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极恐|深度分析“明末三大案”背后的政治失衡与败亡必然性|宦官|朱常洛|朱由校|李选侍|郑贵妃|魏忠贤

说起明朝的皇帝，明神宗万历帝绝对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存在，这位仁兄用“几十年不上朝”的行为艺术让历史牢牢地记住了他。但是这么一个甩手掌柜却是有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也正是在万历晚年，随着皇权、文官集团和宦官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复杂，逐渐牵扯出“明末三大案”。

所谓“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指万历朝及以后围绕帝位争夺的三次政治斗争，涉及皇帝、阁臣、宦官、后宫等多方政治势力。这三件案子本质上是各方势力为了围绕皇权而产生的权斗，三个案件看似各自独立，但实际上却是互有联系，甚至可以说是逐步延伸、扩散的，就好象一部剧集的一、二、三部或者上、中、集。“明末三大案”本身虽然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史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三大案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

为什么“明末三大案”会被史学界认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笔者认为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原因：1、“三大案”标志着皇权衰落；2、“三大案”导致明朝政治失衡；3、“三大案”的余波不断。

“明末三大案”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探究不止。笔者也曾写过一篇关于“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马案”的分析，在其中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众说纷纭的历史中，真相有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探寻真相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能带给我们什么的思考，最后的局面是什么。

01、“三大案”的来龙去脉

封建社会的皇权继承一直有“立嫡立长”的规矩，但是万历帝当时的皇后是没有子嗣，所以“立嫡”对于当时的万历帝来说，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退居其次，万历帝是应该立他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但是万历帝又有点偏爱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所以一度萌生废长立幼的想法。这一想法遭到了朝臣的一致反对，以明末著名的“东林党”尤甚。

万历帝也是人，也有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在朝臣们的“正义凛然”下，万历帝迫于压力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无怪乎人们常说“祖制和道德是对皇权制约最有效的武器”。但在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郑贵妃身边的利益集团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罢休呢？先是被立为福王的朱常洵也不愿意赴封地就蕃，随后是太子党与福王党的明争暗斗。但好在那个甩手皇帝万历帝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事情也没有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收买来刺杀太子的，该案史称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后，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万历就是不愿此事闹大。于是判了张差一个“凌迟处死”就匆匆结案了。事后，庞、刘两个太监也在宫中被秘密处死了，太子朱常洛地位却因此而更加稳固了。这个案件被认为是太子集团导演的苦肉计和郑贵妃集团蓄意谋杀的观点皆有之，但是由于万历的压制而草草了解，遂成秘案，诸多蹊跷已无可得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登基，是为明光宗，史称泰昌帝。明光宗登基仅仅十天，便一病不起。究其原因，竟是郑贵妃与泰昌帝当太子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中的“西李”交好，通过西李给泰昌帝进献了8名绝色美女。也不知道这8位美女有何魔力，反正5天之后，泰昌帝就腿脚发软、上吐下泻了。皇帝一生病，太医不急太监急呀，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赶紧献上灵丹妙药，泰昌帝一想到还有8位美女在等他，也就急不可待地吃了，结果病情加剧。

这个时候西李就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泰昌帝又收到来自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的红丸，听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泰昌帝也未及多想，当即就服了一粒，果然感觉好多了，于是又迫不及待地再来一粒。结果这个

“再来一粒”让泰昌帝第三天半夜里就去追寻他那尸骨未寒的爹去了。这起案件就是所谓的“红丸案”。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朝内党派纷争激烈，案件相关的首辅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成为众矢之的。后来在阁臣韩爌主持下，由新即位的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朝廷怕“红丸案”引发的各派争斗无休无止，只好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未澄清，又成一桩迷案。

泰昌帝死后，性格懦弱的太子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天启帝）被泰昌帝宠妃李选侍控制。为了把持朝政，李选侍和郑贵妃集团、太监李进忠（后改名魏忠贤）勾结，挟持天启帝，坚持居住在天启帝所在的乾清宫内不搬走，无法举行登基大典。李选侍提出的诸如封自己为皇太后的要求被朝臣拒绝，双方矛盾激化。“东林党”人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事件史称“移宫案”。

