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6日，一个寒冷的日子。 当晚8时06分，六盘山区剧烈晃动，暴发了史上有名的海源大地震，造成23.4万人死亡，作为震中的海原县竟死亡73604人，占全县实有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震后，太多的家庭妻离子散。善良勇敢的回汉各族人民敞开怀抱，打破禁忌，在废墟中重新组建起一个个家庭。树台乡韩庄村一户汉族家庭兄弟4人被从废墟里刨了出来，但失去父亲的他们却很难在生存下去，思来想去，他们的母亲便将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了当地一位王姓回民家庭。这个孩子被回族人养大后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重孙子……现在他们都是回族，就住在三河镇苋麻村。

这样的故事在宁夏可信手拈来，一捏一串串，如珠玑闪耀在宁夏的乡村和城市间。过去，西海固的人们说，我们这里缺水，但不缺和谐。现在，水不缺了，和谐也更多。

马志英，女，回族，宁夏海原人。1968年出生，1987年参加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海城镇街道办南居委会居民。一个普普通通的回族妇女，以顽强的毅力和执著的母爱向贫困女娃艰辛的求学路上播撒着温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十多年来用慈母般的爱心救助了186名贫困女童，其中52名女童分别考入区内外各大中专院校……

马志英个人荣获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国际委员会提名奖、全国首届“为国教子、以德育人”好家长、全国“十大杰出母亲”、全国关爱女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慈善奖；全区道德之星、“三八”红旗手、首届“2005年感动宁夏”十大人物之一、首届宁夏“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这就是回族，与汉族人民在生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回族先民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一直积极吸收中国儒道等传统文化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各回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也得到了相应保障。在195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回族有350多万人，在当时已识别的少数民族中居第三位，仅次于壮族和维吾尔族。

当时，全国已建立了临夏、吴忠、固原、昌吉4个回族自治州、10个回族自治县和130多个自治乡（镇）。在各级回族自治地方范围内，回族人口有130多万，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作为一个人口数量较多、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却没有省一级的自治地方，这与其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

1957年7月，国家确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辖2市17县，面积6.64万平方公里，人口197万，其中回族人口为63万，占总人口的32.15%。

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的成立受到全国各省市的热情援助，从1958年初到自治区成立，全国各地调到宁夏参加生产建设的各族干部、职工就达7万人。 同时，各省、市、自治区还为宁夏代培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天津、大连等市的100余家企业就为自治区代培了4800多名技术工人。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的成立，这不仅是宁夏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实现了回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愿望，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为宁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上，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明代是回回民族最终形成的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般以公元651年， 即唐高宗永徽二年为标志。这一年大食国“始遣使朝贡”（见《旧唐书·高宗本 记》、《旧唐书西戎转》及《册府元龟》卷970），正式开始了唐廷同大食（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阿拉伯、伊朗穆斯林的泛称）的政治性往来。

在这之前，回族人的先民就有来中国做生意的，时间段可以定在公元632年阿拉伯帝国建立，也可以认为是从公元610年开始，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奉真主之命而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公元651年，两国的正式“建交”，使商业贸易正常化、正当化，回族人的先民开始陆续来到中国做生意，一部分人就由行商变为坐商了，不愿意再回去了。这即是回族人最早来到中国的先民。

今天，有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从陆地或者说是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但这种说法不全面，当时还有从海上来的，他们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他们建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礼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并建立公共墓地。他们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当然也是回民族的先民。尤其是到了宋、明两朝，陆上丝路一度不畅，甚至中断，海路甚至成了主流。

今天的宁夏等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回族来源的传说，即是有一天唐王夜间梦到妖怪闯入宫中。第二天，唐王让诸位大臣为其献策除妖。一大臣曰：西域有回回人，神通广大，请回回除妖，可保大王江山稳固。于是，大王派人请西域回回人来。回回人除妖后思念家乡，大王让每个人娶了9个貌美如仙的宫女为妻，这样他们就留在了唐土，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这个故事被清代的学者们收录在了《回回原来》一书中，至于它的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

公元755年唐帝国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叛军势如破竹，攻下了长安，各国增援。主要有大食国的军队，西域诸国的军队，回纥的军队等。

《旧唐书·肃宗本纪》：“二载……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新唐书·肃宗皇帝纪》也说：“丁卯，广平郡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兵讨安庆绪”，“至德二载九月，以广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以进讨。”

