成林修合对清初迁界研究的概括。学术界有关清初迁界的研究成果众多，林修合曾做过详细的梳理和评述，本文只回顾相关代表性论著。参见林修合：《从迁界到复界：清初晋江的宗族与国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第3-6页。

[2]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补考》，收录于氏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7-269、270-278页。

[3] 顾诚：《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4] 李东珠：《清初广东“迁海”的经过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清初广东“迁海”考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 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06页。

[6] 鲍炜：《迁界与明清之际广东地方社会》，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7] 谢湜：《明清舟山群岛的迁界与展复》，《历史地理》第三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0-98页。

[8] 康熙《温州府志》卷十四《兵防》，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馆藏刻本。

[9] 孙延钊：《明季温州抗清事纂》，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9-13页。

[10] 有关浙江迁界的研究有，张宪文：《略论清初浙江沿海的迁界》，《浙江学刊》，1992年第1期。谢湜：《明清舟山群岛的迁界与展复》，《历史地理》第三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0-98页。罗欧亚：《从迁界到展界——以浙江乐清湾为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2011年硕士论文。感谢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娜娜、李甲新提供罗欧亚的论文。

[11] 朱鸿瞻（1618—1690），字表民，号默庵，瑞安人。弱冠为府学生员，究心于濂、洛、关、闽诸学，晚年以明经授宣平司训，以理学闻名于当时。著有《竹园类辑》、《四书详说》、《时变记略》等书。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有清康熙十二年《竹园类辑》绿竹轩刻本及《时变记略》抄本，陈光熙主编的《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整理收录了两书部分内容。

[12] 王至彪（1596-？），字文虎，号积石，永嘉人。明崇祯二年（1629）拔贡，六年浙闱副榜，授南康知县。著有《玄对草》，温州市图书馆藏永嘉乡著会抄本，陈光熙主编的《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整理收录了该书部分内容。

[13] 李象坤（1612-1689），字宁侯，号匊庵，乐清人，后迁居温州郡城。康熙岁贡，工诗歌，善文辞。著有《匊庵集》等书。温州市图书馆藏有多个版本，分别为清初旧抄本、瑞安孙氏玉海楼抄本、永嘉黄氏敬乡楼抄本、永嘉乡著会抄本。陈光熙主编的《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整理收录了部分内容，蔡听涛将其整理成《匊庵集选》（黄山出版社，2012年）。

[14] 项师契，生卒年不详，明末清初人，字玄生（一作元甡），号仰平，平阳人（今苍南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诸生，著有《三蒲综核》等。《平阳县志》节录项氏《十禽言》。

一、都里之间：清

初温州沿海各县的

迁界范围

清顺治十五年（1658），郑成功率军从福建北伐，直捣南京。在此之前，郑氏军队命其将领领军在东南沿海各地征讨钱粮，在其败退之后，仍盘踞东南沿海一些岛屿，取钱粮于内地。清师并不善于海战，且海内未平，为坚壁清野，断绝郑氏在沿海钱粮的索取，清廷命东南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地方迁界，以三十里为限，迁界程度以福建、广东为巨，浙江、江南为次，山东更为次。闽广一带的迁界范围可通过杜臻的《粤闽巡视纪略》得到较为详细地复原[1]，而温州沿海各县的迁界范围并无此类详细记载，我们只能从地方文献中一些零碎记载予以推测。在温州的迁界中，也并非如清廷所谓的一概将沿海迁界三十里，而是将各种因素纳入考虑后加以区分对待。大致而言，“永嘉议将一都至五都濒海民内徙，以茅竹岭为界；乐清弃地九十，存里四十二；瑞安迁弃五里；平阳迁弃十余里。”[2]

1、乐清

明代乐清有34个都，成化十二年（1476）将山门乡二十九、三十、三十一都及玉环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都分属太平县[3]。入清后，乐清存有28都，136里。“顺治十八年，兵部尚书苏纳海、刑部侍郎宜里布同替抚巡视沿海，遵旨将居民遣入内地，扦椿立界。”[4]此次迁界，乐清奉令迁徙弃地94里，止存42里，康熙十年（1671）在对乐清图里编审后，仅存36里[5]。在清初迁界中，通常是以道里数为计，乐清所迁弃里数应为地方编审的里甲数。在此次迁界中，乐清所弃里数是原有编审里数的2/3之多，而至康熙九年复界后，在康熙十年重新编审时，所存里数竟还要少于迁界之际存留里数，是未迁界时里数的1/4。由此可见，清廷在乐清的迁界力度甚巨，对乐清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康熙二十四年编纂《乐清县志》时，编纂者不禁感叹道：“安土重迁，生民之情，自海氛不靖一时，谋国者不惜弃壤以绝寇！”[6]