上述便是“明末三大案”的来龙去脉，表面上看起来事实清楚，过程简单，似乎没有太多可疑的地方。即便往更深一点层次去思考，也无非就是权力集团之间一种政治斗争而已。但是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这“三大案”的发展是否有一种急不可耐的感觉？频率是否太快了一点。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最喜欢的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去斗争，是什么原因让明末这些政客们如此的简单粗暴了呢？这“三大案”又什么直接影响呢？

02、“三大案”的直接影响

“明末三大案”还有一种叫法就是“乱明三大案”。

笼统一点地来说，明末三大案，本质并不是是非之争，而是派系斗争。朝野上下，宫廷内外，无不牵涉其中。频繁的翻案和斗争、无休止的权力倾轧，取代了财税、军事这些帝国命脉发展，成为统治阶级最为用心的事情。与此同时，大明朝廷面临的是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有东北女真人的不断崛起和进攻，即使偶有良臣勇将也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偌大的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丝崛起的机会和精力，乱明，由此而始！

具体一点来说，“三大案”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皇权衰落

“三大案”实质上是皇权争夺斗争的外显，无论布局者是谁，都彰显出明朝帝室对皇权控制力的衰退。梃击案和红丸案当事人明光宗甚至无法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移宫案中，后宫与朝臣争夺皇权的斗争已经公开化，演变为人身冲突，纵观移宫案始末，冲在第一线的始终是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的马前卒，杨涟时任兵科给事中，左光斗时任御史，约等于今日中央某部科级办事员，这些都反映出帝室对皇权的把控已经衰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2、政治失衡

王朝政治的稳定，一定是建立在多方实力互相平衡和牵制，并形成良性制约的基础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也是基于这一点。万历帝时期，晚明官场五极：皇帝、东林党、其他党派、后宫、阉党互相制约，尚能保持统治稳定。随着万历帝驾崩，三案迭起皇权衰落到极致，继位的天启帝朱由校不得不通过不断扶持不同派系，强行维持统治稳定。

以魏忠贤代表的阉党为例，天启帝继位初期，因为东林党有拥立从龙之功，其他党派很快一败涂地，后党的影响力更是忽略不计，因此出现了史书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东林党一家独大，当然与明朝前期和中期不同，这个“众正盈朝”更像是个笑话。明末三帝中天启帝尚算是有些权谋的，很快他就摒弃成见，扶持了当初移宫案对手李选侍的贴身太监李进忠组成了阉党，用来维持政治的平衡。这位李进忠有个更有名的名字-——魏忠贤，但即使如此，天启帝任期内并没有更多的作为，政治内耗败光了大明王朝的力气和运气。

3、余波不断

三案的余波并没有因为天启帝继位而结束，而是成为明末党争的重要工具，经历了两次大翻案，围绕着三案的斗争耗尽了明朝统治阶级的精力，成为压倒大明王朝这头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

第一次翻案

天启四年，东林党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让天启帝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在皇帝的默许下，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势已成，史载“政移忠贤，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动即掣肘，杨涟二十四罪上，忠贤狠刺骨……”，次年魏忠贤组织其他派系，开始重审三大案，东林党彻底失势，甚至杨涟死于狱中许久以后天启帝方才知道。

第二次翻案

崇祯帝继位，或是朱由检本身就是东林党的拥趸，亦或是魏忠贤权倾朝野引起了朱由检的不安，即位后的崇祯帝迅速查办魏忠贤并为三案翻案，东林党再次独揽朝中大权。

即使明亡之后的南明小朝廷中，因为三案引发的斗争依然延续，成为不同派系互相攻讦的借口和手段。三案的影响迁延数十年，直到南明朝廷覆灭，才算真的画上了句号。

三案背后的内斗，从万历朝开始，都是门派之争的重要话语资源和打击对手的武器，明朝在无休止的内斗中失去政治平衡以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失衡，越想平衡，越想平衡，越是失衡。最后，明朝这艘航行了200多年的龙船，不得不以“倾覆”来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

03、“三大案”的逻辑疑点

“三大案”的起因就是因为万历帝立太子这件事情开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谁能成为太子意味着很多人的利益归宿，有利益冲突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重新梳理一下草草了事的“三大案”，不难发现很多于常理不合的地方。