这除了在回族民间传说故事里有体现，在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等文献中也是有记载的。大食国的士兵和唐军并肩作战，很快就平息了叛乱。唐王为了感谢这些大食国的士兵，为逝者修建了陵墓，为活着的娶了妻子，还特别在国都西安附近划了一大片土地，让他们繁衍生息，保卫大唐江山。

虽说，今天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支军队到底有多少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融入了后来的中国回族。

宁夏处于丝绸之路东段北线，曾经的繁华吸引了很多丝路商人的驻足久留， 这些商人除了阿拉伯人，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人，他们当时由行商变坐商，停留在宁夏乃至沿路沿线，后来被融合进了回族中。这中间有一些人是被误认为加族的，如宋代东来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也成为回族一部分。这在我们今天被一些专家称为“犹太回族”，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仅限于宋代，仅是宋代东来的犹太人中的一部分。

犹太人可能在更早的汉朝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从唐宋年间一直到清朝，犹太人都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社群中，大部分都居住在开封。中国犹太人中最著名的一支即是开封犹太人，是在北宋时期从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地区迁入中国的河南省的。文献资料显示，因为类似的风俗，中国的犹太人常常被其他中国人错认作穆斯林。

真正东来是在元代

真正东来是在元代。蒙古帝国的3次西征 ，将蒙古帝国的铁蹄遍及欧亚广大地区。蒙古第一次西征，元太祖十四至十九年（1219—1224年）成吉思汗率军与花剌子模国进行的一场战争。蒙古第二次西征 即蒙古汗国的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至十四年（1236—1241年）窝阔台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 蒙古第三次西征（ 旭烈兀西征），元宪宗二年至世祖中统元年（1252年一1260年）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波斯的战争。

这3次西征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大量的穆斯林被编入蒙古军队，被“征发”并随蒙古大军东返，尤其是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西征。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成吉思汗将已获得的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大量工匠分配给诸路蒙古大军；为了补充兵员，又将被征服地区的征发为军，编入蒙古军中。同时，还征调已归降国的军队随征。这些工匠、被征发的军人、被征调的军队，随着成吉思汗大军而东返。”

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呢？邱树森《论元代少数民族形成及其影响》（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成等编《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5辑）：“这些被征发来的军士、工匠、教士、科技人才、妇女儿童达数十万人。”而这与后两次西征一起，最终形成了《明史》中所说的“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

另外，在历史发展中，元代被称为“啰哩回回” 、“绿睛回回” 、以及被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祆教徒等，均成了今天回族先民。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即“占城回回”、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昆仑回回”因迁居中国而成为回族的先民。

还有其他民族成为回族的。这一人群是不需要来中国的，因为他们本身就在中国。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维吾尔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后，当其迁到内地后来也被渐渐同化于回族之中。

二、元明以来，不少蒙古贵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兰教信仰而逐渐同化于回族之中。这一部分人即是过去说的“蒙回”，是我国较为独特的一个民族群体（非东乡族、保安族二族，名义上仍使用蒙古民族称号），他们住蒙古包，穿蒙古袍，通用蒙古族语言文字，是地道的蒙古民族。但他们却有别于大多数蒙古族对喇嘛教的信仰，而信仰伊斯兰教 ，他们不念喇嘛经，而念《古兰经》。旧社会当地旗衙门名册中为区别于其他蒙古族明确记载其为“蒙古回回”。与其相同的还有藏回、撒拉回等等，甚至有孔子的后代也被称为“孔回回”。

三、由于通婚和政治等原因，以及接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原因，回族之中不断吸收了一些汉族的成分。

蒙回、藏回、撒拉回甚至汉回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融合的见证。比方说，至今长沙还有一个“汉回村”，是长沙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村名是在50年代根据民族政策而批准定名的，回族在此生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全村2000多人中，三分之一是回族，其余为汉族。但“汉回村”的名称却被保留了下来。

总之，一个民族的族源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说清楚的。回族是中华56个民族之一，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回族中都涌现过不少杰出的人物，对当时、当下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回人”在进入中国后，所操语言也是相当复杂的，不是双语而是多语，还有一部分是单语，只经历了使用汉语言的里程。今天，我们一些专家将“回回人”在中国的语言经历笼统地称为“双语”，这或多或少有些偏差，甚至是完全不正确的。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指的是“回鹘”，即今维吾尔族。元代的汉文史书中，便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西亚、中亚的各族穆斯林均统称为“回回”。这时“回回”的涵义是西亚、中亚和新疆的穆斯林了，即当时的色目人。所以，“回回”这一名称的由来与回族的族源是两回事。