在乐清迁界中，沿海卫所、盐场、民居是界外被迁弃的重点对象。入清后，尽管废除了卫所建置，但卫所军民后代仍留在原地居住，清军派有军事力量在此驻守。“磐石卫城……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海寇破其城，防将熊应凤力战而死，被害甚酷。十八年奉遣隳城。”“蒲岐城，顺治十五年，寇党据之。十八年奉迁隳城。”“后所城，（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与县同毁。十八年奉迁。”[7]乐清县治甚至也因迁界而被迁移。顺治十五年，乐清县治被毁后，县令僦居民间办公，而县丞衙、典史衙等官署亦被焚毁，县治各衙门于顺治十八年被迁至大荆，次年大荆筑城守御，直至康熙四年，县令窦三聘重建县衙后才得以回迁[8]。乐清东部濒临乐清湾，古称白沙海，滨海地带是为温州重要的天富北监场（清康熙三十九年并入长林场，雍正六年展复玉环）、长林场两大盐场。天富北监场宋代设于玉环乡，明初禁海后，遂将其迁至乐清白沙一带（今乐清县城东部），长林场位于乐清六都，两大盐场均在顺治十八年迁弃[9]。在乐清，留存界是自县东北之水涨西南，经巽坑、蔡岙、芙蓉、窑岙，瑞应乡之湖边，永康乡之芳林、白沙、县前铺，沿驿路至茗屿乡之塘下铺。界外的民居、水利设施、交通道路也都一并毁坏与废弃[10]，“徙沿海农民罢耕种，桑田而沧海矣。久之闸埭倾，溪河淤，潮汐汩没，田亩抛荒”[11]。

2、永嘉县

“顺治十八年，遣大人苏纳海等巡阅，尽徙沿海民于内地，毁堡、所、城垣、庐舍，弃置田亩基山池塘十万二千三百有奇。”[12]迁弃的范围集中在今大罗山以东的龙湾地区，永嘉场，即华盖乡之一至四都与膺符乡之五都，“自一都以至五都，负山濒海，有鱼盐之利，地虽斥卤，而民勤耕作，且习工匠。顺治十八年，以沿海迁弃”[13]。此外还有膺符乡之七都（今七都岛），“计十二里，编役一图，地名任洲、沙洲、青岙。本都四面临江，前经迁弃”[14]。

永嘉县所迁之地主要为永嘉场，自唐代既已在此设立盐场，经宋元发展，至明代已成为温州人文鹊起的富庶之地，形成了英桥王氏、普门张氏、李浦王氏、七甲项氏等望族，以及一系列的城镇与村落。顺治十八年的迁界，倏忽之间繁华之地毁于一炬。时人永嘉场士绅王至彪记述了其目睹之状况：“五十里余庐井稠，民风物望甲东瓯。罗山佳气钟台辅，蜃浦祥源毓素侯。子弟吴中推秀出，诸生鲁国尽名流。无端一炬灾诸族，目惨焦墟四望愁。”[15]

3、瑞安县

温州沿海四县的迁界，瑞安所受影响最小。首先是位于飞云江北岸的东山巡检司，“皇清顺治十八年，防海迁界，弃之界外”。[16]安禄庙山，“两岩蜿蜒入海，上有三港惠民庙，故名。去城东五里，顺治十八年迁界毁”，[17]是为今瑞安烟墩山。此次迁界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双穗盐场的迁弃，“自顺治十八年，奉迁海界，双穗场坛荡尽弃界外”。[18]

清顺治三年，瑞安、沙园、海安三所被裁撤，海安不设兵，沙园改为寨，在方志中并未说海安与沙园在顺治年间的迁界中被迁弃。因此，瑞安被迁弃的范围是相对较小的，大致为东山至双穗盐场一线，当然这也与宋代以来人口集中于温瑞塘河一线有关，直至今日瑞安靠近海边的区域，也并无多少人口居住。