首先从“梃击案”说起：

1. 一介平民为什么能轻而易举闯入太子住处？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2. 张差被抓后的供词可信度有多高？张差被郑贵妃安排人指使他去杀太子，难道庞保、刘成还会事先把身份和背景都给他交代清楚？
3. 张差不是一个白痴，自知难逃一死，为什么没有选择更痛快一点的自杀？
4. 如果真是郑贵妃安排的一切，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难道单凭一个手持木棒的平民就可以轻易杀死太子？
5. 庞保、刘成最后被秘密处死可以理解为“息事宁人”，那么万历帝对郑贵妃的处理态度就存疑了，一个触动国本的阴谋者，居然事后没有收到一点牵连？
6. 太子在遭受到生命威胁之后，为什么能够“既往不咎”？
7. 最大的受益者福王为什么能一直活到崇祯年，直到大明江山将亡？

再来说说“红丸案”：

1. 朱常洛登基后为什么还能接受想害死自己的政敌郑贵妃送过来的美女？
2. 朱常洛得病后为什么会服用与郑贵妃关系较好的太监崔文升的药？
3. 朱常洛病情加剧后为什么会有一个鸿胪寺丞李可灼来献红丸？
4. 一颗红丸吃死一个皇帝，相关责任人居然最后都安然无恙，是谁在背后周旋？
5. 如果说有人要朱常洛的命，那么朱常洛死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6. 朱常洛死了之后，又是哪些人？以什么方式在收拢残局？

最后说说“移宫案”：

1. 为什么李选侍会不惜与郑贵妃结盟而谋求立后、不顾朝中大臣反对而欲据乾清宫“谋挟皇长子自重”？
2. 那些一向从容不迫、儒雅温和的“东林党人”为什么一改往日做派，失去冷静与理智，不计后果地去抢皇长子朱由校？
3. 为什么时当时官阶低微的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可以直接冲进皇宫抢人？
4. 是什么原因让一直视李选侍（西李）为养母的朱由校在登基后宁愿背负不孝之名也要毅然决然地去揭露、打压其宫闱恶行？
5. 李选侍的宫闱恶行真的就是“实至名归”吗？
6. 如果朱由校真的如此痛恨李选侍，为何后来又会重用李选侍曾经亲密的战友魏忠贤？

从上述分析来看，“三大案”本身就是疑点重重，再结合后面的反复翻案，从这些反常行为当中，究竟又是什么让我们忽略了的背后真相和底层逻辑呢？

04、政治逻辑背后的真相

上述的逻辑疑点都是基于假设“梃击案”的幕后主使是郑贵妃而推断出来的，显然这个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我们一种假设，用另外一种政治逻辑去重新思考整个事情的起末，或许真相就会呼之欲出了。

假设“梃击案”与郑贵妃无关，那么“梃击案”布局者的嫌疑就要落到太子党——东林党人身上了。东林党人作为“朝臣权力集团”的代表，希望在太子朱常洛身上获得利益最大化显然是说得通的。虽然东林党人拥立福王照样可以获得相同的利益，但是朝臣和帝王之间本身就有一个相互制衡。拥立太子更能从“道理”上说得过去，所以万历也无能为力，只能立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正是因为来自万历和东林党人之间的矛盾，使得万历心中一直不痛快，所以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一直不稳定。东林党那帮专门研究政治和历史的人，显然看出来其中的风险。所以自导自演了“梃击案”这一幕苦肉计，矛头直接指向最大的威胁——郑贵妃和福王，事实上福王朱常洵已经先前一年到洛阳就蕃了。

万历显然是了解这其中的龌龊的，但是让朱常洛接位已经是大势所趋，同时万历也不想冤枉自己最宠爱的郑贵妃和福王，所以注定只能采取“和稀泥”的方式将案将草草了结。秘密处死两个无辜的太监算是万历和东林党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太子朱常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力，而且事情毕竟是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自然没有必要穷追猛打了。东林党人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更没有必要去继续激怒尚在帝位的万历。

所以，“梃击案”就在大家的心照不宣中结束了。

等到朱常洛登基后，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摆脱东林党人的摆布，而且他心里十分的清楚郑贵妃其实很无辜，并且已经向现实妥协了，所以朱常洛才会放心信任郑贵妃。从战略角度上来讲，要削减东林党人的影响，还需要借助郑贵妃的力量。