所谓色目人广义上的来讲，一切除蒙古、汉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都算是色目人。包括被蒙古人征服并带入大蒙古国的中亚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党项人、中亚契丹人、波斯人（花拉子模人）及少量阿拉伯人等，其中中亚突厥人最高，波斯人次之。

色目人很复杂。主要分为黄种人来源与白种人，共包括有31 种。属于白种的色目人有葛逻禄、钦察、阿速(奥塞梯)、康里、苦里鲁、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剌、撒里哥、密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拉鲁、秃鲁花、掘儿察歹、回回、乃蛮、火里剌、甘土鲁、乞失迷儿(克什米尔)、哈剌吉答歹、撒儿哥。其中唐兀(党项)、秃八(图瓦)、土伯特(吐蕃)、秃鲁八歹、雍古歹(汪古)、刺乞歹、赤乞歹、属于黄色种。乃蛮（在近日的哈萨克人中有此部落）、畏鲁儿(畏兀儿)属于黄白混血种。他们中的黄色人种较少（主要以党项、土伯特为主），故而，色目人种大多是白种人或是黄白混血种。

这么多的人种，他们会操什么语言呢？显然不可能是“双语”，它应该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语言。如此，回族的祖先说什么话就有了答案——阿拉伯语是极少部分，这也说明，今天的回族人与阿拉伯有血缘关系的也是极少的一部分。这是得到学界公认的史实、事实，也被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材。至于“单语”就更简单了，一些后来成为回族的蒙古人、西藏人以及汉人，他们根本不需要多语或者双语，就被融合了。

宁夏回族历史渊源流长，除了唐宋来此回族先民外，元朝是西域回回人大量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是宁夏有大量回回进入的发轫期。1227年蒙古军灭夏，签发大批“回回军”进驻其地，屯垦牧养，以资守御。

阿难答（?～1307年），中国元代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他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于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袭封为安西王，统辖唐兀之地（今宁夏、甘肃、陕西等地）。他自幼受一穆斯林家庭抚养，在那里“秘密地接受了木速蛮（即穆斯林）的信仰”，但因为当时安西王的封地“回回人”相当多，再加上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使伊斯兰教也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元代的一支重要文化组成部分。

据拉希德丁《史集》记载，木速蛮的信仰在阿难答心中“不可动摇”，“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他还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归信了伊斯兰教”。当时，元成宗笃信佛教，将阿难答拘捕下狱，迫令归信佛教。阿难答与元成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阿难答鉴于阿难答领地广阔，属下军队与居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强之恐激而生变，遂抚慰放还”。

1307年，元成宗病逝，阿难答虽然在争夺帝位中失败，被元武宗处死，但其部下的改宗伊斯兰教，对该教在宁夏地区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以至于今天很多学者，都将元朝境内伊斯兰教的传教事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归功于“蒙古诸王、忽必烈之孙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

由此，宁夏成为一个民族先民相对集中聚集的区域。至明代，朝廷对回族所采取的怀柔政策，使回回民族族体稳定发展，人口迅速繁衍。明初，不断有大批“西域回回”归附，被安插到灵州及固原等州县，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比较大的回族聚居点。到明代中后期，史书中已有了回族族体的正式记载。

到了清代，回族社会政治地位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但回族在全国各地聚居点仍在增加，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青和云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为稠密。与明代一样，具有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点。此时，回族农业已十分成熟，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耕方式与汉族相差无几。牧业以饲养牛羊为主，手工业以屠宰、制革、农产品加工、刺绣等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还开发矿藏，发展矿业。

商业作为回族的传统经济部门，这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回族商人的足迹遍及乡村和城市，内地和边疆，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业集团，开辟了许多新的长途交通线。经营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以皮毛业规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现了许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回回官员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职位和影响而言，则无法和过去相比。但是，汉文译著活动兴起和延续，经堂教育在全国普及，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总之，历史上，回族先民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经历数代，受到汉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他们讲汉语，读儒书，仿效汉人的姓氏字号定姓立名，与汉人、蒙古人、维吾尔等多民族成分和多元文化相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

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回族先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习俗，也因为伊斯兰教信仰而往往聚居于礼拜寺附近，形成大量回回村、回回屯、回回街区，从而发展形成小聚居、大分散格局。这种大杂居和小聚居格局，为中国的新的民族回族的形成打下基础，创造了重要条件，既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两种文明交融的结果，也是回族穆斯林融入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表现。