4、平阳县

“顺治十八年，钦差内大臣阅视边境，迁金舟等乡民入内地，画界为守，以困海孽。”[19]在实施迁界之前，平阳县令高仪坤与副总兵张思达之间的意见相左，高仪坤主张平阳应依照瑞安例，迁界五里，而张思达却怀疑其收受贿赂，坚持要求迁界十余里[20]。从迁界的结果来看，显然张思达的主张成为平阳迁界的政令。在康熙三十三年平阳纂修的《平阳县志》中只有零星的迁界记录，但我们却可以从明隆庆《平阳县志》的记载中获得迁界范围。隆庆《平阳县志》虽为明人朱东光、侯一元等人编纂，万民华补遗，但经清人石金和的增补后，将清代初期的情况添入到该方志。我们可以透过迁弃的都图来确定清顺治十八年平阳的迁界范围，兹据隆庆《平阳县志》记载列举如下：

此次迁界中，平阳“各则田、地、园，弃置过半，所存图里十仅有四”[21]，清初平阳人口主要集聚在飞云江南岸的万全平原、鳌江两岸的小南平原、江南平原及南港平原区域，而这些区域又恰好为迁界的重点区域，所受影响不可谓不大。在平阳境内重要的军事据点金乡卫、蒲壮所也被迁弃界外[22]，卫所城池被拆毁，位于江南平原的天富南监场迁弃[23]。此外，调控整个万全平原与江南平原的沙塘陡门及阴均陡门亦被废弃，这影响了整个平原的水利调控[24]。因此，实际迁弃区域可能还要比隆庆《平阳县志》所记载的范围还要大。

总之，温州沿海四县在此次迁界中，乐清迁界中所受影响最大，而平阳、永嘉次之，瑞安在此次迁界中，所受影响最小，所迁范围也是最小。清廷在温州的迁界并非都是以“内迁三十里” 的方式处理，不同的区域其迁界的范围有较大区别，地形、区位、人口、个人决策都是影响迁界范围的因素（见图1）。

[1] 林汀水先生利用杜臻《粤闽巡视纪略》一书的记载，通过地名考证，简要复原了福建沿海的迁界范围。参见林汀水：《康熙元年清廷对福建沿海的迁界及其灾难》，《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6-215页。

[2] （清）孟锦城《东瓯轶事随笔》，俞光编：《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3] 隆庆《乐清县志》卷1《壤地·坊里》，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七年戊午温州务本石印公司仿印本。

[4] 康熙《乐清县志》卷2《建置沿革》，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馆藏抄本，不分页。

[5] 康熙《乐清县志》卷2《建置沿革》。缺略部分参照光绪《乐清县志》卷1《邑里一》，清光绪修民国元年刊本。

[6] 康熙《乐清县志》卷2《建置沿革》。

[7] 康熙《乐清县志》卷2《城池·卫所城》。

[8] 康熙《乐清县志》卷2《公署》；康熙《温州府志》卷6《公署》，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馆藏刻本。

[9] 康熙《温州府志》卷13《盐法》。

[10] （清）骞振飞：《严禁官役滥差需索长林场户碑》，祖应善：《磐石大营记》，吴明哲编：《温州碑刻二集》（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438-439页；康熙《乐清县志》卷3《贡赋·水利》，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馆藏抄本；

[11] （清）王度昭《陈令重修学宫修浚陡闸溪塘碑》，吴明哲编：《温州碑刻二集》（上），第448-449页。

[12] 康熙《永嘉县志》卷14《遗事》，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13] 康熙《永嘉县志》卷2《乡隅》。

[14] 康熙《永嘉县志》卷2《乡隅》。

[15] （清）王志彪：《哀乡党》，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16] 乾隆《瑞安县志》卷1《舆地志·城池》，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17] 乾隆《瑞安县志》卷1《舆地志·山川》。

[18] 乾隆《瑞安县志》卷3《田赋志》。

[19] 隆庆《平阳县志》卷1《舆地志·沿革》，明隆庆五年刊清康熙增钞本。

[20] 康熙《平阳县志》卷12《杂志·时变》，清康熙刻本。

[21] 康熙《平阳县志》卷3《贡赋志·图里》。

[22] 隆庆《平阳县志》卷1《舆地志·卫所》。

[23] 隆庆《平阳县志》卷7《公署》。

[24] 康熙《平阳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

二、土地与人口：以赋

役制度为切入的迁界

影响估计

清廷在顺治十八年八月发布上谕要求东南沿海各省能够妥善安插迁民[1]。然而在讨论清初温州官方安插迁民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清楚迁界过程中迁废土地的面积、受其影响的人口规模；在对这些基本问题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对当时迁民的真实状态和官方措施进行效用评估，进而对朝代更迭背景下的地域社会重建进行深层次的理解。