至于李选侍就更没有理由要迫害朱常洛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朱常洛最宠爱的妃子，朱常洛好好地活着，她的利益才有保障。至于历史上说她勾结郑贵妃，推选郑贵妃为皇太后，让郑贵妃推选她为皇后，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在争权夺利上的一种急功近利和一种小聪明而已。而这种小聪明恰恰是败在势力更强大的东林党人手里。

东林党人经过朱常洛上台后的一连串举措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扶持上台的皇帝原来背后别有用心，自然难免狗急跳墙。如果朱常洛是因病而死，最合理的死法也应该是死在太医手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鸿胪寺丞李可灼来献红丸，直接导致皇帝毙命？这背后如果没有人刻意给这次事故开口子或者谋划组织，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此时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幕后黑手就是东林党人。

朱常洛死后，李选侍孤儿寡母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况且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李选侍再蠢她也知道这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操控这一切。出于自我保护也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李选侍选择“挟持”年幼的朱由校坐地起价。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朱由校是由李选侍长期抚养成人的，两人的感情基础很好。而且李选侍对朱由校的抚养权力是经过朱常洛许可的，李选侍的亲生儿子夭折了，一直把朱由校视为己出。

最后，“移宫案”又在东林党人的猛冲猛打下草草了事。但是，时任都给事中的杨涟、御史左光斗能够直接冲进皇宫中去抢夺朱由校，本身就已经足够耐人寻味了。而一向温和的文人们，这时表现的急不可耐的样子，更引人遐想。

朱由校继位后，也是十分清晰地感觉到身不由己，就连对自己的养母李选侍都要违背初心地去诋毁、打压。所以在根基渐稳之后，又刻意培植了乳母客氏和魏忠贤的新宦官势力集团，用来制衡东林党。后来也恰恰是魏忠贤大势渐成的时候，对“三大案”进行第一次翻案，并借此对东林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尔后，宦官集团和东林党围绕着“皇权”反复厮杀，此处就不展开讲了。但是，从这种政治逻辑的分析结果来看，“明末三大案”就是一部精彩的权谋剧。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东林党就是导演兼主演，但是东林党无疑是其中戏份最多、份量最重的一个角色。

05、历史真相背后的残酷

在“移宫案”落幕后，年仅十六岁的光宗皇长子朱由校继位。这位重启了重用宦官模式的熹宗，在位七年，其间党争最为酷烈。朱由校也成为了明朝继武宗之后又一位因落水而导致病亡、因无子而兄终弟及的大明天子。

崇祯帝朱由俭接替哥哥朱由校的皇位后，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大明王朝已经开始倒计时了。至于后来东林党人和宦官集团是如何进行权力斗争的我们暂且不提，仅从“明末三大案”这段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权力斗争的背后，所谓的道德节操、所谓的文人风骨、所谓的光明磊落、所谓的家国情怀……统统都是可以抛诸脑后的。权力斗争就是这么残酷。

东林党、后宫、宦官把大明的锦绣江山当作了争名夺利的棋盘，最后把大明的棋局搅得一塌糊涂。而大明的皇帝们作为江山的守护人，更多的时候因为无能而心有余力不足，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江山、祖宗基业在自己手里衰落、败亡。实在是可悲又可叹。

而最可悲的，也最残酷的是，东林党作为文人代表，在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家国情怀和文人修养，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无所不用其极。更让人心生悲哀。

虽然说政治斗争都是残酷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是，东林党人如此难看的吃相确实让人心生厌恶。虽说，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皇帝、宦官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就明朝灭亡最后的结局来看，能够忠于这片土地和江山的人也恰恰是皇帝和宦官，反观东林党人在国难当头时的表现，让人不得不质疑长期的权力斗争已经迷失了那些文人的本性，彻底地腐化成了“蝇营狗苟”的小人。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当其中坚力量和骨架支柱——文人集团都变得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人时，这无疑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悲哀。这种悲哀恰恰验证了权力斗争的残酷。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明朝在经历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后，经济、政治全面复兴后（要知道万历年间还有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却在短短几十年就迅速走向了无力回天的地步，也并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