今天的回族在饮食习惯、服饰装饰、诞生命名、成年仪式、婚姻和丧葬、节日等习俗上，都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回族禁食猪、马、驴、骡、狗和一切自死的动物、动物血，禁食一切形象丑恶的飞禽走兽，无论牛、羊、骆驼及鸡禽，均需经阿訇或做礼拜的人念安拉之名然后屠宰，否则不能食用。日常生活中，回族不抽烟、不饮酒，但特别喜欢饮茶和用茶待客。由于分散各地，形成了不同的饮茶习俗。盖碗茶是西北回族的一种特殊嗜好。最有代表性的是“八宝盖碗茶”，即盖碗内泡有茶叶、冰糖、枸杞、核桃仁、芝麻、红枣、桂圆、葡萄干（或苹果干）等。

民族节日回族每年主要过三个重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节日均以伊斯兰教历计算。服饰衣着方面，头饰是回族最典型、最富有特点的服饰。因伊斯兰教尚白色，因此回族视白色为最洁净、最喜悦的颜色。在衣、冠颜色上以白、绿、黑色为主。回族男子戴的无檐小白帽，亦称“回回帽”或“礼拜帽”。有白、灰、蓝、绿、黑五色，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戴。

文化艺术方面，西北地区的回族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丰富民间曲艺，比较著名的就是“花儿”。“花儿”是最具有回族特色的民间歌谣，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一带的回民，有手搭耳后、面对青山唱“花儿”的习惯。“花儿”又名“少年”，发源于回民聚集的临夏，后由甘肃发展到青海、新疆一带，大都在回民中演唱。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曲调有一百余种，已形成河州花儿、莲花山花儿、宁夏花儿、青海花儿等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一般禁止在家里和村庄唱“花儿”，只能在野外唱。除了平时唱“花儿”外，各地还逐步形成了一些“花儿”会。

另外，宴席曲是西北地区回民在新婚宴席等喜庆场合演唱的曲调，特别在甘肃临夏和青海民和、化隆及宁夏等地极为盛行。有些回族青年举行婚礼时，提前邀请一些有名的唱把势，前来祝贺助兴。有独唱，有对唱，有合唱，此起彼伏，增加了婚礼的喜庆气氛。

清真寺，也称礼拜寺，是伊斯兰教信徒礼拜的地方。伊斯兰教初兴时，未有专门礼拜的场所，只是选择一洁净之处供叩拜之用。622年9月，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时，在城东南3公里处的库巴，修建了第一座简易的库巴清真寺。到达麦地那后，才建造一座正式的清真寺，后称“先知寺”，营建时穆罕默德亲自参加劳动，随后率众在寺内礼拜。

637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下令远征将领，凡开拓一个新地区，首先要在该地兴建清真寺，作为宗教活动的中心。在中国，清真寺从穆斯林进入中国的那天起，就辗转奔波，征战、屯田、经商，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他们迁徙到那里，清真寺就出现在那里。

滚钟口，位于银川市区西北约30公里处，当地人也称这里为“小口子”。它是贺兰山的一个山口，三面环山，面东敞开，形似大钟。中央有一座小山，又像是钟内悬挂着的钟锤，人称“钟铃山”，“滚钟口”由此得名。这是一个不大的地方，但有一个最大的人文特色就是“三教合一”，在这里，人们可以同时看到清真寺、贺兰庙和老君堂，在敬香叩拜佛祖之后，转身就可以看到清真寺的星月标志。

这里的佛教建筑源于西夏李元昊，他做“西夏王”时，在这里修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避暑宫苑，还有一些佛教场所。这座避暑宫苑也是西夏宫廷血案的发生地——公元1048年元宵佳节，宁令哥潜入滚钟口宫苑想要刺杀李元昊，不料与李元昊突然相撞，慌乱之中一刀砍去，削掉了李元昊的鼻子。不久，李元昊便死了。后来，这座壮丽的行宫虽然早已焚于兵火，至今遗址中仍然散布着很多大方砖、琉璃瓦等，依旧可以想见昔日的繁华。

明清的时候，人们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庙宇、楼阁，修建了贺兰庙、老君堂、大悲阁、斗母宫、小洞天、关帝庙、兴隆寺、晚翠阁、观音庙等14处庙庵台阁，这在山峰之上建了三座造型优美、小巧别致的白色喇嘛式塔。佛道开始在这里相融。