土地与人口问题是明清史学界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现存官方资料所载的相关数据却是令人失望的。我们并不能从官方提供的数据直接去解决清初温州迁界的土地与人口问题，而是需要在理解明清特殊的土地与人口登记制度基础上，利用相关的数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推导和估计。首先，就土地数字而言，据何炳棣先生研究，明清两代土地数字的性质极其错综复杂，官方所统计的土地数字并非实际的耕地面积，而是纳税单位[2]。有清一代，清廷从未在全国进行过全国性的土地调查，基本上是在继承明代的土地资料与土地登记办法的基础上做一些微小的补订[3]。清军入关后，顺治年间的土地原额是以万历年间的土地数额为基准，在适当结合明清鼎革之际各地土地存留与人口耗损后制定的土地原额数。

明初土地制度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出现了各种弊端，致使当局不得不实行丈量均税。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了所谓的全国性的土地丈量，丈量的目的不在于获得精确的土地数字，而在于保持原额下的均税，在一系列复杂的折亩统计后，最终获得了在均税基础上全国与地方的纳税田亩数[4]。温州在万历年间也进行了这样的土地清丈，万历《温州府志》卷5《食货·田土》云：“按五县田地山塘原额具有籍。……万历十年以后，各县次第清丈实在，不失原额，而虚粮为之一洗，官民两无病而已”[5]。清顺治年间温州五县的土地原额基本上继承了万历年间温州五县的土地丈量数据。这些丈量数据实际是建立在地方拥有的土地数、田亩质量及人口数量的基础之上的换算结果，其背后是一群实际缴纳赋税的田地与人口。因此我们可以将温州沿海四县迁弃的田地数作为迁界时土地废弃、人口迁移的代指标，从中可以看出各县的迁民比例与迁界的影响程度，但是这不应被理解为实际迁弃的田地与人口数（见表2）。

明清两代的人口也是极其错综复杂，据何炳棣先生研究，明太祖时期的人口统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相当接近现代人口调查，之后尽管这一人口登记制度依然存在，但统计的重点和方法却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上报数字与实际人口差异越来越大。明代后期某些地区和清代前期全国的所谓的人口统计数，只能被视为纳税单位。清顺治年间征调赋税的依据，来自明代后期各府县的赋役全书。“丁”成为赋税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清初的人丁编审既不代表人口数量，也不代表真正的成年男子人口，而只是作为这一阶段征收丁银的根据[6]。在温处台地区，丁银的征收是照人起丁，载籍人丁与实际人丁可能相差甚远[7]，但却不能就此认为人口的分布与丁银征收毫无关系，否则各县迁界后也无必要迁弃人丁，免除相应的赋税。实际上，温州沿海四县的迁界导致这一区域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后，失去生产资料的百姓自然也无法再承担相应赋税，迁弃相应的人丁数也应是赋税人口内部结构与地理分布发生变化的即时反映。在无其他可资利用的数据时，人丁数的迁弃程度也可视为一县在迁界中所受影响的替代性指标（见表2）[8]。

从表2温州沿海四县的迁弃土地数据来看，平阳县被迁弃的面积最广，其次为乐清县，永嘉、瑞安次之。然而就迁弃土地数占土地原额及迁弃人丁数占人丁原额比例最大的应属乐清县，其所受影响也最大，其次为平阳县，永嘉、瑞安两县再次之。就乐清与平阳相比，乐清人口比平阳更大量地集聚在东部沿海平原地带。在66.66%的迁弃土地上，乐清县有将近90%的人丁数被迁，相对而言，平阳县界内土地则更为宽裕一些，沿海即便迁弃的绝对土地数字要高于乐清，但其迁弃的人丁数大约为原额人丁的一半。换言之，乐清剩余33.33%的赋税土地，可能需要承担突然增加的全县将近90%赋税人口的生计；而平阳33.57%的赋税土地，可能需要承担突然增加的本县将近50%赋税人口的生计。无论就迁弃人丁的绝对数量还是界内土地要承担本县人口生计的比例而言，乐清显然比平阳承受的压力更大。此外，乐清西部的雁荡山区可资开垦的土地极其有限，而平阳西部的南港、北港有较大面积的河流冲积平原及低缓丘陵可供安置移民。

永嘉与瑞安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为永嘉盐场与双穗盐场，灶民是这一区域集聚的主要人口。具体而言，温州沿海四县中，瑞安被迁弃的土地最少，但迁弃的人丁与永嘉县大致相当，原因是瑞安东部的双穗场与永嘉场的灶丁数大致相当，沿海盐场被迁，灶丁自然被弃。然而永嘉的迁界影响程度要甚于瑞安，原因是永嘉场在宋元明时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密集的民户居住区，民户在此次迁界中也一并被迁弃。瑞安至今在最靠近沿海的区域仍然人口较为稀少，聚落主要集聚于塘河一线，因此实际被迁人口应该是要少于永嘉县的。

如果要做一简单评估，清顺治十八年的迁界中，乐清所受的影响程度最深，超过66%的赋税土地可能被迁弃，剩余33%左右的赋税土地可能需要额外承担突增的、全县近90%赋税人口的生计；平阳县所受影响次之，该县也有66%以上的土地被弃，剩余33%左右的赋税土地可能需要额外承担一时增加的50%左右的全县赋税人口的生计；永嘉县再次之，土地与人丁都被迁弃1/10以上；瑞安所受影响最小，尽管康熙七年仍续弃置7815.57767亩[9]，但它仍然是弃置土地与人丁最少的县份。从各县迁界情况来看，地方官府要在如此有限的土地上安置大批的迁界人口，显然不大现实。

[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顺治十八年八月乙未，《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4页。

[2] 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第三、四、五章，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第53-128页。

[3] 王业建：《清代田赋刍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39页。

[4] 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第77-81页。

[5] 万历《温州府志》卷5《食货·田土》，温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原刊本。

[6]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一章、第二章，第3-41页。

[7] 薛理禹：《清代人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115页。

[8] 张宪文在《略论清初浙江沿海的迁界》一文也述及温州府属各县在清顺治十八年迁界的人口损耗情况，作者虽怀疑人丁数过少而不可靠，但并未就清初温州各县的人丁数展开讨论。

[9] 乾隆《瑞安县志》卷3《田赋·土田》。

三、迁民与官府：地方社会的社会响应

清顺治十八年八月己未，上谕户部“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实为保全民生。今若不速给田地居屋，小民何以资生，著该督抚详察酌给，务须亲身料理，安插得所，使小民尽沾实惠，不得但委属员草率了事”[1]。在清廷发布诏令要求各地妥善安置迁民后，温州地方官员也采取了相应的安置措施。

既然需安置迁民，首先需要清楚迁民的类型。沿海被迁之民因职业各异，不能一概而论。概言之，大致分为灶户、军户、渔民、民户及部分官署人员。灶户是迁界中首当其冲的人群。温州沿海平原地区素来为产盐之地，自乐清天富北盐场、长林场以南，依次有永嘉场、双穗场、天富南监场，各大盐场居住了大量的灶民。如上文所述，这些盐场都在此次迁界中都被弃置界外，绝大多数赋税之灶丁原额也被迁弃。如清初永嘉县的原额灶丁为7412，顺治十八年全部弃置无征，占全部迁弃人丁的54.33%[2]。温州沿海的卫所入清后都奉令裁改，但城内军户仍留城内居住，顺治十八年沿海卫所大多被迁，城中军户内迁，如蒲壮所“于顺治十八年辛丑闺七月一日奉迁，大兵翌日抵蒲，尽驱男女出城。三百年之生聚，一旦俱倾；千万户之居庐，经燹而尽”[3]。渔民最为依赖大海，“鲛民蛋户非海不活，则以海株死”[4]，然而“皇清顺治十八年，沿海弃置，禁令森严，渔民由是失业焉”[5]。此外，原置于沿海的一些官方管理机构也受迁界影响，被迫内迁，如瑞安东山巡检司被迁弃界外，所筑之城亦遭毁弃，直至康熙九年展复后，才拓土重筑[6]。乐清、平阳在此次迁界中，民户是迁弃人丁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迁弃人群，对这些区域产生了深远影响[7]。