伊斯兰教的建筑相对晚一些，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虽然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一些古建筑中的精美雕刻，但它却是克马伦丁长老的拱北（伊斯兰教先贤们陵墓建筑的阿拉伯语称谓）。16世纪，也门一位叫叫马克伦丁·本·欧斯曼长老的人来到中国，于银川等地宣教30余年，在穆斯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克伦丁去世后，葬于贺兰山滚钟口，教民为纪念他，为其修建了陵墓。如今每年的7月13日长老的归真日（逝世日），这里都会有隆重的纪念日。

没有矛盾，相互接纳、吸收甚至融合，才能谈到共同的发展。事实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就一直经历着本土化历程，一直积极吸收着中国儒、道等传统文化，并呈现出了“中国特色”。滚钟口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三教合一”的建筑，反映了当地宗教派别和睦相处的氛围，被联合国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会等组织联合评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旅游目的地”。

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但在过去，中国人并不称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而是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回回教门等。具体说，宋、元称“大食教”，明代称“天方教”或“回回教”，明末至清称“清真教”，民国时期称“回教”。1956年起统称伊斯兰教。

当时的“统称”可能有着这样的考虑：即是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已经很多，除回族之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等，如果将它再叫做“回教”，难免不会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即这些民族都是回族，或者，“回教”就是回民族的宗教。

清真寺唐宋时期称内地称其为“堂”、“礼堂”、“祀堂”、“礼拜堂”；元代以后称“寺”、“回回堂”、“礼拜寺”，明代因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遂将“礼堂”等改称“清真寺”，沿用至今。

在古代汉语中，“清真”一词常被道家用来表示“纯真朴素”、“幽静高洁”之意，明代，中国的伊斯兰学者介绍伊斯兰教的时候曾使用“清静无染”、“真主原有独真，谓之清真”等词句来称颂伊斯兰教，称伊斯兰教为“清真教”，称其寺庙为“清真寺”。

后来，回族的穆斯林越来越多地将“清真”一词使用在对伊斯兰教的称颂和解读中，认为清则净，真则不杂，净而不杂是为“清真”。如此，“清真”一词与伊斯兰教的关联便渐渐牢固了起来。如今，“清真”二字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代名词，拥有着包括生活准则、制度、规范等各个方面的内涵。

明清两代所建的清真寺，受中国传统建筑影响，形式变化很大，整体结构除礼拜大殿和邦克楼外，又增置讲经堂和沐浴室，总体结构多为传统的殿宇式，大殿结构复式化，由前卷棚、中大殿、后窑殿三部分组成，多为砖木混合结构。礼拜大殿内的窑殿墙，作成拱形卷筒式的“米哈拉布”，装饰精美华丽，有的后端封闭，有的安装两扇门。邦克楼大多采用砖木结构的亭台式建筑，很少尖塔式，有的置于大门之上，既是门楼又是邦克楼，颇具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特色。

宁夏的清真寺同样也有着这种艺术和特色，如同心清真大寺以汉式建筑为主体，又兼纳了伊斯兰风格的装饰，气势雄伟，装饰精美。来到这里采访，一位姓周的负责人，向我们反复讲述的清真大寺的“中国元素”。

相传，这座清真寺修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经两次重修，是宁夏历史最悠久的清真寺之一。与近些年修建的一些清真寺不同的是，这座中国传统的清真寺大多古朴典雅，看不到任何“异域风格”。为中国传统的高台建筑，挑梁飞檐，歇山起脊，入口处的照壁，吸收中国文化，正中为一幅“月藏松柏”砖雕图，两侧是一则对联：“万物偏生沾主译，群迷普渡显圣恩。”

清真寺内的砖雕艺术，不但刀功细腻，构图精巧，而且兼容了灿烂的东西方文化。以大寺照壁的月藏松柏图为例，就用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意构成一幅宁静、和谐的理想意境，两边则用中国传统的对联形式宣扬伊斯兰文化的真谛：赞主赞圣。在对联用词和周边花饰中也表现出佛教用词和道教暗八仙的文化形式；在礼拜殿两侧的砖雕中，又以儒家推崇的文房四宝、梅兰竹菊四君子形式宣扬伊斯兰圣训中关于终身学习的主题。

清真寺建筑形式的变化是东方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之一，也见证着回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民族深情。（文/路生）