大量迁民被驱逐至境内后，生活艰难。我们从零碎的地方文献记载中可以推断温州地方官在安置迁民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第一、设立临时救助场所，提供暂时性生活救助。如在平阳，当时“迁民人众，界内屋少，贫而无亲戚者，凡庙宇及人家门外皆设灶设榻”[8]。康熙元年，郡推官稽宗孟在平阳县城东门外小桥头设置了“仁寿院”，作为迁民临时住所，在此设立粥场，分赐衣物、粮食等[9]。时人瑞安士绅朱鸿瞻描述，在“尽徙江滨之民于内地，堕其庐，潴其田，筑为边界，使内外不通，用以饥寇，寇不久当降”之后，“朝廷又恻然念曰：惟此迁人，艰于衣食，得无生变？是靖一外寇，又长一内寇也，于是敕所在有司为振恤之举。夫岂不知惠出于费，势有难给，虽赐食不能疗其饥，赐衣不能嘘其寒哉？亦不过借以感动其心，为弭乱计耳。”[10]为弭盗乱，赐予衣食，使其临时过渡。然而这些临时措施施行的范围与力度是有限的，并不能实际解决迁民的生计问题。

第二、给予荒地、闲田等予以耕种。康熙年间府学岁贡乐清东乡人李象坤在其《匊庵集选》中为多名在当时温州及府属各县任职的官员撰写过行状、寿序等，都不同程度提到他们对待迁民的措施。如康熙元年任温州镇总兵官的张承恩，目击“滨海数百里遣置界外，徙其民入内”，深知“民故业渔盐，非海不活”，“公恻然矜之，具牒督府，得于内地复其业，全活无数”，同时也约束兵马、尊重儒士，减少对百姓骚扰[11]。沿海的蛋户、渔民改行换业成了农民，“鲛人疍户、纹身杂鱼龙以戏者悉屈所伸，锄耕砩亩，海儌肃清”[12]。朱鸿瞻在康熙二三年亦特意撰写了《安插迁民议》一文供执政者予以参考，其中也提到当道者的安置措施，“乃今者振恤之令业已屡下，贷之粟矣，给之绵矣，散之钱矣，荒土使之辟，闲田授之业矣，内地之鱼予之捕，盐予之煮矣，谋画不一端”[13]。

第三、以官方之力，恢复或开放部分严禁之地以供生产，盐业生产即是其明证。因“温郡无盐，乃令杭商贩卖，价昂数倍，穷民食淡，有经旬不见盐者”[14]，康熙元年至永嘉任知县的王世显曾力主申请内地开煎，但遭杭商阻扰[15]，后浙江总督赵廷臣巡历温台时，见温台一带盐运久远、灶丁困苦后允许温州在界内烧煎[16]。尽管内地开煎的最主要目的是在于缓解温州无盐的困境，而实际上这也是安置部分迁民的措施。乐清“康熙三年，题明于界内白沙、芳林、大小芙蓉等处开坦一百五十六亩，每坦科银六分六厘四毫六忽，配丁一百五十七丁”[17]，永嘉“康熙三年题明内地开煎，议于六都茆[茅]竹地方开坦一百一亩五分，每坦科税银六分六厘四毫六丝，入本县鞭银征解，配丁一百一丁”[18]， 瑞安“至康熙四年，议于飞云两岸借垦民地，开坦九百八十亩，科丁九百八十丁，升课银一百七十两四钱零，立永、乐、瑞三字号征解。”[19]值得一提的是，在瑞安飞云江两岸开坦的不仅有瑞安灶丁，也有来自永嘉、乐清两地的灶丁，“又前顺治十八年，坛荡弃置时，永、乐、瑞三县迁民开垦飞云江两岸盐坦九十六灶”， 并设立了相应的字号，以供征解课银[20]。所开之盐场，有一部分实为界外之地[21]。虽开煎的盐场所配灶丁有限，但仍不失为一种官方有效安置迁民的方式。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即便是温州地方官员倾尽全力安置，界内土地存留量也不可能承载如此大规模的迁民。况且经明后期的发展，整个温州沿海、沿江平原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山区也兴起了一股开发的热潮，所剩之地多为水土条件较差的荒地、边角地、滩涂地等，其单位面积内所能承担的人口数量极其有限[22]。而沿海宗族被迁入内地后并未远徙，大都仍就近安置，这从迁民留下的记载和复界后的实际结果来看确实如此[23]。如永嘉士绅王至彪在被清军从永嘉场仓促赶出后，迁往内地后定居在永嘉上丘（近今吹台山）[24]，王氏撰写了几十首诗刻画内地凄冷生活景象、多次登山眺望永嘉场废弃的荒凉景象[25]，待复界后马上回迁到原来所在村落重建庐舍、祖墓等[26]。居住于平阳金乡卫城内的军户王之楫，因迁界而被迫迁至平阳西部山区，要求死后归葬故土[27]。在乐清宅前阮氏奉旨迁界时，族人青溪公等抱着族谱躲至雁荡山区，开界后重归故里[28]。尽管这类人群的具体数量我们难以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迁民对于迁界是处在一种观望和迟疑的心态，认为有可能随时重归故里，但又遥遥无期。

事实上，官方的安置效果是很差的，他们的重任仍是对郑成功集团的海防，对待迁民的安置有所怠慢，大多措施具有过渡性的性质。一方面是温州界内土地客观上无法承载如此大规模迁民，另一方面是官方对迁民安置的不力，最终导致大量迁民死亡。时人乐清士绅李象坤于康熙元年前后撰写的《郡司理嵇公建翠微山义冢碑记》描述了这种严峻的现实状况：

往岁抚恤迁民之役，制府委其事于公。单车狥下邑，遍及穷壤，集哀鸿以十数万计。已又愀然于露胔涂殡，曰“夫人也，故昔日登生齿之版者也。今乃宿莽棲之，砂砾委之，谁实为其父母焉者？”檄下所部，悉掩所暴骼，营万人坑……今春麾盖出西郊，陟翠微岭，瞩寺旁有废塔可容万骨，公有会于中。适予甥王某暨其叔氏某偕同学数辈憩于寺，公则顾之曰：“传不记郭元振事乎？诸子以天下为己任，矧此桑梓枯骸不能敛而归诸土，颡弗泚欤？”诸子唯唯。公又相其周遭，各拓地数百武，碑为“义冢”，计可悉瘗境内之骨。复布训辞，罕譬曲喻，若惟恐暴骸之俗犹未尽湔浣然者……[29]

“万人坑”和大量义冢的营造，或许文献存在夸张的描述，但不可否认的是迁界造成温州人口大量的死亡。这不仅是因为迁民居无定所、食物缺乏所导致，也是因为瘟疫的盛行。而瘟疫的盛行是因为迁民的尸体没有及时得到掩埋，同时也因饥饿或生活水平下降导致的体质下降，让疾病和瘟疫如影随形。平阳沿浦镇云亭《栢叶林氏宗谱》中记载：“前扦界时，瘟毒流行，十家九绝，二伯父义、三伯父礼并妣等俱于是年继没；祖妣刘氏亦卒于是年”[30]，林氏家族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也是所有被迁家族要面临的严峻问题。从迁界之始至展界复井之间，大量迁民的死亡和界内艰辛的生活，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则多有反映[31]，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民间记忆的自身历史观念的反馈与评价。

[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顺治十八年八月乙未，《清实录》第4册，第84页。

[2] 康熙《永嘉县志》卷4《食货志·贡赋》。

[3] （清）项师契《十禽言》序言，转引自苍南县志编纂委员会：《苍南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37页。

[4] （清）李象坤：《文林郎浙江温州府推官刘君墓志铭》，《匊庵集选》，蔡听涛点校，黄山书社，2012年，第194页。

[5] 康熙《永嘉县志》卷5《兵戎·渔税》。

[6] 乾隆《温州府志》卷5《城池》，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民国三年补刻本。

[7] 康熙《乐清县志》卷3《贡赋·户口》；康熙《平阳县志》卷3《贡赋志·户口》。

[8] 康熙《平阳县志》卷12《杂志·时变》。

[9] 康熙《平阳县志》卷6《建置志·公署》。

[10] （清）朱鸿瞻：《安插迁民议》，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第461页。

[11] （清）李象坤：《光禄大夫都督同知张公行状》，《匊庵集选》，蔡听涛点校，第179页。

[12] （清）李象坤：《寿水师李总镇序》，《匊庵集选》，蔡听涛点校，第268页。

[13] （清）朱鸿瞻：《安插迁民议》，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第461页。

[14] （清）韩则愈：《韩则愈杂记》，光绪《乐清县志》卷5《田赋·盐法》。

[15] 康熙《永嘉县志》卷8《选举·武科》。

[16] （清）李卫：《敕修两浙盐法志》卷11《奏议》，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社，第1206页。

[17] 康熙《乐清县志》卷3《贡赋·盐法》。

[18] 康熙《永嘉县志》卷4《食货·盐法》。

[19] 乾隆《瑞安县志》卷3《田赋志·盐法》。

[20] 乾隆《瑞安县志》卷3《田赋志》。

[21] 罗欧亚：《从迁界到展界——以浙江乐清湾为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2011年硕士论文，第21页。

[22] 罗诚：《明代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及其背景——以浙江瑞安为中心》，《历史地理》第36辑，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89-204页。

[23] 林修合关于清初福建晋江迁界和复界的研究，表明复界后回迁的人数虽不多，但大部分宗族回迁到故土。李晓龙关于清初迁界前后广东归德、靖康等盐场的研究，迁界并未对沿海盐场大宗族主要成员造成太大影响，相反还获得了宗族发展的机遇。考虑到温州大部分地区迁界时间相对较短，尽管可能有部分被迁家族已迁往外地，但回迁的宗族应该是很多的，与此同时也有新来移民的迁入。参见林修合：《从迁界到复界：清初晋江的宗族与国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第61-71页；李晓龙：《清初迁海前后的沿海盐场与地方宗族——以广东归德、靖康诸盐场为例》，《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

[24] （清）王志彪：《迁居上丘（三首）》，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第433页。

[25] （清）王志彪：《玄对草（后集）》，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第433-442页。

[26] （清）王志彪：《开界后出归故里》、《开界后喜瞻祖墓》、《见庐舍废址》、《百世述恨》，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第442页。

[27] （清）余象乾：《金城梅友王公志》，杨思好主编：《苍南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28] （清）詹鹏：《玉溪泽川重修谱叙》，蒋振喜选编：《乐清谱牒文献选编》，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13页。

[29] （清）李象坤：《郡司理嵇公建翠微山义冢碑记》，《匊庵集选》，蔡听涛点校，第137-138页。

[30] （清）林项：《林君鸣鹤先生墓志》，杨思好主编：《苍南金石志》，第69页。

[31] 温州地方文献中关于迁界前后的苦痛经历的记载不胜枚举，代表性的有：（清）项师契《十禽言·序言》，转引自苍南县志编纂委员会：《苍南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37页。

结论

通过以上梳理和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一、考证和复原出清顺治十八年温州沿海四县迁界的地理范围。温州沿海四县在清初迁界中所迁范围各有不同，迁界是根据沿海各县的具体情形做了区别对待。概言之，平阳、乐清被迁弃的面积最大，永嘉次之，瑞安所迁面积最小，但四县在此次迁界中所受影响都比较大。

二、以明清赋役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了清初温州迁界的人口和土地规模，认为界内所存土地客观上是无法承载如此大规模的迁界移民。乐清、平阳所弃土地数量大致相当（占土地原额66%左右），而乐清有近90%的赋税人丁被迁弃，平阳则有近50%，两县西部山区的土地客观上是无法承载如此大量突增的迁民。永嘉和瑞安所受影响也很大。尽管清初土地和人口数字不能作为实际的土地数和人口数，但仍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性指标予以衡量。

三、分析和评估了温州官方在安置迁民方面的措施。沿海多种类型的人群被迁入内地，官方尽管采取多种主要措施，但地方官的主要注意力在对郑成功部的海防，对迁民的安置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界内所存土地数量客观上无法承载大量突增的迁民和官方安置迁民的不力，是导致迁民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而这也导致时人在民间文献中记载了迁民大量的痛苦遭遇。

从清顺治十八年温州迁界的案例来看，尽管清初东南沿海地区迁界的实际土地面积可能并不大，但这一区域的人口和耕地主要集中在沿海的海积与河流冲积平原上，而清初迁界又恰恰主要针对沿海平原地区，尽管这一区域西部山区面积广阔，但耕地却非常有限，人口容量远小于平原地区，迁界造成界内土地数量客观上无法承载沿海大量的迁民。自诏令发布到实际执行之间间隔很短，迁界执行过程又非常严酷，官方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安置措施，但因当时地方的重任仍是针对明郑势力的海防，官府对迁民的安置效果大打折扣，由此造成时人记载了大量的迁界苦痛经历，这也蕴含了民众对迁界的历史评价。过去历史学家对清初迁界政策的制定、执行及其影响做了大量的梳理和探讨，完整复原了迁界的过程，并将迁界所带来的灾难主要归因于统治者的残暴，而本文则是尝试用新的角度去理解清初迁界给东南沿海地区迁民带来痛苦性历史记忆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